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车市场模型以及“信息不对称”影响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大家又相继发现了许多“柠檬市场”。比如在烟、酒等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也是因为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隐藏了信息。
经济学家斯宾斯发现人才市场其实也是个“柠棣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愿意开出的是较低的工资，除了平庸的“柠捸”之外根本不能满足精英人才的需要，结果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斯蒂格利茨发现信贷市场也是个“柠檬市场”：因为信息不对称，贷款人只好确定一个较高的利率，结果好的本分的企业退避三舍，而坏的压根就不想还贷的企业却蜂拥而至。这两位教授因此同阿克洛夫一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逆向选择的理论也说明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那么髙质量产品的卖家和需要高质量产品的买家无法进行交易，双方效用都受到损害；低质量的企业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和权利，迫使髙质量的企业降低质量，与之“同流合污”；买家以预期价格获得的却是较低质量@产品。这样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就是假冒伪劣泛滥，形成“劣币驱良币”的后果，甚至市场瘫痪。
逆向选择在组织设计上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有益的思路。一个组织岗位的设计，必须考虑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设计官僚选拔机制的时候，必须在要求说真话和不偷懒之间做一个折中。比如老师让没做作业的学生举手，如果你对举了手的学生惩罚太重，那么下次就没有人会再说真话，而如果你惩罚太轻，又会诱使更多的人不做作业。
学者吴思曾经提出过一个“淘汰清官定律”，并且从经济等角度进行了解析。在本节中，我们可以通过《韩非子》中的一个故事来更感性地理解这个定律。
战国时，魏国西门豹初任邺地的县官时，为官清廉，疾恶如仇，刚正不阿，深得民心。但因他对国君魏文侯的左右亲信官员从不去巴结讨好，所以这伙人勾结起来，说了西门豹许多坏话。年底，西门豹政绩突出，本应受嘉奖，却被魏文侯罢了官。
西门豹心里明白自己被罢官的原因，便向魏文侯请求说：“过去的一年里，我缺乏做官的经验，现在我已经开窍了，请允许我再干一年，如治理不好，甘愿受死。”魏文侯答应了西门豹，又将官印给了他。西门豹回到任所后，开始疏于政事，而是重重地搜刮老百姓，并把捜刮来的东西奉送给魏文侯身边的官员。一年过去了，西门豹回到国都述职时，魏文侯亲自迎接并向他敬礼，对他称赞有加，奖赏丰厚。
这时，西门豹严肃地对魏文侯说：“去年我为您和百姓做官有政绩，您却收缴了我的官印。如今我因为注重亲近您的左右，所以印象好，您就对我大加礼遇，可实际功劳大不如过去。这种官我不想再做下去了。”说完，西门豹把官印交给魏文侯便走了。
清正廉洁却被罢官，重敛行贿却名美位固，其含义发人深省。西门豹前后判若两人，想必他对为官之道也是十分清楚的。他不想做一个谀上欺下的“坏官”，只想做一个清明、严格、廉洁的“好官”。做“好官”难，做“坏官”易，既然这样只有以弃官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了。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对中西方的管理体制进行对比时，说中国缺乏理性的数目化的管而其实，在人治集权制下，人事任免权在上级官僚手中，而只要上级官僚对下级官僚的政绩是不完全信息的话，必然出现数字造假，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这说明在人治集权之下，数目化管理也是不可能实施的。
要减少逆向选择，就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思路是委托人或“高质量”代理人通过信息决策，减少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解决的途径有两个：其一是委托人通过制定一套策略或合同来获取代理人的信息，这就是“信息甄别”；其二是“高质量”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向委托人传播自己的私人信息，这就是“信息传递”。
同样的道理，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必须设计出分离均衡，使那些说真话不偷懒的官和不说真话并且偷懒的官都有所选择，把比较差的官_选出去。这也是一个行政制度具有效率的必要条件。
一个制度要有好的效率，必须让那些具有信息优势的人来监督官员。谁具有信息优势呢？当然是那些本地的居民。俗话所说的“邻居一杆秤，街坊千面镜”，所反映的就是本地居民的这种信息优势。反之，如果一个组织让那些具有信息劣势的人来监督官员的话，就会产生很多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荒唐事，而且会演变成一个鼓励官员说谎和偷懒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