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方案会比另一个方案好得多。但即便如此，并不表示更好的方案一定会被采纳。如果一个方案已经制定了很长时间，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出现了更可取的方案，这时要想改革也很不容易。
要理解这一点，一个著名例子是电脑键盘的设计。
键盘是电脑配件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部件，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输人设备，无论是操作电脑还是玩游戏都得通过它来完成。近140年前的1868年，键盘出现在斯托弗•拉思兰•肖尔斯所发明的机械打字机上，当时的键盘是由26个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按钮所组成。因为打字机的设计是通过人在打字时按下的键会引动字棒打印在纸上，当人们熟习应用，打字速度加快，机动字捧追不上人手打字速度，经常交叠在一起，，而出现卡键现象，甚至互相拍打而损坏。
直到19世纪后期，对于打字机键盘的字母排列仍然没有一个标准模式。1873年，克里斯托弗•肖尔斯把键拆下来，将较常用的键设计在较外边，较不常用的放在中间，从而形成目前众所周知的Q、W、E、R、T、Y键排列在键盘左上方的方案。这种排法也就因其左上方第一行的头六个字母而被称为“QWERTY”排法。
选择这一排法的目的是使最常用的字母之间的距离最大化。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解决方案：有意降低打字员的速度，从而减少各个字键出现卡位的现象。但是销售商对这种排列发生疑问，于是肖尔斯撒谎说，这是经过科学计算后得到的一个“新的、改进了的”排列结果，可以提高打字速度。这完全是撒谎，凡是用熟练了，怎么排列打字速度都会快。可是当时人们就信以为真，并且把用其他方法排列的打字机挤出了市场。
QWERTY的设计安排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非常糟糕，因为设计者错误地把问题定位为人们打字太快。但是，“快”其实不是一个问题，人们使用打字机，时间一久便会熟能生巧，愈打愈快，这是无可避免的。而且打字机是为了方便人们，以短时间完成文章的，所以快也是应该的。因此，设计者应把问题定位于字棒太慢才对。然而，随着1904年纽约雷明顿缝纫机公司已经大规模生产使用这一排法的打字机，而这种排法实际上也成为产业标准。
随着科技的发展，后来的电子打字机已经不存在字键卡位的问题。工程师们也发明了一些新的键盘排法，比如DSK(德沃夏克简化键盘)，能使打字员的手指移动距离缩短50%以上。同样一份材料，用DSK输入要比用QWERTY输人节省5%～10%的时间。但QWERTY作为一种存在已久的排法，被人类广泛利用到电子词典、电脑等地方，成为键盘的标准设计。不仅几乎所有键盘都用这种排法，人们学习的也多是这种排法，因此不大愿意再去学习接受一种新的排法。于是，打字机和键盘生产商继续沿用QWERTY标准。
假如DSK标准从一开始就被采纳，今天的技术就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不过，鉴于现在的条件，我们是不是应该转用另一种标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在QWERTY之下已经形成了许多不易改变的惯性，包括机器、键盘以及受过训练的打字员。这些是不是值得重新改造呢？
从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曾广泛使用DSK打字机对打字员进行再培训。结果表明，再培训的成本只要使用新型打字机10天就能全部得到弥补。
私营企业主愿不愿意做这个再培训的工作呢？假如他们知道这样做从经济角度上看是合算的，大概也会这样做。但是发现DSK的好处是一件并不容易而且要付出代价的事情，因此没有几个私营企业主愿意提供再培训服务，却要由某个像美国海军这样的大型机构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随着机械打字机被电子打字机和电脑键盘取代，即便是现有的QWERTY键盘存货也木能像以前那样阻挠改革，因为现在各键的排法只要改变一个小芯片，或改写某个软件就能完全实现。
不过，事实证明我们就是跳不出那个恶性循环。没有一个个人使用者愿意承担改变社会ESS策略的成本，个人之间的难以协调，把我们紧紧束缚在QWERTY之上。历史上那个导致几乎100%的打字员都使用QWERTY的偶然事故，现在看来具有使其自身永生不朽的本事，即便当初推动发明的理由早已不存在。
QWERTY不过是历史问题怎样影响今日选择的一个证明。在某一历史阶段曾经必须考虑的理由，到了今天可能已经无关紧要。今天，在选择相互竞争的技术时，类似打字机键卡位这样的问题与最终选择的得失已经毫无关系。在历史无法重新来过的情况下，如果使这种不好的路径依赖得以改变，仍然有可能使每一个人都从中受益。但历史上出现的偶然亊故，不一定可以由今天的市场加以修正，市场的力量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用武之地。我们选择QWERTY键盘的经历，迫使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这种相对比较差的技术。
通过博弈论的分析我们发现，出现相对较差的标准，与其说是技术上的问题，不如说是行为上的问题。有关的例子都有一个均衡，在那一点上，大家一致在报税时做手脚或超速驾驶，甚至在事先约定的时间之后1小时才赶到会议现场。若要从一个均衡转向一个更好的均衡，需要通过协调行动来进行，最有效的办法可能是借助一场短期而严厉的运动。
假如要改变一个相对比较差的标准，公众政策可以引导大家协调一致地转向。在键盘的例子里，如果多数电脑生产商一致选择一种新的键盘排法；或者一个主要雇主(比如政府)愿意培训其职员学习一种新的键盘，就能将这个均衡完全扭转，从一个标准转向另一个标准。
将度量衡的英寸和英尺转为公制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充分利用日光而协调一致转用夏时制也是一个例子。要使这种策略行动发生作用，没有必要改变每一个人，只要改变临界数目的一部分人就可以了。只要取得一个立足点，随大流效应就能达成一个可以自动维持下去的均衡，更胜一筹的技术就能站稳脚跟，逐步扩张自己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