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围绕着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的“阅卷权”问题，司法界和律师界发生了激烈的争议。
争议的缘起是我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一项旨在加强辩护权的规则，允许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律师既然可以核实有关证据，那当然可以携带有关案卷材料进入看守所，并在会见时向在押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展示有关证据。辩护律师既然可以让嫌疑人、被告人查阅证据材料，那后者也就享有了“阅卷权”。
但是，来自检察机关、法院的司法官员却认为，刑事诉讼法的这一条款并没有确立被告人的“阅卷权”，而只是赋予辩护律师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的权利”。因为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阅卷权属于辩护律师专门享有的诉讼权利，嫌疑人、被告人并不能亲自行使这一权利。这些司法官员们认为，律师在会见时只能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而不能允许后者查阅证据材料。
在围绕着有关法律条款制定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律师界与司法界的上述争议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都提供了支持各自观点的理由。在律师界看来，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赋予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既然嫌疑人、被告人是辩护权的享有者，那么，作为辩护权有机组成部分的“阅卷权”，当然也应当为嫌疑人、被告人所行使。否则，嫌疑人、被告人作为辩护权的享有者，竟然被剥夺了行使辩护权的机会，这岂不是怪事？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当庭享有质证权，可以对公诉方提交的每一份证据提出质疑和反驳，对控方证人进行发问。假如被告人庭前不了解公诉方证据的情况，就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法庭质证。因此，保障被告人的阅卷权，其实是确保被告人有效行使质证权的程序保障。不仅如此，不给予被告人庭前阅卷权，辩护律师就无法与被告人就法庭上的辩护思路展开沟通、协商和协调，对一些证据的质证难以达成协调一致的意见，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辩护律师与被告人提出相互矛盾的观点，以至于造成不应该出现的立场冲突，导致辩护效果的相互抵消。
但在一些法官、检察官看来，假如在押嫌疑人、被告人获得了“阅卷权”，那么，案卷中的法律文书和证据材料就都要向其开放了。尽管在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以后，被告人阅卷并不会对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明显的妨碍，但是，全面了解案件办案过程和证据材料的嫌疑人、被告人，会彻底摸清公诉方的“底牌”。一些心存侥幸的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根据案卷中的证据情况改变原来的供述，甚至直接推翻原来的有罪供述。更有甚者，嫌疑人、被告人要么在获得取保候审之后，要么利用会见的机会通过律师，向家属转达赃款赃物的处置信息，或者向证人、被害人发出威胁、恐吓的信息。因此，从保证刑事追诉活动顺利进行的角度来看，赋予被告人全面阅卷的权利确实是存在不少法律风险的。
这一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辩护制度在中国所遭遇的尴尬和困境。假如司法界的观点是成立的，那么，嫌疑人、被告人所获得的其他程序保障，岂不都会造成类似的妨碍刑事追诉的问题吗？例如，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公诉方的案卷材料，这也是为保障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所确立的诉讼权利。但是，辩护律师越是提早了解公诉方的案卷材料，越是全面掌握公诉方的证据情况，他在法庭上的辩护岂不就更有针对性吗？而这种有效的辩护岂不对公诉方的刑事追诉构成明显的威胁？又如，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就获得会见在押嫌疑人的机会，这对于侦查活动的顺利展开，无疑也会带来一些妨碍。毕竟，在押嫌疑人与辩护律师的秘密会谈，完全有可能增强嫌疑人“反侦查”的能力和信心，增加其对抗侦查机关或者直接翻供的可能性。再如，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调查权所作的各种制度安排，都有可能增强辩护律师的防御能力，增加其无罪辩护、程序性辩护成功的可能性。这难道不也会带来“妨碍刑事追诉”的后果吗？
既然辩护律师行使会见、阅卷、调查等各项诉讼权利，都有可能造成妨碍侦查、鼓励翻供以及影响追诉进行的消极后果，那为什么法律还要保障辩护律师对这些权利的行使呢？假如司法界对被告人行使阅卷权所提出的担心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对辩护律师的其他权利进行抵制呢？
很显然，司法界人士以“妨碍刑事追诉”为由，否定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的阅卷权，实际陷入了一种观念上的误区。罗马法时代曾出现过若干个格言，表达了大体相似的意思。例如，“任何人均无义务行使其所享有的权利”（拉丁Iure suo uti nemo cogitur）；“行使权利的任何人，都不得被视为恶意地实施行为”（拉丁Nullus videtur dolo facere，qui suo iure utitur）；“行使其权利的人，得视为不损害任何人”（拉丁Qui suo iure utitur，neminem iaedit）；“行使其权利的人，其行为对任何人均非不法”（拉丁Qui suo iure utitur，nemini facit iniuriam），等等。根据这些格言，任何人行使权利的行为都不应受到指责，更不应因为行使权利而遭受惩罚。否则，行使权利的行为就不仅不能给其带来利益，反而会“引火烧身”，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此情况下，权利即便被确立在法律之中，也会形同具文。
与诸如自由、财产、隐私、尊严乃至生命等一般实体权利不同，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属于一种程序性权利。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行使这些权利，就有可能与诉讼的另一方——公诉方形成一种对抗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嫌疑人、被告人越是充分地行使了辩护权，他们与公诉方的对抗也就越激烈。作为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代理人，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过程之中，协助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行为，这本身就保障了辩护权的有效行使，也在客观上对公诉方构成了程度不同的程序制衡作用。因此，辩护律师对刑事诉讼活动的参与，其后果必然是程度不同地妨碍了刑事追诉活动的顺利进行。这是司法机关接纳辩护制度所要承受的必然代价。
既然辩护律师的参与，辩护律师对会见、阅卷、调查等权利的行使，都有可能造成妨碍刑事追诉的后果，那么，司法机关究竟该如何有效地展开刑事追诉活动呢？
在笔者看来，扩大辩护律师的参与范围，保障辩护律师有效行使辩护权的机会，这属于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仅如此，刑事诉讼法还会通过确立各种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为国家刑事追诉活动设置越来越多的程序障碍，使得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受到强有力的程序制衡。用美国学者赫伯特·帕克的话说，这就像进行一场“跨栏赛跑”一样，侦查人员、公诉人和法官都必须越过一个又一个程序障碍物，满足了一系列诉讼条件，才能成功到达比赛的终点，完成刑事诉讼的目标。当然，这些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都具有别样的价值考量，它们要么是为了避免错误的和无根据的定罪，避免刑事误判，要么是为了保障程序的公正性和人道性，使得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充分的参与机会，并获得有尊严的对待。
在遵守法律程序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公诉人、法院当然也要追求“不放纵有罪者”和“不冤枉无辜者”的目标。对于侦查机关来说，最有效的追诉方法不是限制辩护律师的参与权利，而是增强证据意识，提高侦查水平，增加侦查工作中的科技含量，逐步摆脱对被告人口供的畸形依赖。面对嫌疑人可能的翻供，侦查员应当更加注重收集实物证据，从而对口供形成补强效果。对于公诉机关来说，与其动辄指责辩护律师的防御活动，倒不如充分地进行公诉准备活动，必要时进行一些补充调查工作，使公诉证据的体系建立得更为完整。在法庭审理中，公诉方还可以积极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有效地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从而说服法官接受本方的公诉意见。而对于法院来说，唯有充当公正的裁判者，保证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机会，其裁判结论才能取得人们的信服。经过公正审判程序之后，法院对被告人的定罪判刑，才具有充足的正当性。而辩护律师的诉讼参与活动，则不仅不应被视为一种惩罚犯罪的障碍，反而应成为法院公正审判的有效保障。
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到今天，所遇到的体制障碍和观念障碍都是空前巨大的。相比之下，体制障碍或许并不是最严重的。因为只要司法改革决策者痛下决心，这样那样的体制难题就是有可能获得解决的。目前，就连曾被视为“中国司法改革最大课题”的劳动教养制度，都出现了被废止的迹象。这就足以说明体制改革一旦启动，就有可能使那些困扰辩护制度发展的体制因素发生改变。但是，观念上的障碍却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对于辩护制度的正常发展来说，不克服一切陈旧的、腐朽的和不合时宜的观念，不为辩护制度重新确立正当的基础，那么，要指望嫌疑人、被告人能够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这几乎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总体来说，对于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享有“阅卷权”的问题，我们应当树立一种新的观念：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属于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他们为行使辩护权所采取的一切合法行为，都应被视为具有正当性；他们行使辩护权的行为，即便有可能带来妨碍侦查、影响追诉的消极后果，也应被看做无害的行为，因为对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家的司法公正价值而言，辩护权的行使完全是有益无害的。
Expulsion of the Merchants from the Temple （detail），1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