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个叫夏彪之的人到新昌做县令。他问当地一个村官：“鸡蛋一文钱可以买几颗？”村官答道：“三颗。”这位县令即刻掏出一万文钱来，叫村官替他买三万颗鸡蛋。继而说：“今天我不便带走，你让各家母鸡代为孵一下吧。”村官不敢怠慢，于是就成了三万只小鸡。过几个月，县令找到村官，命他把寄养的小鸡都卖掉。虽然小鸡死了不少，但是村官不敢少给钱，只能按一只30文的价钱把钱给了县令，一共90万文。
不久，县令又来到另一个村问当地的村官：“竹笋一文钱可以买几根？”村官回答道：“五根。”县令于是又拿出一万文钱来，让村官帮助他买五万根，然后对村官说：“我也不需要那么多笋，就先养在竹林里吧。”到了秋天，竹子都长大了，一根可卖十文钱。县令命令村官帮他把竹子卖掉，又获得了50万文。
这140万中间，县令先期投资两万，也下了本钱。县令的狡猾和无赖之处在于，他没有追加任何投资，而且在过程中转嫁了风险，却坐享其利。用博弈论的语言，就是减少了自己的等待成本。
在一场博弈当中，决定大饼切分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各方的等待成本。虽然双方可能失去同样多的利益，一方却可能有其他替代做法，有助于部分抵消这个损失。
举例来说，假定工会与管理层谈判期间，工会成员可以外出打工，每天挣300元。于是，每次轮到管理层提出反建议的时候，出价不仅不能低于工会将在次日得到的收入，同时当天的数目至少要达到300元。工会从300元开始，这是其成员在外打工可能挣到的数目。企业正常运转时每天利润为1000元，余下只有700元可以谈判，原则是双方平均分配，即各得350元。因此，工会得到650元，而管理层只得到350元。
在其他情况下，管理层也有可能处于有利地位。比如，管理层一边与工会谈判，一边发动不愿参加罢工的工人维持企业运转。不过，由于这些工人的效率比较低或者要价更高，又或是由于开工不足，管理层每天得到的收入只有500元。假定工会成员在外面完全没有收入。这时工会愿意尽快达成协议，根本不会当真发动一场罢工。不过，发动不愿罢工者维持企业运转的前景，会使管理层处于有利地位，它将因此得到每天750元的收入，工会只得250元。假如工会成员有可能外出打工，每天挣300元，同时管理层可以在谈判期间维持企业运转，每天挣500元。那么，余下可供讨价还价的数目只有区区200元。管理层最后得到600元，而工会得到400元。
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是，谁能在没有合作的情况下过得越好，谁就越是能从讨价还价的利益大饼中分得更大一块。博弈论的观察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贴现率的世界。如果有人以为此乃平常之论，那一定是由于没有体会过它的强大威力罢了。
在《孙子兵法》中，我们也可以看贴现思想的影子。谋攻篇中指出：“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也就是说战争需要一个庞大的后勤消耗来支撑，战争每进行一天，战争的得益就减少相应的数量。于是现在和未来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人们赋予现在一个更大的权重，博弈论用贴现率标识它。正因如此，孙子教给我们一个战争最重要的原则：“故兵贵胜，不贵久。”
这是理解我国历史上无数战争局势的关键所在，也是先人最擅长的智慧。在判断一场旗鼓相当的战争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战争双方的贴现率，也就是双方不耐心的冲动指数，“吾故知其败”。一场力量不对称的战争中，战争的局势及其容易演化成一方高挂免战牌，另一方求战不得之后退兵的情形。
三国时，刘备入川苦战几年最后攻到成都之下，这是一场微妙的战争。刘璋的许多下属劝刘璋把成都外围的百姓迁人成都，粮食烧光，来一个坚壁清野。刘璋没有采取这些意见，史书记载由于仁慈和懦弱刘璋选择了投降，令后人读到这里不免叹息。
历史并非因一个人的性格而这样发展，双方胜负的原因在于：刘备是一个贴现率很低的对手。刘备在荆州人多地窄，没有发展土地势必会崩溃，因而时时充满着危机感，未来价值太低。虽然刘备本人有“折而不挠”人格，是一个非常注重未来价值的人，但是时局迫使他采取鱼死网破的策略。
贴现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孙子提出“因粮于敌”可以提高自身的贴现率。因粮于敌后来也成为一个有名的战术。但是，“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讨价还价的博弈中，最终的协议会把较大份额分配给更加耐心的一方。贴现率可视为耐心的度量，平衡着现在和未来。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必须猜测对方的等待成本。由于等待成本较低的一方能占上风，各方符合自身利益的做法，就是宣称自己的等待成本很低。不过，没有人对这些说法照单全收；必须加以证明，证明自己的等待成本很低的做法是：有意主动制造这些成本，以此显示你能支持更长时间；或者自愿承担造成这些成本的风险——较低的成本使较高的风险变得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