实验室中的临界点变化，可能有其迷人的美学色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可能需要我们绞尽脑汁去采取措施避免或者推动这种变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了解了稻草原理之后，我们就不仅可以从更宏观的层面上发现社会的内在变化规律，而且也更有助于我们找到一种方法，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多元化。
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斯宾塞表示，自己于20世纪70年代初从事信号博弈与细分策略研究，是在午餐桌上与托马斯•谢林的对话中得到灵感的。谢林当时问他的问题是：世界上何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具体说为什么在加州的海滩，喜欢冲浪的人与喜欢游泳的人各自为政？
这个问题，实质上指向了真实世界里人群细分背后的机制。我们在这里举的是另一个更接近现实生活的例子。
今天的美国人大多赞成种族混居的社区模式。然而现实是，在美国城市中没有几个种族混合居住的社区。
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即便人们实际上都能承受一定的种族混居，但是每一个家庭对住所的下意识选择，所形成的博弈均衡会直接导致隔离。谢林认为：假如一个地方的黑人居民的比例超过一个临界水平，这个比例很快就会上升到接近100%;假如这一比例跌破一个临界水平，这里很快就会变成白人社区。
承受种族混居的能力不是黑或白的问题，其中存在灰色地带。不同的人，无论是黑人或白人，对于最佳的混合比例是多少有着不同的见解。比如，很少有白人坚持认为社区的白人比例应达到95%甚至99%;但大多数白人在一个白人只占1%或5%的社区会感到没有归属感。多数人愿意看到一个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的比例。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图说明居住人群发展的情况，见图6-1。
图6-1不同种族居住人群发展情况
小区白人家庭比例(%)
纵轴表示一个刚刚迁人的新住户是白人的概率，这一数字以目前的种族混合比例为基础。曲线右上方表示假如一个社区变成了完全的种族隔离，即全是白人，那么下一个迁人的住户就很有可能是白人。假如种族混合比例降到白人只有95%或90%，那么下一个迁人的住户是白人的概率仍然很高。假如种族混合比例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变化，那么下一个迁人的住户是白人的概率就会出现一个急剧下降。最后，随着白人的实际比例降至0,这个社区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极端的种族隔离，即住户全是黑人，那么下一个迁人的住户也很有可能是黑人。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地人口种族混合比例恰好等于新迁人住户种族混合比例时，才会出现均衡，并且保持稳定。然而，社会原因将一直推动整个社区向一个极端的均衡移动，谢林将这一现象称为“颠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假定中间的均衡是70%的白人和30%的黑人。偶然地，一户黑人家庭搬走了，搬进来一户白人家庭。于是这一社区的白人比例就会稍稍高出70%,那么下一个搬进来的人也是白人的概率就会高于70%。这个新住户加大了向上移动的压力。假设种族混合比例变成75:25,颠覆的压力继续存在。
这时，新住户是白人的概率超过75%，我们可以预计整个社区将会变得越来越隔离。这一趋势将一直发展下去，直到新住户种族比例等于社区人口种族比例。如图6-1所示，这一情况只在整个社区变成全白人社区的时候出现。反之亦然。
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户人家的行动对其他人家的影响。从70:30的比例开始，若有一户白人家庭取代一户黑人家庭，这个社区在打算搬进来的黑人家庭看来就会减少一分吸引力。但造成这一结果的人不会付出任何代价。
要阻止这个颠覆过程的加速，必须借助于公共政策的实施。
美国芝加哥橡树园作为一个种族和谐混居社区，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样板。这个样板社区采用了两种手段：一是该镇禁止在房屋前院使用写有“出售”字样的招牌，二是该镇提供保险，保证住户的房屋不会由于种族混合比例改变而贬值。
第一项政策的作用在于，使有人搬离这种有可能被视为坏消息的信息不会扩散，因而在这所房屋出售之前，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所房屋要出售，从而避免了恐慌。
然而如果只有第一项政策，业主们可能还会觉得他们应该趁着还能出手的时候卖掉自己的房屋。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等到整个社区“颠覆”以后再卖，自己的房屋已经大大贬值。不过，保险消除了会加速颠覆过程的经济上的恐惧。实际上，如果这种保险能够阻止颠覆过程，那么不动产的价值就不会下跌，因而也就不会付出任何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