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在上海开会期间，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次访谈节目，一个美国在华女投资人说了一句话：“我们美国人吃香蕉是从尾巴上剥，中国人总是从尖头上剥，差别很大，但没有谁一定要改变谁的必要吧。”
世界上许多事，国家间的大事，人与人之间的小事，许多都与这个“从哪一头吃香蕉”的问题有相似的地方——各持一端，也许都有道理。一个人很难让自己改变剥香蕉的习惯。
无论备惰者还是勤勉者，养金鱼都没有问题。勤勉者可以每天换一次水，懒惰者尽可以一月一换。只是如果突然改变换水的习惯，变一天为一月，或变一月为—天，金鱼都可能莫名其妙地暴毙。勤勉者据此得出结论：金鱼必须一天一换水；懒惰者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金鱼只能一月一换水。
这就如同我们剥香蕉的方式，很多人之所以急于改变，其实是出于一种自卑与近视。如果遇到难以进行的改变，我们不妨先试试换个角度去想，它是不是一个香蕉问题？如果是，那么既然香蕉是可以从两头吃，那么这种改变又有什么必要呢？
在人们的生活中，存在着种种惯例，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规范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的“未阐明的规则系统”，尽管它不像种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那样是一种成文的、正式的、由第三者强制实施的硬性规则，而只是一种非正式规则，一种诺思所理解的“非正式约束”，但是它巨大的影响力却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作者康芒斯指出：“至于某些习俗，像商誉、同业行规、契约的标准形式、银行信用的使用、现代稳定货币的办法等等这一切都称为‘惯例’，(因此)好像习俗与惯例有一种区别似的。可是，除了所要求的一致性和所允许的变化性的程度不同而外，并没有区别。”接着，康芒斯还举例道，在现代社会中使用银行支票的惯例，其强迫性不下于在欧洲中世纪佃农在领主土地上服役的习俗。一个现代商人不能自由使用现金，而必须用银行支票，这很像佃农不能自由去跟盗侠罗宾汉入伙一样。如果一个现代商人拒绝收付银行支票，他根本就不能继续生存。许多其他的现代惯例，也有同样的情况。如一个工人在他人都7:00准时上班的情况下8:00才到，就不能保住他的饭碗。
ESS策略能提供给博弈的参与者一些确定的信息，因而它也就能起到节省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交易费用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格式合同。格式合同又称标准合同、定型化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合同条款，对方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者不同意。因此，对于另一方当事人而言，要订立合同，就必须全部接受合同条件。现实生活中的车票、船票、飞机票、保险单、提单、仓单、出版合同等都是格式合同。在进行一项交易时，只要交易双方签了字就产生了法律效力，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一项交易活动。这种种契约和合约的标准文本，就是一种ESS策略或称惯例。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种标准契约和合约文本，在每次交易活动之前，各交易方均要找律师起草每份契约或合约，并就各种契约或合约的每项条款进行谈判、协商和讨价还价，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一种经由签约而完成的交易活动的交易成本将会髙得不得了。
《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一篇文章分析中国人中秋节互赠月饼的礼仪。若干年以前，每块1/4磅重的月饼一一最常见的馅是由莲蓉、糖、油组成的——是贵重的礼品，稀罕的饕餮美食，人们把月饼精心地保存到寒冷的冬季，即大多数人仅能吃上大白菜的时令。不过，居住在城市里的中国人现在富裕了，月饼变得更像是累赘而非礼品了。就像美国的圣诞节水果蛋糕一样，蛋糕被人们送来送去，直到节日终了——最后一个收到蛋糕的人就不得不吃了它，或者悄悄地扔掉。
在人们天天只能吃大白菜的时代里，月饼是一种有意义的礼品，会带来某种受欢迎的改善。令人困惑的是，人们为什么要在收到月饼之后回赠月饼，而不是消费自己买的或者做的月饼？答案在于，月饼赠与是人们传递给朋友、亲属、同事的信号，以此表明自己是良好的合作者。像其他非货币赠与一样，月饼一方面对赠与人来说是成本高昂的，另一方面对受赠人来说又价值不大——它湮没在了源自人际关系的合作收益之中。
为什么赠送月饼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成为了一种信号？
答案是，人们今年相互赠送月饼，是因为他们去年就相互赠送月饼。在任何时间，人们的行为必须符合基于此前一段时间的预期。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其他人就会开始怀疑他是否想延续某一关系。
除了这些显性的惯例，还有一些隐性的，但是心照不宣的惯例，同样在支配着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著名作家吴思将其称为“潜规则”，事实上，这三个字也是他的一本流传很广的书的名字。在《潜规则》一书中，吴思指出，支配官僚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