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别忘了你的“脑维素”。
这是上大学时流传的考试忠告，至少也是我们那帮人之间的忠告。那时，我们一帮人常常光顾博尔德城区里一家嬉皮士风格的药店，柜台后面的角落里有一个货架，上面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这个装着棕色药剂，那个装着莲子，还有的装着大麻精油……其中有一种瓶子，正面贴着“学习辅助剂”的标签，背面的标签上列着各种草药、根茎、纤维以及“天然精粹”等配方成分。
还有一样虽然没有列出来，不过也已经算不上是秘密的成分：速度。
用上一剂，会让你觉得充满自信和干劲儿，能让你专心学上一个通宵。这是它的好处。不过，它也有坏处。等连续用上几次之后，你终会忽地精疲力尽，倒头就能睡死过去，连个梦都不会做。这对于我们这些需要高负载运作的“学习机器”来说，绝对不是好事，毕竟这太危险了，尤其是在耗时漫长的考试中，你很容易坐在那里就昏睡过去。胆敢闭上眼睛一秒钟，你就完了，铅笔掉到地上你都不会知道，恐怕一直要等听到这句话时才会醒来：“时间到，请把你们的考卷交上来。”
而那句忠告就是提醒你，关键时刻要保持头脑清醒。当你觉得快要不行了的时候，赶紧补上一剂，以确保你的最后冲刺。
经过这么几次之后，我便开始怀疑这东西里面是否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名堂。当我靠“脑维素”学习的时候，我会相当狂放不羁，不停地自言自语、来回踱步。而每到该考试的时候，我都特别希望那股子狂放的劲头能回到我身上来，希望还能听见脑子里的自言自语，还能感觉到头脑与复习题之间那种实质性的联结。我开始相信，临进考场之前再用上一剂“学习辅助剂”，就能保证那联结的畅通。那东西不仅能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还能让我们觉得头脑跟学过的东西更加贴近，实际上，我们都觉得它真能让我们记起更多的东西来。
学习是否要保持一贯性
我们是不是都确信这是真的？那哪能呢，我们从来没有验证过。而且，就算我们想要验证，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验证。可是我们仍然觉得像是有了保命符，能让我们的脑子在考试时也跟复习时“一样灵光”。实际上，事情也真差不多就是这样，尤其是到了期末考试那一周，每天都要考两门甚至三门功课的时候。那种高强度的压力往往能把我们的一切坏习惯都给逼出来，从巧克力到抽烟，从“脑维素”到啃指甲，要么就是一整箱可乐，甚至是比那劲道更厉害的东西。当你被考试逼进了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真愿意相信某种你喜欢的“学习辅助剂”能提高你的考试成绩，因为它的确能带给你莫大的信心和安慰。于是我们就都这么过来了。
因此就有了我们的“应考理论”：“脑维素，就是你用惯了的脑维素。”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如今的我再回过头去看，仍然认为当初那些“应考理论”虽然纯粹是我们那帮学生的自圆其说，但那毕竟是在校学子能做出的最好的自我学习调整。那时我们还有好多光怪陆离的所谓“理论”，从恋爱到发家致富再到搞好功课，只是那些早都被我扔到了脑后。可是，千千万万的学生如今还在继续使用着他们自己发明的各种“脑维素”，而我觉得，这类东西的魅力之所以能持久不衰，其根源恐怕比单纯的“美好希望”要更深层一些，这类东西及其“理论”，其实跟我们从上学第一天起就反复听到的“好的学习习惯”的教导十分吻合：凡事要保持一贯性。
从20世纪初期开始，“保持一贯性”就成了各种教育指南的标志性指导，这一基本原则已经融入了几乎所有想当然的“学习好习惯”当中。要有固定的习惯、固定的日程、固定的场所、固定的时间，专心学习，别的什么都不要管。在家里或者图书馆里找个安静的角落，大清早也好，深夜里也罢，每天都要在那里坐上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类观念至少可以追溯自当年清教徒的生活习惯，(1)以及他们对习经的虔诚追求，至今仍未有半点改变。“找一个安静的、没有任何干扰的地方学习”，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学习指南开宗明义就是这句话。不止贝勒大学，实际上不少大学的学习指南里都会有这样的语句，而且后面还有：
“培养固定的学习习惯，每次学习都要那样。”
“戴上耳塞或者耳罩，挡掉噪音的干扰。”
“如果有人劝你换个时间再学，不要听。”
……
诸如此类，都是告诉你要如何在学习时保持一贯性。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借助“学习辅助剂”和“脑维素”之类的“应考理论”，究其根本也是这么一回事。在复习的时候，以及在之后考试的时候，都使用同样的“脑维素”或者说增强脑力的东西，虽然不可能等同于清教徒式的习惯，但这里的关键就是要保持一贯性。
而且，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这么做也是正确的。
一边学习一边狠狠糟蹋自己的身体，从各种角度上来说都等于浪费时间，千千万万的年轻学子往往在吃尽了苦头之后才会明白这一点。但是总的来说，如果考试时我们的心神状态能跟复习时一样，那么的确容易获得更好的成绩——没错，这里所讲的心神状态包括喝了含有酒精或者大麻类饮料之后的微醺，以及服用了兴奋剂之后的神清气爽。
这么学就对了
学习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感觉、在哪里学、在什么地方学等，以及人的情绪状况、专注程度、直觉感触等，都会对考试成绩产生影响。
如今，针对这些影响的科学探索不仅包括对内在心神状态的探究，也包括对外部周遭环境的探究，这些探究已经揭示出学习中我们不曾注意到的、极其微妙的不同侧面，如果我们能对这些成果善加利用，必将大幅提高我们对时间的利用率。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些科学成果也摧毁了多年来要“保持一贯性”的传统教诲。
环境的还原是增强记忆的法宝
故事要从这里讲起。英国苏格兰的奥本市坐落于南赫布里底群岛的马尔湾附近，是潜水爱好者的首选之地。这里离“蓝多号”沉没处不远，这艘美国蒸汽海轮1934年在那里折为两段，鼻子朝下扎入了约46米深的海底，此后，这里便一直吸引着潜水爱好者前往探险。除此之外，附近还有五六艘沉船，包括1889年沉没的爱尔兰“赛西斯号”，以及1954年沉没的瑞典“西斯潘尼亚号”。另外，这片海域里还有众多角鲨、章鱼、乌贼，以及海蛞蝓、海兔之类可致人迷幻的软体动物，在水下兴风作浪。
1975年，就是在这里，来自附近斯特林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的两名心理学家招募了一群潜水员，主导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习实验。
这两位心理学家，一位叫戈登（Godden），一位叫巴德利（Baddeley），他们想要借此实验来验证不少研究“学习”的理论家所信奉的一个理论假设：假如一个人能进入到跟上次学习时相同的环境中学习，那么他能回忆起的上次学过的东西就会更多。这其实是侦探小说的一个翻版：“现在，希金斯夫人，让我们回到谋杀的那天夜里。你都看见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请告诉我。”跟这位侦探家一样，心理学家们的假设认为，上次学习时的周遭环境，包括光线、墙纸、背景音乐等，能给大脑发出提示信号，从而能提取出更多的信息来。这两者间不同的是，希金斯夫人需要回忆的是一段戏剧性场景，一段“自传体记忆”，而科学家们则想通过相同的途径，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还原”，来找回更多的数据信息，这就是由爱沙尼亚心理学家恩德尔·塔尔文（Endel Tulving）命名的“语义记忆”。
这样的观点未免有些太离谱了点，毕竟，天底下有谁会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学习等腰三角形的定义、离子键的定式或是《第十二夜》（ Twelfth Night）中维奥拉的角色台词呢？而在戈登和巴德利以神来之笔设想出他们的实验方式之前，人们对此研究所得出的证据也实在算不上靠谱。比如，在此之前的实验之一是让参与者带上耳机，一边要努力记住所听到的一长串单词，一边要把脑袋伸进一个满是各色彩灯闪烁的大箱子里，结果有两个人因为被灯闪得恶心而不得不退出实验；另一次实验则是把参与者绑在长长的跷跷板上，让他们一边记诵毫无意义的音节，一边绕着支点上上下下，就像是在搞校园恶作剧一样。(2)
虽然这些实验的结果似乎证明了“还原”的确能增强记忆，但是戈登和巴德利并不感到信服。他们不太认同那些由心理学家们创造出来的“环境”，而是想要自己找到一种虽然不同寻常但却是自然存在的环境，并在这样的环境中验证一下“还原”理论。于是，他们招募了18名潜水员，请他们在水下6米的地方学习一份有36个词汇的单词表。研究人员随即把这些潜水员分作两组，一个小时以后，一组在干燥的地面上接受考试，另一组则带上他们的潜水用具回到水下，借助防水话筒接受地面工作人员的考核。
结果证明，考试地点对考试成绩的影响的确相当明显：在水下接受考试的人与在地面接受考试的人相比，前者能回忆起的单词数量比后者多出大约30%。这可是相当大的差距！由此，两名心理学家针对这次实验得出结论：“如果能还原到最初学习时的场景中，记忆效果的确会更好。”
也许是从潜水面罩前“咕噜咕噜”窜过的气泡起到了提示作用，强化了单词学习时对元音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呼吸器有韵律的节奏，也许是因为氧气罐的重量，也许因为一群群蜂拥而过的海蛞蝓，也许还因为那些“语义记忆”中已经渗入了“自传体记忆”的背景，即一边潜水一边学习的境况……也许上述所有原因都应该算在内。不管怎么说，从在水下学习的情况来看，“还原”的确起了作用。
“奥本实验”给了后来者以鼓励和信心，更多人针对环境对记忆的影响进行了各种各样堪称“乱拳式”的探索。这类研究使用的学习材料几乎都是单词表，或是单词对照表，考核方式基本上都是自由回忆式。
举例来说，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先用蓝灰色卡纸学习了一组无意义音节，在随后的考核中，用同样的蓝灰色卡纸接受考试的人，与用其他颜色比如红色卡纸接受考试的人相比，能记起来的音节数量平均多出20%。在另一次实验中，一组学生的监考老师是最初安排他们学习的老师，另一组学生的监考老师则是常规监考人员，结果，前者的成绩比后者高出10%。
还有一位心理学家，名叫史蒂文·史密斯（Steven M. Smith），他在这一领域主导过最有意思的一系列实验，值得我们选一例来仔细看看，以了解科学家们是怎么定义并度量所谓环境背景的提示作用的。
学习的奥秘
1985年，在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史密斯招募了54名心理学专业的新生，让他们学习一份有40个词汇的单词表。这54名学生被分成3个小组，一组在安静的教室里学习，一组在一段爵士音乐中学习，音乐选自米尔特·杰克逊的《人们使世界转动》，还有一组在古典音乐中学习，音乐为莫扎特的《C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在学生们进入指定教室学习之前，音乐已经开始播放，因此这些学生并不知道音乐背景也是这次实验研究的一个相关部分。参与者们在教室里花了10分钟时间努力记忆，然后全部离开。
两天之后，这些学生被召请回来，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接受了记忆考核，看他们之前学过的单词还能记起来多少。这一次，史密斯给他们不少人换了背景音乐。准确地说，他把原来的每一组人又细分成了3组，当初在爵士乐教室学习的学生，有一部分仍然在原先的爵士乐教室里考试，而其他人则有的去了莫扎特教室考试，有的去了安静的教室考试。与此相对应，那些当初在莫扎特教室以及安静教室学习的学生，也都被分作了3组，要么回到相同环境参加考试，要么去到另外两间不同的教室接受考试。其他的，则都没什么不同。
没什么不同，除了他们的考试成绩之外。
史密斯发现，那些在爵士乐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能记得的单词数量平均为21个，比那些同样在爵士乐教室学习、却去了另外两个教室考试的学生平均成绩要高出一倍。同样，那些在莫扎特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能记得的单词数量也是其他当时在莫扎特教室学习、却去了另外两个教室参加考试的学生的两倍。
下面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了：那些在相同条件下学习并参加考试的学生中，在安静教室学习并考试的那一组成绩最差。这组学生能记得的单词数量平均只有在爵士乐及莫扎特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的一半，11个比21个。这非常奇怪，而且让人不得不想到一个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安静”有没有可能会阻塞记忆？不过答案是“否”，不然，那些在爵士乐教室学习、后来到安静教室考试的学生，成绩应该比去莫扎特教室考试的学生更差才对，可并非如此。同样，在莫扎特教室学习、后来去安静教室考试的学生，成绩也并不比去爵士乐教室考试的学生差。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只看高分那一部分的话，倒是能与“还原”理论相吻合：背景音乐能通过潜意识的渠道自己跑进记忆网里去藏起来，一旦遇到相同的音乐，提示作用便会带动更多的单词浮出脑海。可是，在安静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所得出的低分成绩，却非常难解释得通了。史密斯认为，这也许是因为缺乏任何能起到提示作用的信息来诱发“还原”效果。“学生们没法把不存在的声音编入记忆编码，正如他们没法把任何其他未曾出现的提示编入记忆编码一样，比如没有拧疼自己，也没有好吃的点心。”他写道。因此，这次实验证明，与有音乐背景的学习环境相比，安静的学习环境显然过于苍白了些。
当然，史密斯及其他人的实验本身并没能告诉我们该怎样学习。我们没办法在考试的时候弄出自己的音乐提示，当然也没办法重新布置考场，配备上与我们当初的学习环境相同的家具、墙纸乃至氛围。就算我们真能那么做，也弄不清楚哪些提示是重要的、到底有多重要。即便如此，这些实验也仍然为后人研究到底该怎样学习建立起了两个相当有价值的基点。
其一就是，过去我们关于该如何学习的想当然的说法恐怕是错误的，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与其相反，学习时周围若能有点什么，比如响着音乐，要比什么都没有更好，因而，对安静学习场所的推崇便到此为止了。
第二点说的是，学习时，我们吸纳到脑海里的东西与我们能意识到的那部分相比，要多很多，其中一部分还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只不过，音乐、光线、周围的色彩等这些科学家所指的背景提示效果，都是些抓不住、摸不着的东西，未免让人烦恼。那些东西往往都在潜意识里，根本就无影无踪。好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还能有机会看到这类提示所起的作用。请回想一个场景，一个你能清晰地记得在哪里、在何时学到了什么的场景。我这里说的并不是你听到自己入选高中明星队的情景，也不是你被授予舞会皇后时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一个学术上、资料上、语义记忆上的场景，比如，是谁暗杀了斐迪南大公，或者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死因是什么。
我来说说自己的一个例子吧，那是发生在1982年的一件事。有天深夜，我在大学的教学大楼里复习功课。在那个年代，那栋大楼通宵开放，你可以随便走进某间教室并将其据为己有，摊开你的东西，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没有同学会拿着啤酒冲进来，也没有其他诱惑。我常去那里复习，有时整栋大楼里除我之外，就只有一个在大厅里来回晃悠的老头儿，衣冠不整，人却友善，那是位退了休的物理老师。偶尔，他会晃悠进我复习的那间教室，跟我说上几句话，比如问我：“你知不知道手表里为何要用石英石？”我说不知道，于是他就给我讲解一通。他是个正统的人，学识渊博。那天夜里，他又晃悠了进来，问我知不知道怎么用几何图形推导勾股定理。我真不知道。
勾股定理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说的是直角三角形中，两条短边的平方加起来等于长边的平方。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一个公式：a2＋b2＝c2，至于我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学到的，却完全没有印象了。
不过这天晚上，我却学到了一个简单而又漂亮的推导方法，而且至今我仍能“看见”那老头儿的穿着，蓝色的宽松裤，都提到胸口了，也能“听见”他的声音，尽管咕咕哝哝很难听清，更能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什么位置画下了如图3—1的图形——黑板的左下角。
图3—1 勾股定理的几何推导法
推导演算是这么做的：先计算出长边c的平方，然后在等式的另一边加总大正方形里所有小图形的面积：4个三角形的面积＝1/2 b×a×4，加上中间小四方形的面积＝（a—b）2。你来试试看，简化等式的右边，看看能得出什么结果。
后来，每当我独自坐在某间灯光昏黄的教室或是会议室里时，比如开会前我第一个到了，就总会回想起这个推导过程。房间里的提示把那天夜里的情景带了回来，也把那次演算带了回来，尽管画好那些三角形需要花点力气。
只要你能看见、能意识到，那这种背景就成了提示。我能回忆起推导过程也是因为这过程本身就是那段往事的一个片段，已经成为我“自传体记忆”的一部分。科学告诉我们，学习时，潜意识也有一定的价值，至少对于新吸纳的记忆会颇有帮助。不过，记忆倒也并非每次都能借助于潜意识，比如，当我们沉浸于分析某个问题的时候，周围的事情便可忽略不计了，而且也并非事事都能变作潜意识，只是有时会有这样的效果而已。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为了学习，我们当然要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优势了。
我还能记得那天夜里的其他一些事情。一般来说，那个教物理的怪老头儿过来找我的时候，我是不会有多少耐心的。毕竟还有功课要做呢，我才不稀罕他来给我上一堂有关石英石特性的课。可是那天夜里，我已经基本完成了该复习的功课，倒是有心情放开来聊聊天。因此，我开开心心地坐在那里听他讲，甚至有耐心听他絮叨：“如今那些物理系的学生，已经学不到这样的东西喽……”
那种心境，也是我学习时“环境背景”的一部分，对不对？肯定是的，我都记得呢，否则我才不会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听他讲解。如果心理学家关于所见所闻皆有助于记忆“还原”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他们也应该告诉我们，内在的心境状态同样能起到“还原”作用，包括嫉妒、焦虑、躁怒、自信等所有这些当时从我们的脑海中飞驰而过的各种情绪，都应该算在内。
问题是，它们是怎么起作用的？
内在心境对记忆的影响
任何一个刚跟人闹崩却还企图坐下来学习的人，肯定都不会怀疑心境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有多大。心境会给我们正在做的任何事情染上一层色彩，情绪太过强烈时，甚至能主宰我们的记忆。关于这一点，最确凿的证据来自精神病学中对于躁郁症的研究。患有这种病症的人，情绪的起伏波动会非常极端。他们的情绪变动大约以几星期到几个月为周期，一时间活泼开朗精神亢奋，一时间沉郁沮丧满心灰暗。这些病患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情绪周期往往决定了他们能记住什么以及记不住什么。
“在这样错乱的精神状态中，人常常会进入一种特殊的或痛苦，或欣喜，或孤独，或恐惧的情绪波动中。”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 ）(3)写道。她不但是一位心理学家，而且本身也是一名躁郁症患者。“当你处于兴奋状态时，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思绪和感触有如流星一般，频频飞速划过脑际，你不由得跟着这些思绪和感触飞奔，直到你遇见更美丽、更明亮的流星……但是，不知从何时何处开始，一切就都变了。飞奔的思绪飞得太快，而且太多，神思的明澈没有了，你整个人都被埋在了困惑之中，记忆也跑掉了。”
的确是这样。1974年的一次研究报告显示，患有躁郁症的人，记忆能力会随着自身情绪的变化而变化：在亢奋状态中发生的事情最容易在又一轮的亢奋状态中回忆起来。同样，在消沉低迷的时候，他们又容易回忆起当初消沉低迷时发生过的事情、学习过的概念。这一研究报告的执笔人写道：“与处于不同的心境状态相比，在相似的心境下，相关资讯或是发生过的事情会被更加完整地再现出来。”
但是，躁郁症毕竟属于很极端的案例，探讨“学习科学”的科学家们不太可能依据那些病患的情况来度量情绪对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影响。对大多数人来说，情绪来来去去，虽会给我们的经历染上一层色彩，也不至于能主宰我们的经历。虽然情绪对我们的记忆有相当大程度的影响，但比起那些躁郁症患者来说，终究要小得多了。而若要严谨地度量情绪对记忆的影响，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让一群被试全都进入某种特定的情绪，还要让他们稳定而持续地处于那种情绪之中。这显然很难做到，因此，研究学习科学的科学家们便不再把目标锁定在情绪带来的影响上，而转向了如何影响“人的内在精神状态”，即转换心境状态上。
那时正是20世纪70年代，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都在尝试各种能转换心境状态的药物，以摇头丸和大麻为甚。这些人大多是大学生，以娱乐为目的，原本并没在意药物效果会对他们的学习成绩有什么影响，只图自己开心。可当时各种关于这类药物对学习可能有辅助效用的传言十分盛行。致幻剂据说可以“扩展智力”，也就是能让人拓展出对这个世界思考的新视角。大麻据说可以让大脑看到意想不到的联想，但结果往往联想得太多，以至在深夜复习时塞了满脑子的无用垃圾。转换心境状态的确会强化人的体验感受，不过，这是否也能强化记忆呢？
关于内在学习环境的严谨研究可以说是从对这类以娱乐为目的的药物的研究开始的。这项研究的主要出资人是美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政府资助了一系列实验，我们不妨称之为“药物影响与学习效果的研究”。在那之前，各种研究报告频频发表，建议适量服用某些药物可以达到一种所谓“状态依赖性”的学习效果，也就是“学习辅助剂”的效果，比如巴比妥类药物以及酒精。而由官方资助的这些研究则希望能弄明白其中真相。
这一系列的实验大体上都依照了一个相同的设计：先让人进入亢奋状态，然后学习一定的内容，几个小时之后，再检验这些人的记忆效果，不过此时有的人被重新送回到亢奋状态中，有的人则吞服了假兴奋剂，不能回到亢奋状态。下面我们来仔细看看其中一次实验过程，以了解那些兢兢业业的科学研究者和惯常抽大麻的人聚到一起，能做出什么事情来。
学习的奥秘
1975年，由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詹姆斯·艾希（James Eric Eich）率领的一支科研小组进行了一项实验，以验证大麻在加强记忆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为探索药物会如何影响大脑对刚刚吸纳的新信息的处理，实验用的还是单词表。该科研小组招募了30名大学生以及刚毕业的学生，把他们带进了研究所的实验室，给他们每人一支大麻烟。不过，他们中一半人拿的是真大麻烟，一半人拿的是假大麻烟，尽管看上去、闻上去都跟真的一样，但里面不含真正起作用的成分“四氢大麻酚”。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参与者先深深吸入一口，15秒后才吐出，每60秒吸一次。每支烟都配有烟嘴，能全部燃尽，一般来说，这需要8分钟的时间。”
这些参与者中没有初次尝试大麻的新手，都是平均每星期抽大麻烟5次的“老枪”。20分钟后，那些吸了真大麻烟的人已经进入了适度的亢奋状态，这是根据他们的自我评估以及脉搏速度等身体检查所确认的。而那些吸了假大麻烟的人则没有显现出任何类似的身体状态上的变化。
就在这时，让所有30名参与者全部开始学习。
他们每人拿到一份试卷，上面有48个单词，科研小组让他们用一分半钟的时间尽力记住其中的内容。这些单词是按类别分组的，比如“一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公共汽车、直升飞机、火车”，或是“一组乐器：大提琴、风琴、小号、班卓琴”。按类别分组的方式也是为这次实验所要验证的一项内容而安排的：若想记住一长串东西，每个人都会寻找其中的规律，把看上去相似、听上去相似，或者有点什么关联的东西绑到一起来记忆。这群科研人员便想看看，吸食大麻是否会影响大脑做出这样的“高级提示”，是否会在稍后需要回忆单词的时候出现什么不同。因此，他们特意提供了这种分门别类的单词试卷。90秒钟时间到，单词试卷便给收走了。
4个小时后，大麻的药效已经完全消失，参与者们被带回到实验室，同时又得到一支大麻烟。上一次吸食真大麻烟的人，这次有的继续得到真烟，有的却得到了假烟；同样，上次吸食假大麻烟的人，这次有的继续得到假烟，有的却得到了真烟。20分钟的等待时间过后，他们没有得到复习机会，直接接受了考试。
其中一部分人的考试是“自由回想”：在6分钟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写下他们能记得的单词。另一部分人的考试则是“依提示回想”：考卷上按类别分组，比如“一组交通工具”，考生需在空格中填入尽可能多的该类别单词。
先说说“自由回想”的考试，其结果非常清楚：前后两次都吸食真大麻烟的人，记忆成绩比学习前吸真烟、考试前吸假烟的人要高出40%。而相反条件的那一组，即学习前吸了假烟的那一半人，成绩差距虽没有这么大，却也同样很明显：考试前也吸假烟的人比考试前吸了真烟的人成绩更好。可见，参与者大脑的记忆再现功能在大脑处于与之前学习时的状态相同时，无论是否处于亢奋状态，均体现出了最好水平。
为什么呢？“依提示回想”的考试结果为此提供了一个答案。参与这一类考试的所有参与者，成绩都高得整齐划一，无论他们前后是吸食了真烟还是假烟。
这么学就对了
这一发现说明，大脑处于适度亢奋状态也好，非亢奋状态也罢，其储存进去的单词数量是大致相同的：总之都装进去了。但是，在后来提取记忆信息的时候，大脑一定以不同的方式重组了这些信息。那把大脑里面的“提取钥匙”需在大脑处于与之前的状态相同时才会显得最清晰，无论是嗑了药还是清醒着。不过，一旦考卷上直接标出了“类别”提示，那把钥匙就显得多余了，因为已经有一把“外来钥匙”放在了眼前。
正如这次研究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已被浸入了用药状态，比如摄入中等剂量的大麻后产生的状态的记忆提示能否起作用，似乎部分取决于需要提取该记忆信息时的大脑状态是否能得以恢复。”
这一真假大麻烟的实验同时还让我们大致明白了由药物滋生的内在记忆提示效果真算不上有多强悍。给人一个货真价实的提醒，比如考卷上的类别名称，就能轻易地盖过这种内在提示的作用。这一科研小组的研究员以及后来的科学家们还用酒精等其他药物做了类似实验，结果也都证明了以下结论：
学习的科学
内在提示和外在提示的确可以是相当有用的记忆提示，但在真正强有力的提醒面前，就都显得苍白无力了。
要说学习时大脑对信息的吸纳特点，以这内在和外在提示效用的角度来看，还真像是一个在餐桌上眼睛到处乱瞟的人。他不但会一直关注餐桌上的主话题，比如布置的作业、乐谱上的音符、资料数据等，偶尔插上几句嘴，还会时不时地扫视一下周围，关注房间里有什么布置、有什么东西、什么声音、什么气味，同时还关注着他自己的身心内在反应，有什么感觉、情绪等。这些他所关注到的“环境因素”，包括背景音乐、烛光摇曳，还有自己的饥肠辘辘，都会成为帮助我们这位就餐朋友今后回忆餐桌话题的提示。而如果餐桌话题的内容本身很新、很陌生，那作用就更明显了。但是，这些都仍然比不上一个直截了当的提醒。
说到此，我不禁再次想起那个用几何图形推导勾股定理的往事。时隔30多年，重新回想起那天深夜在那栋数学大楼里的情景，固然能帮助我再次从头推导那个公式，但正如我所说，要摆弄好那几个三角形还是要花点力气的。不过，假如当时有人把那幅图抄了哪怕一小部分下来，那肯定就能让我一下子全都想起来了。小半幅草图强有力的提醒作用无疑要胜过当时周遭环境留给我的微弱的“还原”效用。
假如但凡有需要就能得到这种强效提醒，那这套运作系统可就太理想了。真若如此的话，一旦我们必须面对某项考试，我们便能轻松而准确地还原当初我们学习时的环境，播放出相同的音乐、照耀在相同的午后阳光下、调整出相同的心境状态……把大脑当初储存那些信息时，周遭所有的内在和外在特征全都给端出来。
要我说，这恰恰就是“学习辅助剂”的功效：我可以自己把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所、使用多少剂量，而且我也相信其中的“脑维素”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把更多的信息汇集到我那不堪负累的脑袋里。兴奋剂以及其他那些东西之所以能成为那么多人心理上的依赖，就是因为它们的确能发挥出科研人员在研究中所需要的那种作用：迅速又可靠地把人的心境状态转换到某种特定状态中去。
但是，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不但能有效利用内在和外在的各种提示，而且不必依赖任何特定的“环境因素”以及任何药物的“特殊效果”。
诀窍就是多换几个学习场所
我们先来看看图3—2这个矩阵表，请你尽量找出这份矩阵表中你能看出的任何排列组合规律，以便记住这些数字和字母。
图3—2 矩阵表
放弃了？可以理解，因为这表里其实没有藏着任何规律性的东西，设计这个矩阵表的人有心把它弄成这个样子，故意彻底打乱了排列组合，目的就是要把记忆难度提得尽可能高。
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莫斯科大学一位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在研究记忆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位名叫所罗门·舍列舍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y）的报社记者。舍列舍夫斯基在一家城市报社工作，他的行为引起了主编的疑心。每天一大早，报社员工都要集合到一起，听取一长串当日各项工作的任务清单，包括事件、人物以及主编想要追踪的、有潜力可挖的新闻报道。这时，所有记者都在认认真真做笔记，只有舍列舍夫斯基例外，他甚至连笔记本都不带。主编认定这家伙是在偷懒，因此当面责问了他。
舍列舍夫斯基回答说：“我不需要做笔记，我都记住了。”于是他开始复述当天早上那份长长的任务清单，一点错漏都没有。不仅是那天早上的，还有前一天早上的、再前一天早上的。他说，他已经把所有的内容都记住了。这一超凡卓绝的本事镇住了主编大人，于是他建议舍列舍夫斯基去见见鲁利亚。
由此，一段闻名于世的合作研究开始了。在之后的40年间，鲁利亚把舍列舍夫斯基反反复复地考了又考。在其学术报告中，为保护舍列舍夫斯基的真实身份，鲁利亚将其化名为S.。对于他那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上博大、精准的记忆力，鲁利亚进行了全方位的彻底探索。舍列舍夫斯基的记忆本领已经高超到了让人无法解释的地步，比如，他可以在15分钟内记住一整个矩阵中毫无排列规律的数字，而且能在一个星期之后、一个月之后甚至10年之后，都还完整地记得。
不仅是数字，还有单词表、诗歌、文章选段等，他也同样能记得又快又牢，而且不仅是用他的母语俄文能够如此，用完全不熟悉的外文，比如意大利文，也能做到。
鲁利亚对舍列舍夫斯基那包罗万象的访谈内容都详尽地记入了他的著作《记忆大师的头脑》（The mind of a Mnemonist）。书中写道，舍列舍夫斯基具备一种被称之为“联觉”的能力，就是能把各方面的感知都串联合并到一起，而且格外清晰生动。比如，声音是有形状、有颜色的，字母是有味道、有香气的，“甚至连数字都能让我联想到图像，”舍列舍夫斯基告诉鲁利亚道，“就说数字1吧，这是一个体格健美、充满自豪感的男性；数字2，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女性；3是一个满心愁苦的人……再比如说87，我看到的是一个胖女人和一个捻着两撇翘胡子的男人。”他给每一桩他记住的东西都冠上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提示，不但包括了他内心生成的图像，也包括了学习时外在环境的诸多细节，比如鲁利亚说话时的那种音色。
舍列舍夫斯基无论回忆什么都能做到巨细无遗，单词也好，数字也好，声音也罢，全都如此，以至于他常常在完成一份答卷时连带出另一份答卷来，若是几份卷子都出自相同场所、环境背景完全一样，就更是如此。他必须刻意挡住与之有关联的其他学习材料自动往外冒。一次，他告诉鲁利亚说：“我想把脑袋里的东西写下来，这样我就不用再记着了，因此我开始把一些小事写下来，比如电话号码、别人的姓氏、该办的几桩差事，等等。可是后来发现，这一点也没用，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始终都能看见我写下来的东西。”他没有那个世人皆有的“遗忘过滤网”，而这常常使他十分苦恼。
1939年5月10日，鲁利亚让舍列舍夫斯基记忆一份由他特意设计的有数字和字母的矩阵。舍列舍夫斯基对着那个矩阵审视了3分钟，随后稍作休息，便一点错漏都没有地全部背诵了出来，无论是按横排走、按竖排走、还是按对角线走。几个月之后，鲁利亚又一次用这份矩阵表让他作答，事先完全没有预告，结果他写道：“两次答卷唯一的区别就是，后来那次答卷时，他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恢复’上次答卷时的整个环境情形，直到他能重新‘看’到上一次我们坐着的房间、‘听’到我的声音，并再现出他自己盯着答卷时的画面。”舍列舍夫斯基为了“找回”那份卷子，让自己重新回到了5月10日的那次学习中。
舍列舍夫斯基是一个奇才，他的记忆方法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做不到的。我们不可能把学习时的周遭细节“恢复”得那么详尽，就算真能做到，也不可能把记忆中的那份矩阵表完整无缺地“恢复”到当初的清晰程度。我们的头脑没办法像他那样运作。但是，舍列舍夫斯基对多重感官提示的借助，包括声音、图像、感觉等，仍然让我们对应该如何充分利用一切环境条件有了很大启发。
我们可以很容易做到成倍地增加与记忆内容相关联的感知提示数量，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我们的学习场所加倍——多换几个地方。
学习的奥秘
变换一下学习场所，能给回忆带来多少帮助？
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三名心理学家主导的一次实验回答了这一问题。这三名专家分别是史蒂文·史密斯、罗伯特·比约克和阿瑟·格伦伯格（Arthur Glenberg），当时他们全部就职于密歇根大学。他们想要验证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把相同的学习材料分两个不同的地方学两次，那会有什么效果？
于是，他们找来一组学生，每人发一份单词表，上面有40个单词，每个单词都只有4个字母，比如“ball”（球）、“fork”（叉）。每个学生都要花两个10分钟来学习这份单词表，中间间隔几个小时。其中一半的学生，要么在一间窄小凌乱的地下室里学了两次，要么在一间整洁的、透过窗户能看到院子的房间里学了两次。而另一半学生的两次学习则安排在了两个不同的地方：一次是在小而无窗的房间里，一次是在整洁的、透过窗户能看到院子的房间里。两组学生，同样的单词，同样的顺序，同样的学习时间，一组在相同的环境中学习了两次，一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学习了两次。
史密斯告诉我：“我把自己这位实验老师也看作了整个学习环境中的一部分。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我打扮得像平常的我，凌乱的长发，穿法兰绒衬衫和建筑工地上用的靴子。而在现代派的会议厅里，我则把头发整整齐齐梳到脑后，打着领带，穿着我爸爸当年在我成人典礼上穿过的西装。不少曾在两个不同房间学习过的学生都以为我是两个不同的人。”
第二次学习结束之后，学生们还需给每个单词评分：该词引发的是人的正面联想还是负面联想。这实际上是一个小诡计，让学生以为实验目的在此，评分完毕就结束了，不用再想着那些词、复习那些词。而实验并没有结束。3个小时之后，研究者们要求学生在10分钟之内尽可能多地写出他们记得的词。这是实验的第三部分。考试场所则放在了另外一个不同的房间，一个“中性”房间，一间很普通的教室。周遭环境没有什么可供“还原”的，这一点跟以前那些针对环境背景对学习的影响的研究完全不同。这间屋子是所有参与实验的学生都没来过的教室，跟他们先前学习的场所也没有任何相像的地方。
这么学就对了
考试成绩的差距让人意外至极。之前在同一间屋子学习的小组，平均能记起那40个单词中的16个。在两间不同屋子学习的小组，平均能记起24个。就这么变换了一下学习场所，竟能使记忆的提取能力提高40%。借用实验报告主笔者的话来说，这次实验显示出“环境背景的变换大大提高了记忆力”。
没有人能真正明白为何变换房间会比在单一房间学习对记忆更有帮助。可能性之一，也许是大脑储存单词时，在这间屋子里的存储编码略微不同于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存储编码，而两组编码中有相互交叠的地方，且两组的提示自然比单组更具效果。也可能是因为在两个不同房间里学习，使联结到每个单词、数据、意念上的背景提示自然比一间屋子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在这间屋子里，米黄色的墙壁、荧光灯的光线、一摞摞凌乱的书给单词“fork”的记忆涂上了一层色彩；而在那间屋子里，“fork”这个词又与透过窗户洒进来的自然光、院子里的老橡树、空调机的嗡嗡声拴在了一起。学习材料被植入了两层不同的感知之中，而这至少给大脑多提供了一次机会，去“恢复”它所能“恢复”的学习时的周遭环境，从而提取出更多的字词或者概念来。也就是说，如果1号门打不开，那就去试试2号门。
其实，我们一向善于使用这样的镜头转换。比方说，我们想要回忆起某个演员的名字。首先，我们想到了他新拍的某部电影的片段，想起了他的容貌，但是想不起他的名字。于是我们转而回忆他出现在报纸上的头像、在电视节目上的精彩片段，甚至某次看见他在台上表演……就这样，我们用“多重脑镜头”最终搜索出他的名字，而且还会因此想起更多关于他的细节来。
史密斯后来还用上了数码技术。他用一小段录像剪辑来制造学习背景，以此代替把学生从一个房间赶去另一个房间的做法。例如，在一次典型实验中，他让参与者学习20个斯瓦希里语的单词，一共给了他们5次学习时段，每次学习10分钟。学习时，单词一个接一个地掠过一小段录像情节，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参与者被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在5次学习中都用了同一段录像剪辑，比如火车站里的情节，因此，同一个单词在每一学习时段中皆处于同一背景画面中，这就是“相同学习背景”了。而在另一组，同样的单词，每次学习时各用了一段不同的录像剪辑，比如暴风雨、火车站、沙漠景色、交通堵塞、家居客厅，因此，同一个单词在每一学习时段中的背景画面皆不相同。这里变换的只是一个视觉刺激，再没别的。即便如此，在两天之后的考试中，仍然是不同学习视觉背景的那一组表现更好，记起来的斯瓦希里语单词平均高达16个，而单一背景那一组的成绩，平均只有9～10个。
我必须承认，这样的实验太合我的胃口了，因为我就是那种不可能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学上20分钟的人，我当然愿意相信这种不必坐着不动的学法更能加深学习效果，而且我常常希望这类环境变化能改善学习效果的证据还能更无懈可击一些。
坦率地说，这条探索之路仍然充满曲折。科学家们至今还在争论，到底哪些提示更为重要、在什么时候能起作用、能起到多大作用。毕竟背景提示的影响很微妙，很难在实验中准确地再现。甚至对“背景”的定义本身也像是一个不断移位的活动靶。假如说，该定义应该包括情绪、动作、背景音乐，那么更广义的定义就还应该包括我们在复习词汇表、历史章节以及完成西班牙语作业时的任何变化。想想看吧，用手抄写笔记是一种做法，用键盘敲打出来就是另一种做法。同样，学习时，站着学不同于坐着学，更不同于在跑步机上边跑边学。
这么学就对了
丹尼尔·威林厄姆（Daniel Willingham）是一位指导课堂学习技巧应用的顶级权威，他曾这样建议自己的学生：备考复习时，不要直接照着笔记复习。他对我说：“我告诉他们把笔记放到一边，重新整理学习材料，自己想出一套全新的重点概述来。这样做，会强迫你把学习材料都过一遍，而且是以一种不同的思路去过一遍。”
这不正与我们变换局部环境的做法异曲同工吗？
的确如此。而且，这些针对环境背景的研究最终还给了我们一个更有分量的提示：无论你改变了环境中的哪些方面，只要你改变了能够改变的，就会有效。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有一次讲到一个学习舞蹈的人。那个人在练习舞蹈时，从来都严格恪守他的老习惯，在同一个房间里练习，而那个房间里恰好有一个老式木箱。糟糕的是，洛克写道：“这一珍贵的老家具深深地融入了他的舞蹈，融入了他的每一次迈步、每一次旋转，以至于他固然能在那间屋子里舞得完美无缺，但是必须有那个老木箱在才行。他不能在任何其他场所表现得同样出色，除非那个老木箱或者一个类似的箱子摆在那个特别的位置上。”
而这一章的研究却是要告诉我们：把那箱子搬出去。既然我们无法预测需要展现水平的时候，周遭会有些什么，那我们最好在练习的时候就不断变换周遭环境。传统的忠告要我们建立起严格的学习定式，可是我们需要应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突击考试、自发的临时竞赛乃至即兴演奏，谨守定式的做法显然行不通。我们要做的恰恰与此相反：换一个完全不同的房间，换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段。拿着吉他到外面去，去公园，去树林。换一家不同的咖啡店，换一个不同的练习场。用布鲁斯替换古典音乐。这些针对惯常行为的每一个改变都会帮你把要学、要练的东西记得更牢固一点、更清楚一些，帮你把记忆保留得更长久。其实，这样的实践本身就能强化你的学习，让你学得的东西越发不必依赖于周遭环境。
(1)清教徒很讲究日常生活的严格规律。——译者注
(2)新生入学的时候，不少美国大学的欢迎仪式之一就是老同学以类似的恶作剧来“欺负”新同学。——译者注
(3)全球躁郁症研究权威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著有“躁郁天才”四部曲，其中《躁郁之心》（全二册）细腻呈现了她从少女时代起与躁郁症纠缠的心路历程；而《天才向左，疯子向右》（全二册）则详述了躁郁症与艺术气质和想象创造之间的关系。这4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