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偏远的一隅之地竟然还可以找到偌大的一座城市，我觉得这真是不可思议啊。夕阳西下时分，登上有雉堞的城门远远望去，您便可以看到西藏那白雪皑皑的群山。城市人口十分稠密，只有在城墙上才可以悠闲自得地散步。快步行走都得花费三个小时才能顺着城墙走完一圈。方圆一千英里之内都不通铁路。流经城市的那条河，水很浅，只有载重量很轻的船只才能安全航行。乘坐舢板船需要五天才能抵达扬子江上游。处在如此不方便的时刻，您会问一问自己，我们这些每天都乘坐火车和汽船的人，是否会觉得这些交通工具是人生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而正是在此，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出生成长，结婚成家，繁衍后代，最后离开人世。正是在此，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忙忙碌碌，经商挣钱，创造艺术，思索问题。
在这样一座城市里，还生活着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对我而言，正是怀着想要拜会这样一位哲学家的愿望，我才进行了这次不辞辛劳的长途跋涉之旅。他是中国儒学最了不起的权威。据说，他精通英语和德语。他曾多年担任皇太后的一位重臣的秘书，但现在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了。不过，一年四季当中，每个星期有几天时间，他的大门一直向求知问学的人敞开着，他向这些人讲授儒学。他拥有一群门徒，但数量不大。绝大多数学生都喜欢他那朴实无华的住所，还有他对国外大学奢华建筑和蛮夷实用科学的严苛批判。若是有人在他面前提起这个话题，只会招致他冷嘲热讽的斥责。根据我所听到的有关他的情况，我断定，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
我表达了想去拜会这位出类拔萃的人物的愿望后，接待我的主人立刻安排了一次会面。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却没有见到什么动静。我再三打听了解，主人却耸了耸肩膀。
“我打发人给他送去了一封便函，告诉他来一趟，”主人说，“我不知道，他为何迟迟没有出现，他可是位倔强任性的老头呢。”
我以为，以如此简慢的方式去接近一位哲学家并不合适，所以，他对这一种召唤不予理睬，我并不感到奇怪。我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最为恭谦有礼的言辞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他是否首肯我前去登门拜访他。信送出去不到两个小时，我便收到了回复，约定翌日上午十点钟见面。
我是被人用轿子抬着去的。上他家去的路似乎没有尽头。我们经过了熙来攘往的大街，也经过了人迹罕至的小巷。最后，我们抵达了一条街道，寂静无声，空无一人。街上的一道长长的白墙壁处有一扇小门，抬我的轿夫把我放了下来。其中一位敲了敲门，过了好一阵，门上的小窥视窗打开了。一双黑眼睛透过窥视窗张望着。简短的一番对话后，对方最后允许我进入。有个年轻人示意我跟着他。只见他脸色苍白，形容枯槁，衣着寒酸。我不知道，年轻人是大哲学家的仆人还是弟子。我走过一座萧疏杂乱的院落，然后被领进了一个进身很长、天花板很低的房间，里面放着几件简陋的家具：一张美式卷盖书桌，几把黑檀木椅子，两张中式小桌子。靠墙立着的是一排排书架，里面摆放着数量众多的书籍。其中大部分当然是中文书，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和科学著作。此外，还有几百种尚未装订的学术杂志。墙壁处没有被书架占去的地方挂着卷轴，上面是各种书法作品，我估计是儒家格言。地上没有铺地毯。这是一个阴冷、简陋、很不舒服的房间。只有立在书桌上的一个长花瓶插着的黄色菊花才打破了房间里阴郁单调的氛围。
我等了一会儿，把我领进来的那个年轻人拿来了一壶茶，两个茶杯，还有一听弗吉尼亚产的烟卷。年轻人出去时，哲学家进来了。我急忙表达说，他允许我拜访他，我深感荣幸。他示意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倒茶。
“您有意要来见我，我不胜荣幸之至啊，”他回应着说，“您的国人只与苦力和买办们打交道。他们认为，每一位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我斗胆提出异议，但是，没有弄明白他说话的意图。他仰靠在椅子上，看着我，一副嘲讽的表情。
“他们以为，他们只需要召唤一声，我们就必须到。”
我此时才明白，我朋友那种糟糕的交流方式仍然令他耿耿于怀呢。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我喃喃地说了几句恭维的话。
他是位老者，身材很高，留着一条细长的灰白辫子，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眼睛下面现出了厚厚的眼袋。牙齿参差不齐，而且有了污渍。他体型格外瘦削，一双手纤细小巧，显得干瘪，形同爪子。我听人家说了，他吸食鸦片。他衣着寒酸，穿着一件黑色长衫，头戴一顶很小的黑色帽子，长衫和帽子都破旧不堪。深灰色的长裤在脚踝处用袜带扎着。他一直注视着我，不怎么清楚该以什么态度对待我，但他的行为举止显得很警觉。当然，这位哲学家在关注精神事物的人们当中拥有至尊地位。我们国家的权威人物本杰明·迪斯累里[1]说过，享有至尊地位的人应该受到充分的恭维。我不失时机地说了很多恭维话。不一会儿，我便意识到，他的态度有所放松了。他如同一个等着人家来拍照的人，摆好了姿势，表情僵硬，等到听见按快门时的咔嚓声响过后，这才轻松了起来，恢复到了自己正常的状态。他领着我参观他的书籍。
“您知道，我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他说，“后来，又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但是，恕我说一句，英国人对哲学缺乏卓越的天赋。”
虽说他做出这个评价时表达了歉意，但很显然，他并非不喜欢说稍显逆耳的话。
“我们国家的哲学家中也不是没有对世界思想产生影响的啊。”我提示说。
“您是指休谟[2]和贝克莱[3]吗？但我在牛津时发现，那儿教书的哲学家们迫切想要做到的是，不要冒犯他们从事神学研究的同事。他们并不从心所欲，追求合乎逻辑的结果，以免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中的地位。”
“您研究过现代哲学在美国的进展吗？”我问了一声。
“您指的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想[4]吗？实用主义哲学是那些想要信奉不可信之物的人们最后的避难所。比起美国的哲学来，我更加需要美国的石油。”
他的这些评价很尖刻。我们再次坐了下来，又喝了一杯茶。他开始侃侃而谈起来。他说的是一口多少有点拘泥形式但却是很地道的英文，时不时地会忍不住冒出一个德语短语来。就一位性格固执的人可能受到的影响的程度而言，他还是受到了德国的影响。德国人的处事方式和勤奋努力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位勤奋的教授就哲学家本人著作中的一部在一家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时候，哲学家看到了德国人敏锐的哲学才智。
“我写了二十部书，”他说，“那是欧洲的出版物对我的唯一关注点。”
但是，他研究哲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西方智慧全部都可在儒家学说中寻找到。他全盘接受儒家哲学，而且深信不疑。儒家哲学完全满足了他自己的精神需求，这一点令西方学说黯然失色。我对这一点很有兴趣，因为这佐证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哲学与其说是关于逻辑的学说，不如说是关于性格的学说。这位哲学家的信仰不是依据证据，而是依据他自己的性情。他所思所想只是要解释他凭着直觉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合情合理。如果说儒家学说能够牢固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那是因为，它向他们解释和表达的，其他任何思想体系都无法做到。
接待我的主人点燃了一支烟。他刚开始说话时，声音很细，也显得很疲倦，但是，随着他对讲述的东西兴趣加强，说话声音也洪亮了起来。他说话时充满了激情。此时的他一扫智者特有的平和性情，成了一位善辩者和斗士。他对现代哲学家鼓吹个人主义的行为深恶痛绝。在他看来，社会是世界的一个单元，而家庭则是社会的基础。他捍卫古老的中国，古老的学派、帝制，还有儒教中严厉的教条。他说到了学者们新近从国外的大学回国，大逆不道地亲手撕碎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这时候，他情绪暴躁，表情痛苦。
“但是你们，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他激动地大声说，“你们凭什么认为你们的东西比我们更加优秀？你们在艺术或者文学上超越过了我们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的思想家思想深邃吗？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精湛、完善和卓越吗？是啊，你们还在住山洞，穿着兽皮时，我们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啦。你们是否知道，我们曾经进行过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我们一直求索，探寻用智慧而非武力来统治这个伟大国家的途径。而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取得了成功。那么，白种人为何看不起黄种人呢？需要我告诉你们吗？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枪。这就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个不设防的民族，而你们能够攻打我们，让我们种族灭绝。我们的哲学家们憧憬着，世界将通过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治理，但你们击碎了他们的梦想。而现如今，你们把你们的秘诀传授给了我们的年轻一代。你们把你们充满了邪恶的发明物强加给我们。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们是一个有机械天赋的民族啊。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这个国家可是拥有四万万世界上最讲究实际和最勤劳的人民啊。你们以为我们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吗？等到黄种人能够像白种人一样制造出精良的枪炮并且直接向他们开火时，你们的优势从何说起呢？你们诉诸机枪，但你们最后会因为机枪受到审判。”
但这时刻，我们的交谈打断了。一个小女孩动作轻柔地进来了，依偎在老先生的身边。她盯着我看，目光中充满了好奇。他告诉我说，她是他最年幼的孩子。他用双臂搂住她，一边喃喃细语，一边亲吻她。女孩身穿一件黑色外套，一条黑色裤子刚及脚踝处。一条长辫子拖到了背后。女孩是在辛亥革命成功那一天出生的。那场革命废除了帝制。
“我认为，她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春天的到来，”他说，“她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秋天里的最后一枝花。”
他从自己卷盖式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点零钱，递给了她，打发她离开了。
“您看，我留着一条辫子，”他说，一边用双手抓住辫子，“它是一个象征，因为我是这个古老中国的最后代表。”
他现在用更加平和的语气对我谈到，昔日久远的年代里，哲学家们如何领着他们的弟子周游列国，向可以启蒙的人们传授知识。帝王们请他们入仕朝廷，任命他们为地方官吏。他学问渊博，能言善辩，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着他的国家的一个个历史掌故。我不禁觉得，他是个多么值得悲悯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只是怀才不遇，不受任何帝王的青睐。他学富五车，热切地想要向他心仪的广大弟子们传授，但是，前来听讲者寥寥，而且还是一些穷困潦倒、忍饥挨饿而又愚笨迟钝的外乡人。
有一两次，我意识到，自己应该起身告辞了，但他执意不让我走。最后，我必须要告辞。我站起身，他握住了我的一只手。
“您来看望最后一位中国哲学家，我应该给您点什么东西可兹纪念才是啊，但我是个穷困的人，不知道该给您什么才值得您笑纳。”
我语气坚决地说，此次拜访本身就值得纪念，弥足珍贵。他微笑着。
“这样一个堕落的年代里，人们容易健忘啊。我还是应该给您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我本想送您一本拙作，但您看不懂中文。”
他看着我，目光中透着友善而又困惑的神情。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送我一幅您的书法作品吧。”我说。
“您喜欢这个吗？”他微笑着说，“我年轻时的书法还算不得完全糟糕透顶啊。”
他在自己的书桌边坐了下来，拿出了一张宣纸，展开在面前。他在一口石砚上滴了几滴水，用墨条在砚台上磨了起来，然后拿出毛笔。随着手臂的自由移动，他开始书写了起来。趁着盯着他看的当儿，我饶有兴趣地回想起了人们告诉我的有关他的另外一些事情。据说，眼前这位老先生，只要积攒起了几个钱，便会把钱挥霍在烟花柳巷的女人身上——中国人一般用这个委婉词来表述。他的长子是城里的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因为父亲的这种丑陋行为而倍感痛苦和羞辱。只是出于自己强烈的孝顺之心，他才没有对父亲进行严厉的斥责。我可以说，对于一个儿子来说，这种不检点的行为羞于启齿。但是，研究人性的学者们却能够坦然地对待此事。哲学家们善于在研究中详尽阐述自己的种种理论，只是依据间接经验来得出关于人生的种种结论。我常常觉得，哲学家们若是能够亲历普通人经历的种种事情，他们写出的著作肯定会更加有意义。我拟以宽容之心来对待这位老先生在隐秘之处的不检点行为。他或许只是企图阐述人类幻想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书写完毕，在纸张上面撒了些灰，以便让墨迹干了，然后站起身，交给我。
“您写的是什么内容呢？”我问了一声。
我感觉到，他的眼睛里掠过一丝幸灾乐祸的亮光。
“我不揣谫陋，把自己的两首小诗奉献给您。”
“我不知道您还是位诗人呢。”
“当中国还是个未开化的蛮邦时，”他回应着说，语气充满了揶揄，“但凡受过教育的人至少都能够写出优美的诗行。”
我拿起那张纸，看着上面的中国字。文字在上面排列得工整匀称，富有美感。
“您不打算同时给我译文吗？”
“Traduttore—traditore[5],”他回答说，“您不要指望我背叛自己。请您的某位英国朋友翻译吧。那些最知道中国的人实际上一无所知，但您至少可找到能够给您解释这几句粗简诗行的人。”
我向他告辞，他彬彬有礼地把我送到我的轿子边。我后来找到了机会，把两首诗给了一位通晓汉学的熟人，以下是他的译文。我得承认，每当我看到这个内容时，总会莫名地感到震惊。
你当时不爱我了：你的声音很甜美。你的双眼充满了笑意，你的双手很纤细。你后来爱我了：你的声音很苦涩。你的双眼充满了泪水，你的双手令人痛苦。悲伤啊悲伤，爱竟然让你变得不可爱。
* * *
我渴望着岁月匆匆逝去
那样你就可能失去
你明亮的双眸，桃花般的肌肤，
还有你全部残忍而又壮丽的青春。
然后我独自一人爱你
你最后才会在意。
令人羡慕的岁月匆匆逝去
而你也已经失去了
你明亮的双眸，桃花般的肌肤，
还有你全部迷人而又壮丽的青春。
哎呀，我不爱你了
即便你在意，我也不在意。
（潘华凌 译）
[1]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1i, 1804—1881）是英国首相（1868,1874—1880）、保守党领袖和作家，写过小说和政论作品，其政府奉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
[2]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是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认为知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否认感觉是外部世界的反映，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
[3]贝克莱（George Berke1ey, 1685—1753）是爱尔兰基督教新教主教、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存在即被感知”，存在的只是我的感觉和自我，著有《视觉新论》《人类和知识原理》等。
[4]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19世纪末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唯心主义哲学思潮。到了20世纪初，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对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和艺术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这是有关翻译问题的一句妙语，意为“翻译者，背叛者”。用英语表述则为“The trans1ator, a traitor”或“The trans1ator is a betrayer”, “The trans1ator is a tra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