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有何用途？我们接受了大学教育，但很少听到过这个问题——一时间要给出答案，恐怕多少有些茫然。考虑良久后，我能给出的最为简明扼要的回答就是：大学教育的理想追求，期望为你达成的最佳成就便是——帮助你在遇见贤达时能有知人之明。这句话既适用于男校，也适用于女校；但它绝非戏言，更不是以偏概全的空洞辞藻。
有关大学教育和商学院、技校或专科院校教育的差别，我们平常听到的说法是什么样的？大学之所以唤作高等教育，是因为其通识性与非功利性。你被告知，在“院校”中掌握的是一门相对狭窄的实用技能，而“大学”赋予你更加自由的文化、广阔的视野、历史的视角、哲学的氛围，或是类似的词汇描述的东西。你听到的是，院校能让你成为完成特定事项的有效工具；但是仅此而已，就像呛人的原油一样无法传播光亮。大学和学院则不然，尽管它们让你在应对这种或那种实用任务时没那么熟练，但是却向你的整个头脑注入比技能更为重要的东西。它们重新塑造你，让你拥有良好的修养；培养你的心智，让你成为思想上的“知音”。在这里如果你暴露出粗俗不堪的本性，学校不会像技校那样坐视不管。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这也是从大学里出来的人宣称的大学教育的独到之处。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呢？
首先，即使是最狭义的职业或专门训练当然也不止培养熟练工那么简单——它还让人能够对他人的才能做出判断。不管是律师、医生、泥瓦匠还是管道工，这些训练让其具备对该项职业的辨别能力。他通晓整个行业中优和劣的差别；在本职工作完成得好时，一眼便知；并且凭借对自身领域的把握，大致地知道优秀到底是什么，在合适的情况下便能举一反三，对其他领域也做出判断。精益求精、干净利落、圆满完成；敷衍了事、消极怠工、漏洞百出——这些词汇表明在众多不同的工作中都有同样的对比。那么，到目前为止，即使是最卑微的手工艺人也可以发挥微小的力量，来判断普遍意义上工作的优劣。
既然如此，我们这些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应该以什么为本业呢？有没有更宽广的领域——既然我们的教育宣称力避“狭隘”——通过教育我们是否也能够很好地辨别优劣？大学所开设的课程长久以来被称作“人文学”，而所谓人文学往往等同于希腊语和拉丁语。但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仅仅在作为文学，而非语言的时候，才有普遍的人文价值；因此广义上的人文学主要指文学，继续推而广之，则指对人类在几乎任何领域创造的经典所进行的研究。文学占据首位，是因为文学不仅由杰作组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关于杰作的，若以批评和历史的形式出现，那么简直就是人类伟大成就的欣赏史。你可以借由历史的视角赋予几乎任何事物人文价值。在教学的时候若关注天才们相继取得的科学成就，那么地质学、经济学和力学也可以成为人文学。相反，则会将文学教成语法，艺术教成目录，历史教成日期列表，或是把自然科学变成公式、重量和度量组成的表单。
对人类创造的精挑细选！——我们对人文学的理解必在此之上。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传记；因此我们的大学应当讲授的是传记历史，不仅是政治，而是有关人类努力和成就的任何事物和一切事物。依此展开研究，我们就知道何种活动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从而取得衡量卓越与持久的标准。所有的艺术、科学和机构都不过是人类对完美孜孜不倦的追求；在看到卓越的不同类型，检验的多种多样，适应的灵活变化时，我们就对普遍意义上的“更好”和“更坏”有了更深的理解。批判能力就变得多一分敏锐，少一分偏执。即使在纠正他人的偏误时，也能够将心比心；即使在为胜利的一方喝彩时，也可以对功败垂成和崎岖年代的痛苦感同身受。
虽然表述尚不确切，观点也有待完善，但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大学——讲授人文学所举案例或许特殊，但必须是典型而富有深意的——至少应该力图拨开重重迷雾，让我们至少在普遍意义上知晓高贵一直以来并将继续承担的含义。对一切人类杰作的感知，对值得仰慕之事的仰慕，对廉价、低劣和昙花一现的蔑视——所谓批判意识即是如此，是对理想价值的渴求。这是更为高级的智慧。在这方面有些人天性聪慧，有些人却永远难以企及。但是如果年轻人进了大学，接触了精选、稀有而珍贵的事物，却仍然愚昧庸俗，做不到去芜存菁，只有等别人做好了标记说明，三令五申之后才有所察觉，那么这才真正是高等教育的灾难和悲剧。
因此，追求人的高贵应当视作我们的本业，正如乏味的地铁之于工程师，阑尾炎之于外科医生。大学应当让我们心中始终保有对贤达的向往，对平庸之辈的漠视，以及对贩夫走卒的鄙视。在应对纷繁复杂的事务时，我们应当留意人们品格与意见的不同。擅长于此或许能补偿我们对事物的不知所措，弥补我们对原动力的无知。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最高要求，最能概括高等教育目的的正是我说过的那句话——让我们在遇见贤达时能有知人之明。
之所以说这句话并非空洞的辞藻是因为，如果你问在我们这样的民主中，最该让人们在哪方面拥有才能，你就会发现这一方面脱颖而出。“人尽其才”——这正是人们最需要的智慧。民主正经历一场试验，没有人知道它将如何渡过难关。我们周围有太多悲观的预言家。他们曾经给民主安上反复无常和暴力的罪名，但如今已经不再如此。批评家们现在的论调是，民主习惯性地倾向于底层。他们因此宣称，民主起步如此，并将照此状不断向世界扩散。他们告诉我们，粗俗登上了王位并且体制化，将所有的高雅推到一旁，这将是我们无药可救的宿命；欧洲大陆的画报在描绘美国时，已经用猪替掉了老鹰的标志。过去高高在上的贵族，纵使恶贯满盈，至少沿袭了一部分对人类高贵品质的追求，并通过保留下来的传统，推崇某种形式的雅致生活。但是，在质疑者看来，一旦民主占了统治地位，高贵便成了某种看不见的教会，失去了荣誉、优先和偏爱，真诚和雅致便只有在私人的角落苟延残喘，不再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沦落为与人无害的怪癖。
那么，谁敢断言这可能不是民主事业呢？未来的事情是难以确定的；有些国家已经从内部变得腐朽；民主作为一个整体也有可能经历自我毒害。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民主是一种宗教，我们必定不会承认它的失败。信仰和乌托邦是对人类理性最高尚的锻炼，稍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在抱怨者描绘的图景面前坐以待毙。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人头脑里更是充满民主逆流而上的愿景，历经艰难，直至其正义的制度和习俗放出美丽的光芒。精英们应当指明道路，我们应当紧紧相随；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高等教育帮助我们在遇见贤达时能有知人之明这一使命。
如今大家已经知道，民众可以自我运行和管理事务是最荒唐的无稽之谈。大小事务，若没有创造者开辟道路、其他人追随模仿，人类会一事无成——这些是人类进步过程中唯一发挥作用的因素。天才们指引道路、建立模式，普通人采纳效法。模式间的斗争构成了世界历史。因此民主的问题可以用最简洁的表达来描述：谁为大部分人带来启发？谁应当成为领袖人物？这里我们和我们的领袖分别代表方程式中的x和y；其余一切历史环境，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知识上的，都只不过是生活戏剧上演的背景罢了。
受教育阶层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定义自身价值；我们比其他人更有能力预见谁可以成为更可敬可佩的领袖人物。这当然是极端简化后的说法，但是纵览全局让我们可以迅速定位。在我们的民主中，其他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只有我们这些大学校友成为稳定的存在，与旧国度的贵族一脉相承。跟贵族一样，我们沿袭传统；而我们的口号也正是“位高则任重”；与贵族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只代表理想的利益，因为我们不会徇私舞弊，也不会贪赃枉法。我们应当抱有阶层自觉性。“知识分子！”没有比这个集体名词更加充满自豪感的了，但是那些满脑子愚蠢的偏见和冲动的“血性”阶层却在“反德雷福斯狂热”中，用这个称号来讽刺法国那些仍然保有批判意识和判断力的人！必须承认，批判意识并非一个激动人心的词语，更不会成为游行中高举的横幅。对于旧习惯的喜好、自私的潮流、狂热的风潮是让人类这艘大船前行的力量；而睿智的船长在舵柄上施加的力量相对而言则微不足道。但是这些喜好、热情和利益是在不断变化、交替和错乱的；就在这此消彼长之中，船长的手却是稳定的。他对罗盘了然于心，并且在偏航时抢风行驶，奋力向前。再微弱的力量，如果持之以恒，相比起那些虽然强劲但却时断时续的力量而言，其效果都将是更为可观的。更加恒久的理想信念有如微风轻轻吹拂，真理和正义坚持不懈地引领道路，那么假以时日，必能扭转乾坤。
在民主的起伏中来纵观大学生发挥的总体引领作用，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大学本身的目标。如果我们要成为民主这个面团的酵母，如果我们要通过文化的偏好来推动民主，我们就必须保证文化鼓起风帆。我们就必须将折叠风帆打开接受风和阳光的洗礼，接受现代学科进入——如果视野足够宽广，那么任何学科都将是人文的。
史蒂文森曾经这样写道：“你认为自己只是在谈判，其实却在人类进程中建立了一个联系。”当然了，技校理应教会你得心应手地讨价还价，但是大学应当向你展现出人类进程中这种谈判的场所——可能是个破烂不堪的地方。这应当是围绕大学每一门学科的通识观、视角和氛围。
身处大学的我们应当消除一个不少人关于哈佛等古老学府的奇怪观念。在很多无知的旁观者看来，这个名字不过意味着固执自负和难以取悦。在伊迪斯·怀亚特描写芝加哥的书《各行其是》中，有一对夫妇代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即理查德·艾略特和他的妻子，他们见到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无从辨别，若没有一个印出来的标签，欣赏就无从谈起——这二人正是对人类的讽刺影射。这类文化可能就存在于哈佛校园附近，那里恐怕找得到一些典型人物，因为自命不凡就好像画家的疝气或其他各种职业病一样。但是每所好的大学都避免让学生沾染上这类顽疾，避免让病菌扩散到附近的书本：它们调动整体基调活跃起来，让病菌难以为继。真正的文化兴盛之道在于同理心与敬畏心，而非厌恶和鄙夷，即能够突破重重伪装，直达人类心灵深处。如果一所大学在人类恶习的控制之下，无法创造蓬勃的氛围基调，就将因丧失社会功能而一败涂地；民主会对它敬而远之，视而不见。
当然，“基调”这个词太过模糊，但是也没有其他的选择，而此处的全部思考正是有关基调的问题。人类的所有事物正是因基调而丢失，或是留存。若要留住民主，就必须抓住更为高尚和健康的基调。如若我们要让民主如愿发展，就必须使用恰当的基调。而我们正是从自己的老师那里继承基调。最终一切都回到无数个体的相互模仿，回到何种基调拥有最大影响力这一问题上来。作为一个阶层，大学毕业生应当力图使我们的基调得到传播。这种基调应当拥有最高的传播力。
在辨识贤达之人这一本质功能之中，我们现在也遇到了来自外界的劲敌。《麦克卢尔杂志》《美国杂志》《科里尔周刊》，以及类似的《环球作品》，在这一领域共同打造了一所真正的平民大学。如果将来哪位历史学家写了接下来这段话，那可真是一桩憾事：“二十世纪中叶，高等学府对于美国的公众意见已全然丧失了影响力。这些学府已经证实了自己无力承担起提高民主基调这一使命，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新兴的教育力量，带着无与伦比的热情，并用非凡的能力和成就付诸实践；为了满足同理心，提升人生品位，大众已经习惯完全听命于某些私下开展的文学行动，市场上通常把它们亲切地统称为‘十美分杂志’。”
难道我们不应该力图避免历史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来吗？尽管“遇见贤达能有知人之明”这样的表述还不够明了，在实际运用中也难免困惑与不确定，但是还能找到其他方法来很好地描述高等学府应有的使命吗？如果大学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就做了想象中最好的事情。如果没有办到，那么就一事无成。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综合表述方法。如果有朝一日大学的师生能够集体认识到，它便是自己一直以来在摸索的伟大的目标，那么很多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并且鉴于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影响力，也将开辟一番全新的蓬勃事业。
（郑文博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