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教育在有些方面与鼎盛时期的雅典教育非常相似。雅典的学子必须通篇背诵荷马的著述，而中国的学子也要熟读儒家的经典。雅典人被教导在礼仪举止中必须表现出对众神的尊敬，但是并不阻碍自由的思想中出现的怀疑。同样地，中国人要学习与供奉祖先相关的礼仪，但并不表示他们必须信奉这些礼仪的含义。受过教育的成年人理应自由且恰当地有所怀疑；任何事情都值得讨论，而只有凡夫俗子才会妄下定论。各种真知灼见应该是餐桌上愉快的谈资，而不是面红耳赤争取来的东西。卡莱尔认为柏拉图是“高贵的雅典绅士，在理想国悠然自得”。从中国的圣贤身上，同样能看到这种“在理想国悠然自得”的品格。而这份悠然自得往往是基督教文明的圣人所不具备的，除非他们像歌德那样深得希腊精神的精髓。雅典人和中国人一样希望享受生活，而且他们对于享受生活的理解中还融入了一份精致的审美品位。
但是，在这两种文明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从广义上说，这些差异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希腊人精力旺盛，中国人懒散。希腊人把精力倾注在艺术、科学和战争上——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政治与爱国精神给希腊人提供了宣泄的实用途径：被罢黜的政客会带着一队流放者发起反攻。而在中国的官员遭到罢免之后，则会归隐山林，吟诗作赋，从田园生活中寻找乐趣。相应地，希腊文化自我摧毁，而中国文明只可能被外部力量所破坏。但是这些差异似乎并不全然是因为教育，因为在日本，儒家教育就没有带来中国文人身上那种慵懒得成了气候的怀疑主义。只有京都是个例外，在那里形成了类似巴黎圣日尔曼法布街的贵族圈子。
中国的教育带来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进步或科学。也许这正是怀疑论的必然结果。激进的观念带来的要么是进步，要么是灾难，但绝不是稳定。科学在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时，拥有的是科学的信念。而在怀疑论的文化氛围中，这种信念是难有一席之地的。在一个借助现代发明才得以统一的充满争斗的世界上，国家要自我保护就必须充满活力。没有科学就没有民主：中国的文明局限于一小部分文人，而希腊文明的基础是奴隶制。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中国的传统教育难以适应现代世界，也为中国人自身所摒弃。十八世纪的绅士们在某些方面跟中国文人很是相似，现在也同样难以为继了。
在所有主要国家中，现代日本最清晰地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强国。日本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调动热情培养国民为国献身的意识，并通过他们掌握的知识为国家效力。这种一石二鸟的高超技巧当得起任何称赞。自佩里舰长率领舰队远征以来，日本人一直处境艰难，危在旦夕；而如今他们取得的成功证明那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除非我们认为寻求自保本身应当受到谴责。然而，日本的教育方法只有在濒临绝境时才是正当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陷入同样的境地，便难逃指摘。神道教的内容连大学教授也不可置疑，但是里面包含的历史就像《创世记》一样未必可信；跟日本的神学统治相比，美国的代顿审判案都不免相形见绌。伦理道德上的统治也是如此；民族主义、孝道、天皇崇拜等等通通不允许讨论。因此，日本在许多方面难以取得进步。僵化的统治制度可能导致一种巨大的危险，就是一旦要取得进步，就会引起革命。尽管还没有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但是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主要是由教育体系引发的。
当代日本的缺陷跟古代中国恰好相对。中国文人疑虑重重，而且懒散，而日本人接受教育以后，变得太过教条和精力过剩。恪守怀疑或者恪守教条都不应当是教育所追求的成果。教育应当造就的是一种信念，那就是尽管需要克服一些困难，但知识是可以设法获得的；在某个时间点，许多冒充知识的东西可能或多或少带来误解，但这些错误可以通过细心和勤奋得到纠正。基于信念来采取行动时，在小错可能带来大祸的地方，我们就要小心翼翼；但无论如何，一切行动都应当以信念作为基础。这样的心态很难达到：既要有较高程度的智识，又要保持热情不会消退。尽管困难重重，仍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这就是科学的心态。知识正如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样，虽难求，却并非不可得。教条主义者忘记了困难，而怀疑论者否认了实现的可能。二者都有误解，一旦这些误解大规模扩散，社会就会遭殃。
至今英国公立学校实行的仍是阿诺德博士的教育体系，但这一体系却有着另一种缺陷：它是贵族式的。其目的是为大英帝国本土或是遥远的海外领地培养有权有势的官员。贵族阶级如果想延续下来，必须拥有美德；而这些美德是在学校传授的。学校对人的培养目标是精力充沛、坚忍克制、体魄强健、具有某些坚定不移的信念、刚正不阿，并且坚信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担负着重要的使命。让人惊讶的是，上述目标都得到了实现。但为此却抛弃了思辨，因为思辨产生怀疑；抛弃了同情，因为同情心会干扰对“劣等”民族或阶级的统治；抛弃了善良，选择了铁石心肠；抛弃了想象力，选择了一意孤行。
假使世界一成不变，具备斯巴达人优缺点的贵族或许能得以代代相传。但是贵族已经落后于时代，即使是最富智慧、最具美德的统治者也无法让黎民百姓俯首听命了。于是统治者采取了暴力统治，而暴行进一步引发了起义。现代世界的复杂越来越需要智慧，而阿诺德博士却为所谓的“美德”牺牲了智慧。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滑铁卢战役或许能够打赢，但是大英帝国却将一败涂地。现代世界需要一种新的人才，需要更多富于想象力的同情心，更善于思辨的随机应变，少一些对凶狠蛮力的迷信，多一些对技术知识的信心。未来的管理者应当成为自由公民的仆人，而不是大众称颂的明君。英国高等教育中的贵族化传统埋下了祸根。或许这种传统可以逐渐消除；或许古老的教育机构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对此我不敢妄加评论。
美国的公立学校进行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创举，并大获成功：将不同种族的人转变为一个民族。这一创举完成得十分巧妙，而且整体上非常有益，那些成就创举的人实在值得称颂。但是美国跟日本一样，处境非常特殊，在特殊处境下合理正当的事业未必适用于每时每地。美国拥有特定的优势，也面临特别的困难。其优势包括：相对富足；免于战败的危险；相对免于中世纪遗留传统的束缚。移民们眼中的美国弥漫着民主的氛围和相对发达的工业技术水平，我认为这是几乎所有移民逐渐推崇美国甚于祖国的两个主要原因。但是一般而言，真正的移民保有双重的爱国主义：在欧战期间，他们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祖国一边。他们的孩子则不再忠于父母的祖国，而是彻底地成了美国人。父母的态度要归因于美国的优势；而孩子的态度则很大程度上由学校教育决定。我们所关心的正是学校发挥的作用。
若学校教育可以取材于美国确实具备的优点，此时当然没有必要传授那些错误的标准，来干扰美国爱国主义的灌输。但是在讲到欧洲旧世界比美国新世界优越之处时，就非得装作对真正的卓越漫不经心的样子。西欧的知识水平和东欧的艺术造诣整体上都比美国高出一筹。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整个西欧也不像美国那么迷信。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个人都不像美国人那样容易盲从：即使政治自由少于美国，但是内心却更加自由。在这些方面，美国公立学校的做法是有害的。这种害处决定了传授的内容是排他性的美国爱国主义。同日本学校一样，这种错误根源在于将学生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教师应当热爱学生甚于热爱国家，否则就不是理想的教师。
（郑文博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