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科学家们所描述的一样，我也觉得孵化作用跟药物作用差不多。不过，这可不是随便哪种药都行，而必须是那种能迅速释放药效并能持续一小段时间的东西，比如尼古丁。还记得吗，对孵化的研究几乎全都局限在短短的、5～20分钟的休息时间内。学者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探索人们如何能借助这样的“速效药”想出办法来解答难题，而且主要是针对那种只是一时难以找到方向，一旦找到便能一锤定音的难题，比如几何论证、哲学逻辑、化学式结构，还有那道“铅笔谜题”，等等。什么时候你被卡住了，不妨来上一片“孵化片”，这可是一剂很有威力的“学习辅助剂”，至少能在你需要判明答案对错时对你有所助益。
不过，这也不可能是一剂万能药。说到底，学习不可能被简化成一些互不关联的谜题或者谜语，也不可能都是竞赛项目，只需我们猛冲一气。我们要完成的是十项全能运动：不是一种办法、一种技巧就能搞定的各种难题，而是旷日持久的、必须种种办法多管齐下才能完成的课题。比如学术论文、商务计划、建筑图纸、软件平台、音乐作曲、短篇小说乃至诗歌创作。你要完成类似这样的课题，那跟破解一道谜题很不一样。要解开一道谜题，只需灵光一现找出答案就成。可是要完成这样的课题，却更像是在迷宫中穿行，走上很远才能看到一个转弯。而要想走出这样的迷宫，则意味着你须拉长孵化时间，有时候甚至要拉得很长很长。
创造性飞跃是如何诞生的
要解决这些棘手又耗时的课题，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剂“速效药”，时不时地休息一下就行，相反，我们需要一剂“长效药”。话说回来，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体验过更长时间的休息——以小时计、以天计、以周计，乃至更久，在完成某项错综复杂的任务时，不但会有疲倦，更会遇到被卡住的时候，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时刻一再停下来。有时是凭直觉停了下来，希望通过休息来驱散脑子里的迷雾，好让我们能从密林中找出一条路来。
通过观察这种长期孵化而开采出一大堆宝藏的人，不是科学家，而是艺术家，准确地说，是作家。不过这些作家对自己“创作进程”的观察却少得可怜，甚至让人觉得泄气。比如说，一封被认为是莫扎特的亲笔信中这么写道：“我笔下的主题自己就能扩展开来，显出其条理与脉络，自己形成了整体，尽管很长很长，可是它就那么从头到尾自己在我脑海中完成了，等着我去做最后的核查。一眼看去，那就像一幅精致的画卷，一座美轮美奂的雕像。”
嗯，那的确是很不错的魔术手法，如果你也能有本事做到的话。不过大多数很有才华的艺术家都做不到，而且他们也从不耻于说出来。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小说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是如何描述他那些奇思妙想的由来的：“我必须独自一人。公共汽车不错，遛遛狗也行，刷牙则更好了，尤其是思路已经无处可走的时候。常常就在我累极了、打算上床休息而去洗脸刷牙的时候，我的脑子却变得格外清晰起来……这时常常会钻出一句明天需要琢磨的句子，或是下一步构思的一个念头。其实我最好的思路都不是在我落笔的时候冒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看诗人豪斯曼（A.E. Housman），他总喜欢在一天之中的低谷期搁下一切出去放松一下。他说：“午宴的时候喝了一大杯啤酒——啤酒是大脑的镇静剂。反正下午的时光往往是我脑子里最没墨水的时候，我就会出门去走上两三个小时。一边走，一边看周围的景色随四季变换，什么也不去想。就在这样的时刻，心底里往往会忽然有什么东西冒上来，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有时候是一两句诗，有时候干脆是整整一节，伴随着一种朦胧的思路构成了诗的整个段落，不是先有构想后有句子，而是一起冒了出来。”豪斯曼还很谨慎地补充了一句说，并非整首诗全都是自己冒出来的，有些地方还需要填补空档。他说这些空档“需要我接过手来，在脑子里修修补补，可这样的修补常常很烦人，往往怎么弄都算不上好，搞得人满心沮丧，有时候最终也还是弄不成”。
好吧，我承认这些摘录是精心挑出来的，可是这么故意去挑拣也有我的道理：因为这两位作家把自己的体验描述得太清楚了。纵然人们有成千上万的不同创作，但没有谁的回顾能比他们的描述更加详细。
这么学就对了
海勒和豪斯曼清清楚楚地展现给了我们这么一幅构图：创造性的飞跃通常出现于创作者沉浸于某个故事或主题中一段时间之后，暂时放下之时，而且常常以零零碎碎的形式出现，既没有一定的先后顺序，也没有一定的大小规则，更不讲究重要程度。这一创造性的飞跃有可能是一套宏大的、结构严谨的想法，也有可能只是一步小小的改进，诸如找到一句好诗、重写出一个句子，或者仅仅是改动了一个字。
这并非局限于文学家的创作，其他人的创作也都是如此，比如设计师、建筑师、作曲家、机械工程师等，但凡是想要找到突破口的人，想要把一点瑕疵妆点成一笔华彩的人，均无例外。以我自己来说，新的想法更像锅里煮着的饺子，一直要等煮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肯从锅底冒一两个上来。
我是不是在拿自己跟海勒以及豪斯曼相提并论？没错。而且我也把你跟他们相提并论，无论你是一个正努力想要跨过平均绩点（简称GPA）2.5(1)这道坎儿的普通人，还是已经拿到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的牛人。单从个人体验上来说，我们在发挥创造力时的相同之处毕竟远多于不同之处。
这一长期的、逐渐累积的过程完全不同于我们上一章所讲述的短期孵化，所以我们应该赋予它一个不同的说法。让我们用“渗滤”（percolation）(2)这个词吧。让我们先假设它存在，而且是成立的，同时假设这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体验。
我们无法用任何严谨的方式来研究这个“渗滤”，即便我们真能做到。比如说，“甲组的人，放下你的笔，到公园去走一圈；乙组的人，过去喝一大杯麦芽啤”。你同样也说不清楚适合海勒或豪斯曼的办法是否也能适合于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是到心理科学中去挖掘，看能否找到一种可以证明渗滤果然行得通的解释。如果能找到这个法宝，我们就可以据此想出好办法来，完成手上的创作项目。创作这个词，恰是关键所在。根据我们所下的定义，渗滤是用来构建某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新作品的辅助工具，无论你要创作的是一篇论文、一个机器人，还是一份交响乐总谱，或是其他艰深复杂的任务。
要拆解开并仔细分析创作的构建过程，我们还须先到另一个科学领域去转一圈——社会心理学，目的之一是阐述我们心中能形成动机和目标的内在机制。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家跟研究学习科学的科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他们提出的理论，而社会心理学家则依赖于对社会环境的模拟。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我们在参考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时，需要把这一点记在心间。但是，将社会心理学所得出的结论拼凑在一起时，却也同样很能说明问题。
“蔡加尼克效应”与打断的重要意义
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是西方的文化中心，是各种艺术、政治和科学思想的汇聚之都。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里，即使在战争的动荡之中，我们仍能看到德国表现主义、包豪斯设计学校、布莱希特剧院等纷纷兴起。政治也是此时一个辩论激烈的主题。在莫斯科，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列宁的革命家，根据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即马克思主义组建了一个联邦国家。笼罩在严峻经济形势下的德国，也回荡着要求重大改革的呼声。
而这时的科学界正经历着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新的观念如雨后春笋，而且都不是小笋。奥地利一位神经科医生名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开创了一种引导式自由联想的新学科，叫做精神分析学，从此打开了一扇能看到人类灵魂的窗户。柏林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即后来的德皇威廉物理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Physics）所长，发表了他的新理论，也就是相对论，从此永久性地重新定义了空间、时间和引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斯·玻恩（Max Born），还有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等物理学家推出了一种新的模式来了解物质的基本性质，那就是量子力学。似乎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名年轻的科学家也乘着这一知识的上升气流冲了上来，他是柏林大学37岁的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是社会心理学这一新兴领域里的一颗新星。这时他正在做一项关于行为理论的研究，探索人的不同个性将如何展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比如缺乏自信，或攻击倾向。
勒温是一个很有魅力且视野开阔的学者，吸引了一群忠诚的年轻学子，他们放学后也常常到校园附近的咖啡店里跟他碰头。这里不同于办公室，是一个非正式聊天的好地方，他们喜欢一边享用咖啡或啤酒，一边探讨各种话题，集思广益。有一天下午，勒温注意到了一件让人好奇的事情。那天，跟他一起聊天的是他的一名学生，叫布卢马·蔡加尼克（Bluma Zeigarnik），一名来自立陶宛的年轻女子，她当时正在寻找自己的研究课题。就在那天下午，他们中的一个人注意到了咖啡店服务生的奇特表现：他们从来不用把客人点的东西写下来，而是记在脑子里，还能左一项、右一项地添加，“再来一杯浓咖啡……请来一杯茶……要一片德式蛋糕……”，一直到结账。
可一旦结完了账，你再过去问刚才某份账单上都有些什么，那些服务生却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完全没有了印象，简直像是一旦结账，服务生就把那份账单从脑子里彻底删除了似的。而勒温和蔡加尼克都明白，那并非是被科学家们称作“短时记忆”的现象，因为“短时记忆”指的是给你一个类似电话号码的东西，你能将其保留在脑子里30秒钟的能力，而服务生却能把客人的账单记在脑子里长达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呢？
勒温和蔡加尼克做出这么一个假设：也许没有完成的任务或目标会比已经完成的那些在大脑中驻留的时间更长。蔡加尼克算是确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她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更具体的研究主题：遭到打扰的工作与没有被打扰的工作相比，两者在大脑的记忆中有什么不同？
学习的奥秘
蔡加尼克招募了164名学生、老师和儿童来参加她主导的实验。她告诉参与者说，在实验中，她会请他们做一长串的小事情，并请他们“尽力做得又快又好”。她每次只给参与者分派一个小任务，比如用纸板做个小盒子、用橡皮泥捏一只小狗、猜解一个字谜，等等。这些事情大多只需三五分钟就能完成，可是，蔡加尼克偏偏再三打扰参与者的工作，在人家正做到一半的时候走过去交代给人家另一项任务。这样的打扰不但很没规律，而且也没有任何解释。
到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参与者被分派了18～22次任务之后，他们有些事情已经做完，有些却因中途打断而没能完成。这时，蔡加尼克便请参与者写出他们经手的任务来，记得多少便写多少。结果这些任务单很说明问题：平均来说，参与者能记住的因打断而没有完成的事情，比已经完成了的那些要多出将近一倍（超过90%）。不止如此，那些因打断而没有完成的事情都出现在任务单的前列，最先被写了下来，而已经完成的任务，如果还没忘掉的话，则出现在任务单的最后。“就时间量而言，本应该是做完了的事情记住得更多才对，因为一件做完了的事情自然比没有做完的事花了更长的时间。”蔡加尼克写道。
她很想弄明白：会不会正是因为被打断的“冲击”使得记忆的体验更加深刻了呢？
蔡加尼克于是又招募了一批不同的参与者，主导了一次不同内容的实验。这一次，每名参与者的每一件任务都无一例外被打断过。在这种短暂的打扰之下，有的任务得以完成，有的却来不及做好。最终结果与上一次的实验完全相同：参与者记得的尚未完成的任务比完成了的多出近乎一倍（超过90%）。
此后，蔡加尼克又做过多次实验，最终认定，如果参与者在即将完成之前最全神贯注的一刻被打断，则能最大程度地加深他对那项工作的记忆。最值得关注的也就是这一点：越是在关键时刻被“最糟糕”地打断，对那件事情的记忆越是能够长久。“每个人都知道，”蔡加尼克写道，“一封信快要写完的时候遭到打扰，远比刚开始没多久就遭到打扰更令人反感。”
学习的科学
人一旦被某件事吸引，便自然会生出一种动力来想要一口气做完那件事，而这种动力会随着事情临近尾声而变得越发强烈。“想要完成某件事情的欲望，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算不上是欲望，”蔡加尼克总结道，“但是到了后来，当你投入到忘我境界之中时，‘要做完它’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渴望。”
1931年，蔡加尼克在发表“打断效应”的论文之后不久，便跟随她的先生阿尔伯特一起，举家迁往莫斯科，因为她的先生获得了一份苏联对外贸易部的工作。她自己则在负有名望的苏联科学院高级神经活动研究所（Institute of Higher Nervous Activity）获得了一席之位。遗憾的是，他们俩的好日子并没能延续多久。1940年，阿尔伯特以充当德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并被遣往一座位于卢比扬卡的监狱，只有布卢马·蔡加尼克留了下来，继续她的工作，并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虽然是以心理学家的身份留了下来，却逐渐切断了与西方同行的往来，以避免沾惹上任何嫌疑污点。1988年蔡加尼克过世时，关于她以前的那项研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她的一位亲人A.V.蔡加尼克认为，是她自己销毁了所有文稿。
不过，那项研究的影响终究幸存了下来，而且得以广为流传。她的贡献，如今被人们称为“蔡加尼克效应”（Zeigarnik Effect），不但广为人知，更成了今天研究目标以及目标形成机制的一块基石。
说到目标，我们想到的往往会是人生理想，比如重新翻修一款经典老车、去海外生活、开创自己的公司、写一部小说、去跑马拉松、做一个好爸爸、组建一个和睦家庭，等等。不过对于心理学家来说，目标却远不必这么宏大。所谓目标，就是任何我们想要拥有或实现，却还未如愿的事，既可以是短期目标，也可以是长期目标；既可以是拿回一个博士学位来，也可以是穿出一身漂亮的衣装。根据这样的定义，在我们醒着的时候，脑子里每时每刻都装满了各种目标，争先恐后地想要博取我们的关注。我们是该先出门去遛遛狗呢，还是先泡杯咖啡喝一喝？是先帮孩子装好去露营的行李包呢，还是先把自己堆积下来的事情做掉一些？是该去健身房呢，还是该去练练西班牙语？
蔡加尼克效应揭示出的是这么一个现象：当我们有了某个目标时，大脑里会自动生出两种本能的预设，也叫做内在偏差。第一种预设是，一旦着手某项工作之后，你就在心理上给那项工作添加了一个“要完成它”的砝码，哪怕根本就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在蔡加尼克的实验中，她交代给人的任务甚至包括用一团橡皮泥捏出一条小狗来！第二种预设是，在你全神贯注于工作时，他人对你的打扰不但会延长这项工作在你记忆中驻留的时间，而且还会让你在心理上把这项工作提高到“需要先去完成”的首要位置上。
大多数时候，被人打扰是件很让人讨厌的事，尤其是在一件要紧的事情正忙到一半的时候，偏偏来了一位好管闲事的邻居、一只吵着要出门的猫咪，甚至是一个兜售生意的电话……但是，假如是你自己故意中断了手上的事情，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恰恰就是狄更斯最擅长使用的小说技巧，每章都给你留下一个扣人心弦的尾巴。那些电视剧的编剧们也都会这一招，让观众看完一集之后就期盼着下一集：一声尖叫、漆黑走道里的一串脚印，或是一段爱情忽然意外恶化或者升华之时，这一集便戛然而止。
这样的中断在你心里留下了一个悬念，而根据蔡加尼克效应，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把这些未完结的章节、剧集、项目给推到居于前列的首要位置，让我们满心牵挂它接下来到底会如何。假如我们正着手一项既耗时又耗心血的项目，这不正好是我们最希望它能在头脑中所占据的位置吗？
学习的科学
渗滤的第一要素，就是一直被我们当作学习敌人的东西：打断。
用感知力调动起你的大脑
比萨尔复盐糖，是一种用荷兰黑甘草做成的糖粒，有插头上的镍片那么大小。它的味道你要慢慢适应，略微有点甜，同时又格外咸，最好能配着一大杯凉水一起享用。为了便于理解下文，你只需要知道这比萨尔糖粒有一个特点：它能让你很口渴，而且很快就渴得很厉害。这正是一群荷兰科学家在2001年的实验中选中它的原因。这次实验的目的是测试一个人心中的目标对他的感知力有多大影响。
这群研究人员由荷兰莱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亨克·阿尔兹（Henk Aarts）率领，实验方式则是秉承了许多科学家的一贯传统：“骗人”。研究学者们常常会故意掩盖他们某次实验的真正目的，这样一来，参与者既不能有意配合，也没法故意捣乱。这次实验，阿尔兹招募了84名在校大学生，并对他们这样描述实验目的，听好：“看看大家在不同口味条件下用舌头辨别字母的能力有何不同。”
学习的奥秘
实验中，学生们被分成两组。一组得到了三种口味的比萨尔糖，每种糖上都刻印着一个字母，他们每个人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品尝一种糖，努力通过味道来辨别上面的字母。另一组，也就是对照组，却并没有得到任何糖，他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描摹一张纸上的三幅简笔画，尽管这跟他们的实验目的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让他们有事可做而已。
等这些都做完之后，研究员便每次带一位参与者去到一间屋子，并告诉他那是研究员的办公室，然后请他坐下来，花一分钟填写一张跟实验目的毫无关联的问卷，比如：“你最喜欢的让自己放松的活动是什么？”这些问题当然也跟真正的实验目的毫无关系，真正有关系的是这间屋子。这屋子跟你见过的教员办公室没什么不同，小小的一间，里面有椅子，有书桌，有书本、纸张、铅笔、一摞文件档案夹，还有一部电脑。在这些东西的周围随意摆放着一些跟饮水有关的东西，比如矿泉水瓶、玻璃水杯、小茶杯、空了的饮料罐，等等。等那份问卷填写完毕之后，参与者被单独留在那间办公室里，枯坐了大约4分钟。
这时，研究员便回到办公室，带着参与者回到刚才的实验室，让他接受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测试：用4分钟的时间写下他刚才在那间办公室里见到过的东西，能记得多少就写多少。这时，估计参与者们肯定都在腹诽了：这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跟用舌头辨识字母根本没关系吧？跟科学那就更没关系了吧？好在他们都还是照着要求去做了。
他们有的人只记得一样东西，有的人能记得好几样。这并不奇怪，因为在那4分钟的枯坐时间里，有的参与者喜欢神游天外，有的则喜欢看看书架上有些什么书。而让我们的科学家真正感兴趣的，却是学生们这时候写下来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昭示出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吃了比萨尔糖的那一组所记得的跟饮水有关的物品是对照组的两倍之多。他们都口渴了，而这竟影响到他们在那间屋子里会注意到什么、记住些什么，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何会记住那些东西。
这次实验以巧妙的手法展示出社会心理学中一个相当明确的基本原理：一旦脑海中有了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比如在这次实验中，是一杯水，该目标便会调动起我们的感知，以求能实现它。而这一调动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看向什么、关注什么。“实验结果表明，人的基本需求和动力会提高自身感知力对周围能满足这些需求的相关事物的敏感度，”研究报告中写道，“正因为心里想要减缓口渴的程度，我们才会注意到一罐可乐、一杯凉水乃至一瓶啤酒。而在不口渴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根本注意不到这些东西。”
从表面上来看，这就是常识，对吧？口渴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去找水龙头，肚子饿了当然会去找零食售卖机。但是请你注意，这次实验中的那些口渴学生不但比那些不渴的学生更容易注意到矿泉水瓶、饮料罐之类的东西，而且也更容易注意到跟喝水相关的任何其他东西：茶杯、茶碟、饮水瓶的盖子，等等。无论那些学生自己是否意识得到，口渴实际上促使他们张开了“脑网”，去“捕获”那些可见范围内所有跟饮水相关联的东西。
回顾过去几十年中的十余次类似实验，心理学家们已经让我们看到，对感知力的调动不仅在有了口渴之类的基本需求时会出现，而且在心中持有任何首要目标时都会出现。这也是一种我们都很熟悉的体验，比如说，一旦我们决定要买某个牌子的手提包、某个型号的智能手机，或是某个款式的牛仔裤，我们就开始以比先前密集得多的频率看到那样东西：在小店里、在商贸中心，甚至走在大街上。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有这种体验时的一桩往事。那时我11岁，刚刚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名牌鞋，匡威全明星帆布鞋，那是那个年代同龄男孩的标准装备。如图7—1所示。不过，我要的可不是常见的普通颜色，比如黑色或白色，我要的是绿色，明亮的黄绿色。我至今还记得，当我把那双鞋拿回家，穿到脚上走到外面之后，却惊愕地发现：不对呀！这种颜色的鞋遍地都是！第一天穿出门去，我就至少看见五六双这样的绿鞋子。不止如此，我还开始注意到其他稀奇古怪的颜色，还有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鞋带。
几星期之内，我心里就有了一份十分详细的亚文化地图：穿匡威全明星帆布鞋的少年一族在1971年的芝加哥郊区所构成的那微妙而复杂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独特小世界。可这却不是我通过“研究”才了解到的，至少不是人们心中惯常以为的那种“科学研究”。
图7—1 匡威全明星帆布鞋
不过，这一认识跟我们要写一篇论文，比如关于《独立宣言》的论文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跟任何事情都有关系。功课方面的力求上进也是你心中的目标啊，而这一目标同样会调动我们的感知力，就如同口渴得厉害时或者买回一双新鞋时，我们的感知力会变得不同寻常一样。就以《独立宣言》论文为例好了，当我们沉浸于这篇论文的创作中时，我们对身边与种族有关的各种事情的敏感度就会高出很多。媒体上一篇关于种族暴乱或是反种族歧视行动的报道、某个朋友随口说出的一句评论、报纸上对《林肯传记》的回顾，乃至不同种族的人在酒吧里、在地铁上如何相处等，你就都能注意到了。
学习的科学
可见，一旦某个目标被“激活”，它便能盖过其他一切，调动起我们的感知、思维甚至是心态，去关注身边的一切。这便是渗滤的第二要素。
接下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最有效地“激活”心中的某个目标，从而调动起我们的感知力呢？
用打断的方式：根据蔡加尼克效应，在紧要关头或是困难时刻，中断工作，从而让大脑把那桩未完成的任务推到首要位置。
当然，这种强化了的“首要性”不见得总能给人带来“重大突破”或者“神来之笔”，让我们的论文构思得以拨云见日。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但凡它能在这里或那里给我们多带来一点详细的资料、一个转换的思路，那就已经是白捡来的钱、白得来的便宜了，更何况它还能一点一点地增强我们的洞察力，让我们觉察到更为关键的所在，也就是顿悟的那一闪念，而这，正是每一个富有创意的人最渴望得到的。
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说过一句名言：“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不过，以前这句话却总让我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人又该怎么准备好自己的头脑以待机会的来临呢？现在好了，感谢社会心理学的这一成果，让我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巴斯德的那句话可以这么修改一下，如果你允许我用不那么诗意的语言的话：机会总是去找那些被感知力调动起来的头脑。
我最喜欢的一段讲述机会是如何跑去找人的故事，来自擅长写微小说的小说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描述。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主持人问韦尔蒂，她小说中的那些对话都是怎么得来的。韦尔蒂回答道：“一旦你投入到一篇故事的创作中，便会觉得所见所闻的一切都可以写入笔下。比如说，你在市区搭乘公交车时听到的对话，就完全可以用到你今天写的那段故事里。随便你走到哪儿，都能遇到可写入小说的一段情节。也许这应该算是‘对准了频道’吧，或者说是你的耳朵变成了磁石，你需要的事情就都被你‘吸’了过来。”
她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没有说到：那些从公交车上听来的对话不仅让她笔下的某个角色生动了起来，更帮她把故事铺展了开去。那些被“吸”到我们耳朵里的对话不但可归入我们脑子里的“旁人对话分类册”里去，更能够延伸我们对一篇故事的思考，乃至对一篇论文、一个设计方案、一次关键的报告演说等的思考。比如，当我们着手思考那篇关于《独立宣言》的论文时，我们不仅更容易关注到地铁车厢里不同种族之间的互动，也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所见所闻的反应。
这一点可不是理所当然的，更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还记得吗，我们在前面说过，大脑里随时都有多得难以置信的喧嚣之声，争先恐后地想要冒出头来。这时，我们能“听”到什么，取决于此时的需求、焦虑，取决于是什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因此我提议，我们还须更充分地听取自己大脑中与种族有关的一切喧嚣之声，而这些内心的对话定能为我们《独立宣言》的论文提供更多素材。
我能否验证这一点？我做不到。我也不知道是否有谁能做得到。但是这并不等于就没人做过这样的尝试——让不可能看得见的事情变得可能。
有意识的反思：问问你自己
那就让我们再回到课堂上去吧。
想当年我还在上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每当需要写一篇作文或是研究论文，我就总是到处去找别人的东西来做参考，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哪位专家写有相近命题的文章。当然，这种完美的“范文”自然不太可能有，或者说是我从没能找到过，因此我只好从书上或者人家的文章中摘录一些句子，借鉴一些观点，东拼西凑算作一篇文章。我总觉得如果那是别人说过的话，便一定是有见地的。不过我也从心底里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比如说，我们需要查找并研究基督教当年是怎么进入古罗马的，那当然应该知道谁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但问题是，每当我们开始着手某个研究项目时，尤其是在我们还很年轻时，往往不知道在该领域里谁是大牌专家。实际上我们通常根本就不知道居然有大牌专家。
我的整个高中和大学时代一直都是这样，总是寄希望于别人来告诉我该如何往下进行，始终陷于一种被动的、踌躇不决的思路框架中，害怕丢脸的心理远远超过了真正的求知欲，更没有什么明确的见地。其结果就是，我从来不曾向一位其实很容易就能直接请教的思想者请教：问问我自己。我只顾着到处看别人，到处找那些更好、更聪明的观点，我不认为自己想出来、写出来的能更好，我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
1992年，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博士注意到，她的学生所写的文章也给人这种畏畏缩缩、毕恭毕敬的感觉。龙达·戴夫利（Ronda Leathers Dively），当时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英语博士学位，同时还负责大二、大三本科生的写作教学，课程主题是如何以权威性的资料为论据，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具有说服力的文章。可到了期末的时候，她却备感失望。在那一学期里，她曾要求学生写作6篇文章，每篇须以一个社会、政治、文化中的争议性主题为论点，篇幅3～5页。她希望能看到论据犀利、旁征博引的文章，可是按照她的描述，收回来的无非是“前人发表过的学术文章的剪贴编辑”而已。最让她难过的是，期末时的作品与刚开课时的相比，没有任何进步。那都是她的错，不是学生们的错，是她没能把他们教好。
戴夫利心中认定，是她所遵循的教学大纲阻碍了任何可能的渗滤（她称之为“孵化”）效果的出现。因为每一篇文章，学生都只有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去完成，而主题却又都是敏感微妙而颇具难度的内容，比如垃圾废物的处置、托儿所对儿童的影响乃至毒品类药物的合法化，等等，为此，学生们不得不匆忙地赶进度。也就是说，这样的课程安排，每个主题都根本没有时间让学生慢慢咀嚼，更不可能有机会将其搁置一段时间。
学习的奥秘
戴夫利决定不再按照教学大纲的套路来做，而是由她自己来主导这门课程的实验教学。她的实验既没有设置对照组，也没有任何严格的科学标准可依，毕竟这是大学本科生的写作课程，而不是认知心理学的实验项目。总之，这门课程可以由她从头到尾重新构思，而她也确实做到了。
第二学期一开始，她就把原有的须交6篇作品的教学构架扔到了一边，废弃了这种类似“小儿多动症般”的忙碌教学法。按照她的安排，本学期这门课程要求的写作篇幅并不会减少，但是将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学生们在这一学期只需完成一篇、仅涵盖单一主题的文章，在期末的时候完成就行。不过在学期进程中，作为如何做调研的训练，他们需要另外完成5篇“练习作业”，目标均锁定在做调研的体验上。
比如，一篇练习描述如何采访一名专家；另一篇则练习如何确定核心词语，并在辩论中进一步善加利用，例如固体垃圾处理中的“垃圾填埋场”；第三篇则是针对自己所选主题面临的有争议的各个思想流派，他们该如何加以应答……戴夫利还要求她的学生在整个学习调研的过程中做笔记，记录下他们面对调研中的各种人物或资料时，自己心中有什么感受，比如是否认为某篇文章的论述合情合理？是否认同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某专家的前后论点是否保持了一致？等等。
这些练习作业和学习笔记都是她为学生安排的一级级台阶，目的在于让学生在整个学期中都记挂着那篇期末主题文章，即便谈不上从不间断，但也一定会反复思考。用我们的术语来说，这就叫作渗滤。戴夫利心里明白，与上一学期她负责的那班学生相比，这一学期的期末文章也不见得会更具敏锐度、更有可读性，毕竟花更多的时间琢磨不一定就能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有时反而会让学生陷入更加无法决断的两难之中。不过这一次的实验教学，她的学生给了她意外之喜。她后来写道，这次教学当中最大的进步就是学生们能够自己“担当起行家的角色，以充分的自信和充足的论据展示了足以真正促进学术交流的能力”。
课程结束后，她跟学生们进行了一次交谈，征求大家对这次教学模式的反馈意见。“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做的调研越来越多，很多信息都已经嵌入了我的脑海，”一位学生说，“如今，我开始质疑某些作者宣称的所谓事实，我发现自己不见得一定会认同发表在专业学术杂志上的所有内容。”另一位学生说：“我对自己经手过的资料有了更彻底的了解，已经能够针对期刊上的文章提出一些自己的问题了。”还有一位学生嘲笑某篇“发表在这颇有名望的杂志上的文章，简直就是写给环境健康这一领域的初学者的。我只会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对这一领域毫无了解的人去看”。
也就是说，她的学生不再只会借用别人的观点了，他们已经知道努力探索自己的观点了。
当然，这一结论当中并没有什么独特的“科学性”，无非是一位教师经过对她班上学生的观察所得出的看法。但是，戴夫利所做的事实际上是让我们看了一段慢镜头，这段慢镜头让我们看到了通常不可能看到的、在潜意识或者是半潜意识中进行的一段过程。
她让渗滤变成了可见的过程。
戴夫利所得出的结论，若不是幸好与实验派社会心理学家们得出的更为严谨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则很可能沦为无稽之谈。实际上，她设计的“练习作业”恰好相当于简化了的“渗滤步骤”，即以独特的自我打扰模式让那篇必须在期末上交的文章一直在头脑中“占据首要位置”。心中一直惦记着那个目标，使得学生的头脑一直处于“高度敏感档”，潜意识里和意识里都不断关注着与那篇课题文章相关的一切事物，恰如亨克·阿尔兹实验中那些口渴的学生。
学习的科学
渗滤的头两个要素一个是被打断，一个是被调动起来的、不断到处搜索的感知系统。而戴夫利要求学生做的学习笔记则构成了渗滤的第三个要素，就是有意识的反思。
还记得吗，她让学生把自己在调研过程中的感受都写下来，写下他们对所用的调研资料、杂志文章、人物访谈等的个人看法。学生们的思考能力便随着这一篇篇笔记，随着他们慢慢积攒起来的知识得到了提高。
所有针对渗滤的研究，从蔡加尼克到阿尔兹、戴夫利，以及其他在过去几十年中研究“目标实现”的社会心理学家们的发现，现在已经都被我们整合到了一起。这样的整合使我们看清了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神秘色彩”：原来，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天使或者创作女神在给人悄悄支招。
学习的科学
所谓渗滤，其关键就在于一直保持着心神的警觉，不断想办法调动起我们的头脑来，关注跟手中那份未完成项目相关联的一切，随时采集各种对外界的感知，并感悟自己内心的反思。
我们无法预先知晓那些感知或反思可能会是什么，也没必要去知道。正如阿尔兹实验中口渴的那些学生最后写下的物品一样，该来的东西自然会涌入我们的视野和内心。
相对于感知而言，如果忽然有更加成形的观点出其不意地跳了出来，那便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在意识之外形成的想法终于进入了意识状态。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渗滤更主要的是意识中的过程还是潜意识中的过程，而且争论的结果给理论界带来了相当有意义的影响。只不过，那已经超出了本书的写作目的，我们就不去探讨了。以我个人来看，我倾向于认同作家史蒂芬·金对于渗滤的描述：把某种意念浸泡在“既不全是意识也不全是潜意识的某个地方”的腌制过程。不过，管它是在哪个意识层面里呢，我们能抓到它就是了。
了解这些原理对我们建立自己的学习方式有什么帮助呢？这是在建议我们如果手上有一个相当庞大的项目，那就应该尽早开始，遇到思路不畅的时候不妨停一停，告诉自己这样的停顿不是逃避困难，而是主动进入渗滤过程。
我自己当学生那会儿，每当必须要完成一份繁重的研究论文时，总是习惯性地往后拖延，把时间先用在容易完成的小事情上，比如说，读篇浅显的文章、收拾收拾厨房、看看还有什么该做的事情……然后，等我终于不得不坐下来啃那块“硬骨头”时，我又会鞭策自己一路拼命往终点猛冲，一旦遭遇困难冲不下去了，我就总会备感灰心。
真不该如此。
这么学就对了
在继续向前猛冲之前，先退下来，这并不等于就此放弃了应该完成的任务，相反，退下来意味着我心里会一直惦记着它。这就是渗滤的第一阶段，同时也开启了第二阶段，就是有意无意间采集数据与资料的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听取自己的想法：我怎么思考、怎么分析这些收集起来的东西。渗滤要有结果，就须按照这三步的顺序好好走下来。
经过了这些年的尝试之后我也注意到，早早着手于“劳动密集型项目”，而不是先把一些小事情做掉，其实还有额外的好处。从心理学上来说，那叫开始“收缩”项目。一个项目并不会不断膨胀，早一点破土动工，这项目就能早一点被你掌握在手中，而且也能更容易让你放手再接着往下做。如果有些概念你花了一两个小时都还是“想破脑袋也弄不明白”（我想到了微积分中的积分），那么这时候停下来，就是走出了渗滤的第一步。有一位我颇为喜欢的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所谓的数学家，其实说的是这么一种人——他走到哪儿脑袋里都装着一个概念，直到有一天他坐下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对那个概念很熟悉了。”
我也把渗滤看作是对我拖拉习惯的一种正面认可。当我被一篇复杂烦琐的文章给淹没了的时候，我可以每天只做一点点。写文章时如果遇到了好契机，我当然会乘胜追击一阵子，不过，也会在遇到难题时在半路上停下来，等到第二天再来攻关。
必须承认，我们这一章太偏重于一种形式的创作，那就是写作。其一是因为只有作家们才会不知疲倦地谈论创作，其二是因为从某个关键的角度上来说，写点儿什么其实是对写作材料进行反思的一个好办法。不过，任何一个颇有成就的创作家，包括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科学家，都会进入类似的反思阶段，以完成并完善他们的创作，而且常常是不断沉浸在反思之中。这些人凭着本能让渗滤出现在了他们的创作过程中，因为他们已经由自己的体验发现，被调动起来的感知力会给他们带来好东西，至少也会是好东西的一部分。还记得前面讲过的诗人豪斯曼对他经历的描述吗？有时候还是会有空缺需要他来填补：“需要我接过手来，在脑子里修修补补。”你得到的可能只是零部件。能明白这一层，必将有助于你顺利完成哪怕很复杂的创作项目，不但会给你带来更多信心，也会带走你不必要的绝望。
(1)相当于百分制的75分上下。——译者注
(2)像煮咖啡那样，先将咖啡粉浸泡，再透过滤纸点点滴落。取其浸泡、渗透、过滤之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