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的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来到马棚视察。他一见养马人就关心地询问：“马棚里的大小诸事，你觉得哪一件事最难？”养马人一时难以回答。这时，在一旁的管仲代他回答道：“从前我也当过马夫，依我之见，编排用于拦马的栅栏这件事最难。”齐桓公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呢？”管仲说道：“因为在编栅栏时所用的木料往往曲直混杂。你若想让所选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显得极其重要。如果你在下第一根桩时用了弯曲的木料，随后你就得顺势将弯曲的木料用到底，笔直的木料就难以启用。反之，如果一开始就选用笔直的木料，继之必然是直木接直木，曲木也就用不上了。”
管仲虽然说的是编栅栏建马棚的事，但其用意是讲述治理国家和用人的道理：如果从一开始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那么后来就只能是将错就错，而很难纠正过来。
管仲的确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寥寥数语之中，揭示了所谓社会ESS策略的形成，也就是被后人称为路径依赖的社会规律：人们一旦做了某种选择，这种选择会自我加强，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在强化它，一直强化到它被认为是最有效率最完美的一种选择。这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不能轻易偏离。
科学家曾经进行过这样一个试验，来证明这一规律。他们将四只猴子关在一个密闭房间里，每天喂食很少食物，让猴子饿得吱吱叫。然后，实验者在房间上面的小洞放下一串香蕉，一只饿得头昏眼花的大猴子一个箭步冲向前，可是当它还没拿到香蕉时，就触动了预设机关被泼出的滚烫热水烫得全身是伤。后面三只猴子依次爬上去也想拿香蕉时，一样被热水烫伤。于是众猴只好望蕉兴叹。
几天后，实验者用一只新猴子换走一只老猴子，当新猴子肚子饿得也想尝试爬上去吃香蕉时，立刻被其他三只老猴子制止。过了一段时间实验者再换一只新猴子进入，当这只新猴子想吃香蕉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不仅剩下的两只老猴子制止它，连没被烫过的半新猴子也极力阻止它。
实验继续，当所有猴子都已被换过之后，没有一只猴子曾经被烫过，上头的热水机关也被取消了，香蕉唾手可得，却没有猴子敢去享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似乎与此无关的问题。大家知道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1435毫米)，但这个标准是从何而来的呢？
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电车的轮距标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因为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这是因为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原来，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其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罗马人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的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现代铁轨的宽度，一系列的演进过程，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路径依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路径依赖”这个名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戴维在《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中首次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戴维与亚瑟•布莱恩教授将路径依赖思想系统化，很快使之成为研究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分析方法。他指出，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初始选择本身也就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自己。
这也可以解释前文的猴子实验。由于取食香蕉的惩罚印象深刻，因此虽然时过境迁、环境改变，后来的猴子仍然无条件服从对惩罚的解释与规则，从而使整体进入路径依赖状态。
路径依赖理论被总结出来之后，入们把它广泛应用在各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要么是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是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想要完全摆脱变得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