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从挤兑现象引申开来，似乎又回到了囚徒困境的模型。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再探讨使每个参与者参与挤兑的机制，而是由此寻找一种能够避免争相挤兑，从而走上集体优化的道路。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一个人有一妻一妾，妻子年纪大而妾年轻。于是，妻子每天都把丈夫头上的黑发拔一点下去，以使他与自己的年龄相配，同时使他在朋友面前的形象也显得更为德高望重一些。而小妾每天把丈夫的白发拔一点下去，以使他显得年轻一些，显得更有活力一些。过了没有多久，这个人变成了秃头。
无论是妻还是妾，她们为这个男人拔头发的动机都无可非议，但是最终却是两败俱伤，不，是三败俱伤，把自己的丈夫变成了秃头。单纯地批评她们的愚蠢是于事无补的，正如生活中无数类似的故事一样，我们需要的是实现集体优化的解决方法。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集体优化是不需要刻意追求的，只需要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优化的效果。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一度成为广泛流传的观念。
其实，这种思想真正的来源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书中提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从个人自利的经济行动中，提炼出社会整体的经济福祉。让我们重温一下这段经典论述：
“我们的晚餐并不是来自屠夫、啤酒酿造者或点心师傅的善心，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每个人’只关心他自己的安全、他自己的得益。他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他原本没有想过的另一目标。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也实现了社会的利益，比他一心要提升社会利益还要有效。”
1776年这段话在《国富论》中出现以后，很快成为鼓吹利伯维尔场经济者的最有力论调。很多人因此认为，经济市场的效率意味着政府不要干预个人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自利尝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发达，这种思想及其各种变化形式，迅速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价值准则，或者为自利行为辩解的一种论据。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认为，在幅员足够大的共和国中，不同政治派别图谋私利的行为，在某种自动的作用之下反可形成内政的和谐。
由孟德斯鸠首倡并且实践的美国宪法之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观念，也是出自同一观点。分权的B的是防止专制，而不是为了政府和谐；其用意在于使政府各部门在追求本身利益的同时，能节制过分的行为，从而促进大家的利益。
同样的原则被应用到国际事务里。各国追求本身利益的同时，对国际社会也会有所贡献，仿佛有一只隐形的手，能够保证各国凭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必能为人类全体带来福祉。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只要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世界就会取得最好的结果。囚徒困境已经向我们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囚徒困境里，当一名囚徒坦白时，他伤害了他的同伴，却不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他们两人都是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反而要服长的刑期。只有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或者相互合谋(串供)时，才可以得到最短时间监禁的结果。
从囚徒困境我们知道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也可能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每个人可能去做从个人看来最好的事情，却得到了从整体看来最坏的结果。实在有太多人会做错事，又或者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太容易做错事。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说“看不见的手”在许多方面是失灵的。
奥曼于1987年提出了“相关均衡”机制。所谓相关均衡是指，通过某种客观的信号装置以及当事人对信号的反应，使本来各自为政的个体行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形成一种共赢的结果。
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交通路口设置红绿灯、设立金融中介组织以及各种社会媒体与中介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欧佩克组织等，可以说都是为了使各方在合作中走向共赢。
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在有政府存在之前，自然王国充满着由自私个体的残酷竞争所引发的矛盾，生活显得“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浅薄”。按照他的观点，没有集权的合作是不可能产生的，一个有力的协调机制是推动社会发展所必要的。
然而，真的如他所说，除了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再没有其他达成共赢的形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