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自我、认识自我、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相信是每个家庭的教育追求，但究竟应从何下手呢？大学又能够提供什么呢？经久不衰的最佳方案就是以人文为中心、由敬业的教授主导小班教学的博雅教育。这并非新鲜事物，但是的确需要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那么什么是博雅教育？博雅教育并非政治学里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中“Arts”也不仅仅是指艺术，它的含义表述为人文（Humanities）更为恰当。博雅教育定义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简单来讲，博雅教育追求学识的目的是学识本身，即一种纯净的求学理念。引用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路易斯·门纳德的语言：“博雅教育并不为职业技能、经济回报或某种意识形态而服务。”与它相对立的是应用学科或职业技术类学科，如护理、师范、商科、法学、医学等。博雅教育是探究和追求真理的教育，而非为了任何形式的实用性回报。
博雅教育所探究的是知识的产生过程，是对知识的溯源，而不是去接受现有的知识；学生不是吸收知识，而是对新旧知识进行思辨。面对任何信息，我们要判断它的真实性；我们要思考信息背后的其他问题；不论是学习生物化学、政治学还是美国文学，我们要了解各自的假设框架，并清楚如何进行进一步分析。更确切地讲，我们学习的根本目的不是收集信息，而是论证。大学的教育是熟悉并掌握论证能力的过程：学会收集论据、分析现有的权威观点、预见驳论、合成新的论点、最后义正词严地表达结论。学会分析他人观点，并独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必将是艰难的、缓慢的，而大学4年仅仅是个开端。
历史学家西蒙·施玛（Simon Schama）在哈佛授课之后，曾有学生抱怨自己在听课之后变得更加迷茫。是的，本应如此。大学教育本该让我们开始了解到，我们之前所知道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者不变的。
在人们眼里，学术界总是在玩弄理论、故弄玄虚、把事情复杂化，简直就是自娱自乐。简单来讲，大学学习就是与现实的正面交锋。这个世界充满了复杂微妙的事物，如酵酶的结构、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现代经济的运作等等。虽然我们努力去整理庞杂的世界，但是真相总是难寻。有些信息已经演变成事实，如热力学定律、法国革命的日期，对此我们也许能轻松接受；但是，对于最前沿的发现或许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一系列的尝试、犯错以及保持小成功之后的虚心，方能拨云见日。
首先，博雅教育要做的就是，接受并欣赏以上所述的学习特点。在美国，博雅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广度。也许你只钻研某一个领域，但是你同时会接触到一系列其他科目。你不仅仅学会思考，而且要学会不同的思考方式。你也许会从心理学的角度了解人类行为特点，但你也会从文学的角度去体会人类行为。你也许会先从哲学的角度认识现实，但你也会从数学或物理的角度思考现实。通过诸多角度的比较，你的头脑才会变得更加敏锐，更加灵活；你也因此变得更加善于质疑，思想更加严谨。最重要的是，你学会了自我引导。
也许有人认为博雅教育在职场上会处于劣势，但是现实是受其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在职场上如鱼得水，而且个人能力并不会受其专业所限。《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一篇名为《雇主认为：大学专业是次要考虑》的报道。他们做了一项由318家公司参与的问卷调查，发现93%的雇主认为，“批判性思考能力、沟通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要比求职者的本科专业背景更为重要”。尤其是现在的工作需要混合型人才，能力的重要性超越专业背景实乃大势所趋。美国大学协会主席卡罗尔·盖瑞·施耐德（Carol Geary Schneider）注意到，“雇主对学校的期望与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学校的认知存在一条很深的鸿沟”。
为此，《华尔街日报》分析了两个专业背景之间在薪水上的区别，其更大的原因来自各自选择的行业之间存在区别。选择更有“钱”景的学生（如经济学专业）当然会高于其他，这只是主观选择的问题，并不代表两个专业之间挣钱潜力的差异。攻读你所热爱的专业会帮助你变得富有，但不一定有钱。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以起薪论成败绝对是一个陷阱。职业技术性专业的确在起薪上占据优势，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内，这种优势会逐渐消失。真正的教育是为了你的长远职业发展而做准备的，绝不是为你的第一份工作做准备的。
同时，另外一份问卷调查显示，30%的公司从文理学院招聘，仅次于工程类或计算机专业（占34%），但是远超于金融和会计专业（占18%）。进行调研的机构负责人表示：“公司更看重软实力。硬能力是可以教出来的，但是软实力需要培养。”另外，只有44%的雇主认为，大学毕业生已经具备为公司创造实质性贡献的能力。
另外一份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普遍在沟通以及团队合作上存在明显不足，不能够从多角度对待一个复杂的工程。只有1/4的学生具备胜任工作的思考和写作能力”。而这些软实力恰恰就是博雅教育所致力培养的。从长远来看，现实似乎已经印证了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言：“我们所学的在10年内就会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如中国谚语所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一家澳大利亚咨询公司创始人托尼·格斯比·史密斯（Tony Golsby-Smith）曾经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想要创新：雇用人文专业学生》（Want Innovative Thinking?Hire from the Humanities）的文章，他坦言：“学习莎士比亚诗歌或者塞尚绘画的学生具有更强大的思维，往往更容易以新颖的角度解决一些传统方法无法处理的问题。”托尼进一步补充道：“咨询业巨头公司如麦肯锡或贝恩同样青睐拥有人文背景的学生。你可以选择直接招聘这些学生来用，否则就只能向大公司支付昂贵的咨询费用来替你的公司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职业技术类学校也逐渐意识到博雅教育的价值。医学院加大了对病理以及病人本身的双重关注，因此转向录取更多人文以及其他非自然科学类背景的学生。塔夫斯大学的法学和外交学院院长巴斯卡尔·卡克拉福蒂（Bhaskar Chakravorti）曾经发布过文章，建议MBA课程应该弱化对“专业型人才”的强调，加强培养平行混合学科的综合型思考人才。工程学院也开始注入人文学科元素，加强对学生思考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力求弥补技术背景自身有限的生命周期。
横向对比职业技术类学校的SAT成绩，人文类学生在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的表现要优于生物专业的学生；在法学院的入学考试LSAT超越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商学院的GMAT入学考试成绩优于商科背景的学生；在GRE考试的阅读和写作部分，人文专业背景的学生是所有专业中平均分最高的群体。
可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之下，博雅教育培养创意性人才的价值尤为突出。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描述了对未来的展望，他强调，未来的主流是能够建立新行业、创造新工作的人群，而并非服务于现有行业的人。
因此，我相信，博雅教育完美地符合这个标准。面对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全球经济，传统式的职场升迁游戏规则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连工作的意义也被重新定义。理查德·格林沃德（Richard Greenwald）在他的《微型企业家时代》（The Miropreneurial Age）一书中提及，新人类应具备的素质包括“学识的广度、跨学科文化知识、信息敏感度以及待人处事的灵活度”。另外，“终生学习能力、持续成长和创新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在他的《全球成就鸿沟》（The Global Achievement Gap）一书中透露，“甚至连高科技类公司也相对看轻学科知识”。全球最大私募基金之一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大卫·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全球经济论坛上发言：“H=MC。H代表的是Humanities，即人文学科，MC是More Cash的缩写，即更高的收入。”现在的社会，信息唾手可得，关键在于是否懂得如何有效利用信息。
当下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波及全国、涉及高校和基础教育的双轨性“数学和科学”运动，上自总统，下至幼儿园，人文学科退居二线，“数学和科学”则占据主流。世界的另一头，中国、印度和新加坡已经意识到，要达到美国创新文化的高度，依赖于填鸭式的技术类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开始模仿美国的人文教育。
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与耶鲁大学联盟，创建了博雅教育特色的新式学院。印度理工学院（相当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在课程的比重中加大了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国长久以来盛产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且经常在国际性测试评估上取得优异成绩，但是中国的教育界开始越来越关注到，独立的、批判性思维在教育中的缺失。有些人把美国近些年来的经济滑坡同亚洲经济的持续性成长进行对比，把其比喻成新一轮“与苏联的太空竞赛”。当我们获得胜利之后，我们把苏联抛在了脑后；但是如今，我们面对亚洲，缺乏这样的信心。
有不少人怀疑甚至嘲笑学习亚里士多德能够“促进就业”，但是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一本《年轻人职业发展指南》建议，学生应放弃大学，其引用了一位大学退学女生的观点：“大学毕业之后，没有人在乎你是否精通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或读过康德的著作。”也许是吧。但是通过学习和了解这些人类历史上的巨人，精读他们的艺术、文学以及哲学作品，就如另一位学生所感：“我每天被迫去思考人类历史上最难的问题，因此我掌握了最有效的表达和思考能力”。
如上所述，博雅教育的终极目标并非实用主义，而是培养你超越空间和时间来思考问题、不受工作性质所限制的能力。博雅教育所关注的是公民权益、他人利益以及构建一个健康的、有创造力的、自由的自己。当然，构建自己并非空穴来风，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向前人借鉴智慧。人文艺术包含了历史、哲学、宗教学、文学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记载了前辈对人性最深刻的认识。我们在享用他们硕果的时候，针对的并不是某个固定领域或某种职业，而是人性，其范围之广能容下整个宇宙，其中不乏爱情、死亡、家庭、道德观、时间、真理、神明等一切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
纵观历史，人性或人生思考之前是依托于宗教学的，但是现今，人文艺术已经替代了宗教学。横跨18世纪和19世纪，传统的信念受到现代科学以及启蒙运动的挑战，人文艺术逐渐演变成受教育人群讨论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平台。
如今寻求真理的途径变得多元化，经历也更加个性化，人们摒弃了过去的教条式模式。相较于从《圣经》中寻找答案，人们现在可能会选择去阅读俄国文学巨匠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欣赏贝多芬的音乐或者去观看易卜生的戏剧。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剧场变成了新一代的教堂，成为人们寻求情感抒发、忏悔、喜悦以及超脱的灵魂空间。这是一种新的信仰——唯美主义，即对艺术的膜拜。
文学家惠特曼在他的著作《民主的前景》（Democratic Vistas）中宣布，“牧师离场，神圣的学者降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则以戏剧性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宗教信仰向人文艺术的过渡。故事主人公史蒂芬放弃加入天主教会，因此放弃了拥有圣餐变体的机会，他投身于文学，引用书中的言语，他“把每日平凡的生活经历转变成永恒的发光生命”，即永不腐朽的艺术作品。
英国文学成为大学一门重要学科并非偶然，时间上与唯美主义的出现重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固定的知识性信息，长久以来被大学定位为核心课程，但是，它们的地位逐渐被英国文学和其他人文艺术课程所代替。宗教学借此机会，演变成了人文艺术的一部分，《圣经》不再是宗教课本，而是文化的载体。这种演变是自然的、有效的延续。美国大部分大学的建校史与教会有紧密联系，演变到今日，大学依然努力执行布道任务，但是是在非特定宗教的框架之下。
在19世纪末，除了科学背景专业的出现，人文艺术课程逐渐占据了更主流的地位，其中包含“经典著作”和其他“通识教育”的课程。大学校园的礼拜堂牧师说教布道的角色，也逐渐被教授替代，由教授在课堂里引导学生借助经典文学来讨论人性。
常言道：真理难寻！那么艺术凭借什么通向真理呢？艺术要求我们花大量时间努力观察现象，并且花更多的时间和气力表达你对观察的理解。任何有过绘画写生经历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在作画之前，首先要全身心地观察绘画的对象，几乎要看透它，胸有成竹后才可以动笔。比如，我们的对象是一杯水，常人的认知往往是功能性的，即它是解渴的工具，目光一扫而过。但是艺术家会观察其各个方面的特征：如杯子在盛水时的颜色，杯身上的指印，水面的凹凸部分的光泽，以及杯子所投射的半透明影子的形状等等。
既然绘画的过程如此，其他类型艺术的要求也大同小异。在文学世界里，读者所观察到的主要对象并非物质世界，而是人类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一位诗人所观察的是，他对自己身体或者家人的主观真实感受，绝不是客观的感受。小说家向我们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相处：斤斤计较的、麻木无情的、单相思的，等等。那并非都是我们道德所提倡的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沉浸在口号式政治理念的宣传或人与人之间客套的甜言蜜语之中，它们构成并包围了我们的生活。艺术的使命是帮助我们突破这些重围，使我们从中得到解放。但是真相往往令人难以承受，因此我们会自欺欺人，极力逃避真相。在德语作家卡夫卡眼里，“书籍就像一把斧子，为我们结冰的内心海洋开出一条道路”。书籍是我们心灵冰盖的破冰船。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是19世纪最伟大的艺术评论家，他对法国伟大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和印度人甘地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待文学，他怀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我越来越深信，人类在这世界上所成就的最伟大事业，是以最朴素简要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所见。在上百人的大会谈天说地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人会思考；在上千个会思考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人能洞察。洞察把诗歌、预言、宗教结合为一体。
当我们着迷于成绩、收入乃至性生活时，却走马观花式地对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艺术的力量，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言，就是让灵魂惊醒过来。
另一方面，我们相信科学，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富有科学性，从而我们认为，只有可以量化的科学性信息才是客观的，才算是知识。从此，人文艺术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更谈不上如何带领我们寻得真理了。但是科学和人文各有特点，并不矛盾。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Gould）认为，艺术、科学和人文“三足鼎立”，各自拥有自己的使命。
科学性知识所表达的是内心之外的世界，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观察事物。人文知识表达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和体会。画家通过作品，主观表达了自己的所见，尤其在现代社会，其内容包含了人类因自己所见而产生的梦想和恐惧。小说家努力营造氛围，让我们体会到生活在不同时代的酸甜苦辣。曾经有一次，我告诉从医的兄长，自己作为文学评论家，对时间和空间充满浓厚的兴趣。他当时的反应似乎出乎意料：“难道你是想做大脑手术？”我所指的时间和空间并非物理学家所研究的科学概念，而是小说家笔下人类对时间和空间体会的记录。
时间在文学作品里的变化是随着人物意识改变而推进的，而非时钟可度量。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著作《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和《去灯塔》（To the Lighthouse）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关系。书中人物在某个清晨所闻到的清香可能带着他回到了过去的某个时刻：30年前在露台上同故友的叙旧，可以完全沉浸在美好的世界中。记忆、沉思、渴望等各种思绪涌上心头。突然间一个念头被拉回到了现实，转而又继续往前冲看到了未来。伍尔芙成功地让读者感受到了时间的推进。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更能让读者感受到空间的变化：他笔下的阳光大道、背街小巷、迷宫般的小路、神秘的雾气和黑影等营造了强烈的空间感。或许我们要屈身进入一间阁楼，或许我们在奢侈的公寓楼里穿梭，或许黄昏中，我们在下班高峰的人流里挣扎。居住在大都市的人们繁忙地穿梭于层层空间里，陌生人和朋友之间只有模糊的界限，你我的身份是随时可丢可寻的标签，偶然事件变得并不偶然。城里的空气中充满了惊恐、莫测、愤怒、嫉妒等各种情感。没有任何计时器可以量化我们从伍尔芙那里得到的收获，也没有尺子可以丈量狄更斯的价值。真正懂我们的是故事，而不是公式。
科学工作者通常使用最客观的语言，因此数据是他们习惯的语言。艺术工作者讲述个人经历，意在引起他人的共鸣。人文知识不存在方程式或者定律，它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因此它无法被证明，无法被量化，也无法被复制。我们只能解读人文知识，无法计算人文知识。在欣赏一首诗、一件雕塑或者一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关心的不是它的大小，它的流行程度或者它的制作材料，而是它的意义。也许针对一个科学现象，我们会问：“这是真实的吗？”但是学习人文知识，我们会问：“这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在阅读文章或者欣赏艺术品时，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我是否看明白了，而是该篇文章或该件艺术品是否能引起我的共鸣，从而帮助我更懂得自己。这也应该是大学教育的作用。为什么要读经典文学作品？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一针见血地解释道，“这些作者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难怪会有心理咨询师将文学作品用于咨询治疗。以下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的自述：
我最近结束了一个治疗时间长达6年的病例。这位病人来见我的初始原因是，他对镇静药品上瘾。他患有重度抑郁症，整体精神面貌萎靡、负面、消极。当我建议他去阅读20世纪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作品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了，这是我接触过的极少见的一位。在多年的治疗过程中，我们没有离开过劳伦斯。人们往往在文学中找到自己，在我14岁时，我就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找到了自己。我的这位病人会带着劳伦斯的书来见我，并在现场阅读某些段落，然后告诉我：“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的欢呼就是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我们从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人也在我们身上看到他们自己。这种体验就是弗洛伊德所讲述的“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艺术的魅力在于，它带着我们去了远方，但让我们感受到回到了家。当我们在阅读《哈姆雷特》或《简·爱》时，横跨几度空间和时间，心怀罪恶感和幸福感，这些作品如镜子般照出了我们深藏心底原本的性情，但我们又感觉到它们是如此新奇。中世纪的丹麦，一个充满臣子和王子的世界，当你在阅读它的时候，身临其境，似梦非梦。“找到自我”，如此美丽！
艺术让我们铭记住种种经历独特的名字。古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坎特伯雷中的巴斯妇人和包法利夫人，她们各自代表了三类人：无助的理想主义者、无畏的欲望主义者和不满的浪漫主义者。借助她们，我们窥视到了潜伏在自己体内的巨大潜力。我们所熟悉的小说人物，如亚哈船长（来自《白鲸》）、哈克贝利·费恩（马克·吐温笔下的人物）、盖茨比（来自《了不起的盖茨比》）、霍尔顿·考尔菲德（《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女黑奴塞丝（来自《宠儿》），他们在书中所扮演的角色，充分表达了美国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
同时，艺术作品还可以为青涩的年轻人提供生活的缩本。《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是一位化讥讽为幽默、不惧强权的现代知性女性领袖。《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主人公斯蒂芬·迪德勒斯勇于放弃朋友和家人，接受孤独一生的艺术天才的命运。书籍帮助我们预见未来，赋予我们去创建属于自己生活的想象力和勇气：他人可以，我也可以。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埃德蒙森把阅读比喻为“生命的第二次机会”。艺术并不会造就一个完美的你，却可以成就一个更自由的你。
当然，影响你生活的还有时尚或者广告。比如《五十度灰》、耐克公司的广告语或无数的流行音乐等，它们成功地调动了每个人那根“本我”神经，让你陷入无穷无尽的幻想之中。那样的生活方式谁不想要？
艺术与其他形式的刺激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生活榜样，而且也提供了质疑艺术本身的方法。阅读文学作品要求的是一份审慎的态度，而非冲动。我们要思考伊丽莎白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局限？史蒂芬对自己会有什么顾虑？霍尔顿是否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亚哈船长最后是明智的吗？如果博雅教育意在挑战已成定数之事，那么人文艺术专注的是伦理学和存在学，即我们应该如何待人处世，我们到底是谁。
作家安德烈·科德雷斯库（Andrei Codrescu）认为，故事激起反思。不论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黑暗之心》还是《奥德赛》，书籍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命，我这本书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思考的并不仅仅是价值观。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能够在艺术中寻得：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或者美国家喻户晓的《黑道家族》体现了人性的野心，俄国短篇小说家契诃夫或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作品呈现了社会的倦怠，美国作家拉尔夫·艾莉森（Ralph Ellison）和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笔下的人群边缘化等。
就我而言，先辈给予我无穷的智慧：但丁教会我爱与恨并非对立，而是两者相辅相成；英国小说家福斯特让我明白，开放式心态所掩盖的是虚荣和无知；作家玛丽·盖茨基尔向我揭示，灵魂在肉体上的体现方式。我并不确定上述这些是否影响了我在生活中的种种决策，但是它们确实深刻地铸成了我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认知。
埃德蒙森教授强调，“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通过深度感受和思考，与书本的所学结合为一体”。生活与艺术，实为生活中的艺术和艺术中的生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之前篇幅中我提到过，描绘一件物品必须看透它，就如同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马修·阿诺德所言，你要看到“它真实的内在”。“内在”并非指人，而是个人欲望。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观察物品，也适用于观察人。我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人或他物视为自己的延伸或附属品。体验艺术就是允许自己在最亲密的氛围下去体验他人，不论是阿基里斯，安娜·卡列尼娜，还是艾米丽·狄更森。从中我们获得最根本的收获在于：我们知道了自己并非世界中心，他人并非为我而存在。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尊严和对世界的认识。
引用哲学家瑞贝卡·古德斯坦（Rebecca Goldstein）的原话：“我忠于小说。我信奉它为我带来体验他人世界的巨大力量。”艺术淡化了自我中心，教会了我们要有同情心，提高了我们的情商，也许艺术真的可以造就更好的你。
那么问题来了，博雅教育真的能改变你的生活吗？一位学生的提问我至今记忆犹新。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博雅教育同样会改变你身边其他人的生活。如今的理想化年轻人热衷社会科学，如政策和大数据，俨然一派专家治国的气势。但是，我们能够衡量的只限于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甚至连已知的也很困难。在我们急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之前，康德提醒我们，我们要先明白“人性的这根曲木”，即我们到底为谁创造将来。
我们需要研究人类是如何思考的，人类的追求是什么，行为习惯是什么等等，同时我们要了解未来的规划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人文艺术以简单的方式填补了社会科学的缺失。
社会科学的龙头学科经济学总结人是理性的，人性是自私的，人类的出发点都是将个人利益最大化。我相信《李尔王》的作者或《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会持反对观点。外交战略家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称文学为不受框架和方法论限制的语言，其强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能够充分表达世界的真相。也有人说，小说已经成为历史，《战争与和平》之类的书籍属于信息流通极其低效的时代。但是持这些观点的人需要明白，网络上的博客或1400页的维基百科根本不能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因为前者根本提供不了接近于宏大高深的生命探究，后者提供的并非信息，而是阐述了生命。
区别于自然或者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历史课。英文记载了英国文学历史；宗教学记载了宗教的历史。我们常说，做人不能忘本，人类作为群体，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过去是我们所有思想和感受的来源，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了解现在的世界和现在的自己。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明白现在的国家法律、社会结构和群居关系。在个人层面，了解自己的过去，你才会明白自己言语背后的动机。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建议，博雅教育要举办颁奖仪式，好比一场戏剧的高潮。这个奖项就是庆祝对自己的认识。
阿兰·布鲁姆认为，“最成功的专制制度能够成功扼杀掉多项选择的可能性”。过去给予了现在生命，但又不同于现在，如同母子关系。看到过去，我们就拥有了不接受现在的勇气。看到过去，我们终于明白，从小接受的人生道理并非一成不变，它在时间上具有时代烙印，在空间上具有局限性。既然现在可以不同于过去，那么未来也可以不同于现在。要成为一位领导者，过去就是最合适的开端。
在不少人眼里，艺术不过是安慰剂或装饰品，它是属于富人阶层的一种高雅消遣方式。也有人收藏艺术品，使其保值增值，似乎艺术在满足人的需求之上的更高价值就是用于交易。在大学校园里，艺术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它是提高个人社交圈活跃度的工具。文艺复兴领域的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就人文学科的价值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化性知识实际上对个人职业发展是有正面意义的。”这些看法，只是艺术和人文价值的一部分而已。
我承认“文化资本”的现实价值，也看到了大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这种认知是陈旧的，不适合于诠释人文学科的现代意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典人文课程的建立，的确是为了帮助当时移民后代（主要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更好地融入。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这种说法（针对移民或者下层阶级）已经不能成立。在主流的鸡尾酒会上，人们关心的话题不再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或者法国哲学家卢梭；达·芬奇或者莫扎特也并非所有人都熟悉（当然好莱坞影星莱昂纳多倒是家喻户晓）。在酒会上，没有人知道或在乎你是否十分了解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标志性哲学家蒙田，但是你得知道HBO（美国付费电视节目）、NPR（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及REM（美国摇滚乐队）。
如今的文化资本是通过模仿而得到传播的：一位学生会模仿毕业于顶级高中的同学的言行举止和海外旅行的消费习惯，吸收他们认可的前沿思想，甚至购买与他们相似的生活日用品。
此外，有人认为人文艺术适合于无须担心温饱问题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但是名校的其他学生为了求生存，就应该更务实，学习与数据相关的专业，比如工程、计算机或经济学。这种说法并不鲜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百年之前就曾说过：“我们需要一些人接受博雅教育，我们也需要另外一些人，也许是更大的人群，放弃接受博雅教育的权利，参与具体的劳力工作。”百年之后，劳力工作成了技术性工作，但此说法依旧成立。支持博雅教育并非精英主义的拥趸，把博雅教育预留给少数人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不论人文艺术的价值到底是通向启蒙的道路，还是职场的文化资本，只要是有价值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拥有。
美国作家厄尔·肖里斯（Earl Shorris）的一篇观点犀利的文章《关于博雅教育的用途》（On the Uses of a Liberal Education）清晰地阐述了人文学科对贫苦阶层的重要价值，并且他付诸行动，成功地构建了人文通识课程，并在全美范围广泛推广。我可以说，人文经典对所有大学生，不管是达特茅斯的中产家庭还是杜克大学的亚裔家庭，都是具有很高的价值的。
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是否存在这样的心理暗示：移民家庭的孩子值不值得学习英国文学或者西方经典？我们回想一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犹太人群里出现的格外耀眼的人物：索尔·贝娄3、诺曼·梅勒4”、J.D.塞林格5、伦纳德·伯恩斯坦6以及众多后起之秀，如菲利普·罗斯、苏珊·桑塔格7、斯蒂芬·桑德海姆8、伍迪·艾伦9。他们不仅仅融入了主流，而且成为了主流，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美国形象。我坦言，美国未来最大的进步就是让亚裔以及拉丁裔也能够在不同领域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如果维持现状，只让他们在医学或者金融等固定领域或框架之下摸爬滚打，无异于阻止这些人群改变或提升在美国的地位，同时也阻碍了美国多元化的发展。
人文经典教育的意义所在显而易见，但我并非主张盲目推广。西方古典学铸就了我们的历史，因此是每位现代公民的必修课。放弃这种机会等同于放弃历史，放弃掌握标准的英文写作能力，最终将被动地生活。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变，我们不得不去了解其他人的历史，或者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我们（西方）正在变成（不占主导地位的）其他人。
培养公民意识是学习古典学的首要目标，但是更关键的事情是学习名著，而不仅限于西方范畴的名著。这好比为自己找到一把斧子，用锋利一面砍下去，你就会达到目的。暂且不谈是谁在何时创造了这把斧子，只要能够产生一些影响，让你能够触动内心就好。对于一位真正的读者来讲，不会只关心西方经典中的书籍，他会创建自己的书单，而其中必定包含很多对他影响深远的书籍。
我并非主张所有人都主修英国文学，甚至人文艺术，但我呼吁大学生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尽可能地尝试更多的新事物，避免只专注于自己原有的兴趣领域。那我们是否不需要专业呢？
当然不是。相较于过去，现代人类面对的问题更加具体且复杂，因此现在比过去更需要精尖的专业领域知识。一位文科生，从本科政治学专业开始到法学院，从参议院律师上升到专注国际贸易的参议院律师；或者一位理科生，本科学习生物化学专业，考入医学院，成为实习手术医生，最后成为一名肾脏移植专家；或者一名艺术生，大学毕业之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佛兰德绘画，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凡·艾克10的专家。既然每一条路都需要大量的时间，那么谁还有时间追寻泛而不精的通识教育呢？这无疑是拒绝博雅教育的一个借口罢了。
这种错误的认识根深蒂固、由来已久，起源于人们把深度和广度两者相提并论。在我们的现代语言里，行动相对于思量；在文艺复兴时期，武装相对于艺术；在古罗马，休闲相对于谈判。而博雅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合二为一的，学生在博雅教育中所获得的智慧将贯穿未来的任何专业或领域，我们将不再刻意区分左边是工作，右边是生活；上面是通识，下面是专业。它们是融合的统一体，是相互渗透的。
当然，我们在职场上所从事的工作必定是具体的、专业的，但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可以是超越领域范畴的、触类旁通的。博雅教育所培养的思辨习惯，对艺术、历史、哲学的造诣将会帮助一位职场人，把人类的智慧和个人的经历融入到工作中去。作为一名医生，你将是一名疗愈者，医治的对象是人，而非疾病。作为一名教授，你将会是一名导师，教授的对象是学生，而非课程。
细观我们现代社会的种种诟病，不仅是官僚主义，而是我们的领导者是一群过于领域化和专业化的精英，他们往往被专业桎梏，不能突破自己的专业背景思考问题。目光局限，错失大局。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最具现实意义的例子了。在2008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他承认他误判了危机的广泛性，忽视了视野范围之外的因素，坦陈理性全面的视野将足以避免银行业遭遇灾难性结局。资深记者克里斯·海吉分析，格林斯潘的失败在于他无法跳出专业的理论性框架来思考问题，无法意识到人性本质的缺陷。希瑟·威尔逊11在谈及奖学金申请者整体质量的时候，亦十分感慨：
即使是来自美国最顶尖的文理学院的学生，他们选择的课程所体现的也是极其狭隘的专业范畴，这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其导致的结果是，学生面对复杂的问题，不能自如地跨领域、全方位分析原因……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批认知狭隘的精英。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精英培养。大量的教师、社会学者、心理咨询师、医生都有一个共识：我们为了追求高效的社会，过度依赖标准、测试、规章制度、精神药物、电子表格，甚至对它们上瘾。社会的每个角落似乎都要依赖公司的各项管理机制来运营，人的社会参与已经不是全人，更像是机器人。因此我认为，人文艺术教育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那么，有人开始反驳，像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如此专业化的职业，根本就不需要人文艺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他是一个人，良好的职业修养并非专业知识可以造就的；其次，任何一名手术医生不可能孤军作战。他是手术团队中的一员，是所在医院、整个医学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一分子。他可以选择埋头做手术，但是他也可以选择观察并反思自己的周遭，努力改善，精益求精。不论你的职业性质如何，任何个体都可以抵制现状并思考改进的方法，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公民，既不是领导者，也不是追随者。
公民的集体自治是美国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学校的使命也在于此。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学校普遍采用探究式的学习方式的原因，让下一代掌握提问、表达思想以及创新能力。我们避讳印度的填鸭式学习，也不采用德国的早期分流制度，把年幼的孩子分成学术群体和职业技术群体，也不效仿英式的本科生只学习单一科目。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一直以来希望培养多才的公民。
那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呢？难道是希望每个人都不满足现状，学会挑战现有的公共秩序以及工作制度吗？是的，就是如此。美国就是一个共和国，原义就是大家共同治国。
在《婚姻情节》（The Marriage Plot）这本小说中，作家杰弗里·尤金奈德斯（Jeffrey Eugenides）讲述了一群20世纪80年代布朗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当时，也是美国学习符号语言学的高峰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的口头禅是“你怎么看？”学生对话中会引用法国理论学家的话，学生会因读过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作品而受人尊重，他们对认为文学不过是一堆语言修辞的人群不屑一顾。书中的主人公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完成的宗教学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门课的期末考核是一份在家完成的开放试卷。学生可以参考任何书籍。没有人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答案，学生也不可能作弊。主人公米歇尔的领悟完美地体现了人文艺术的价值：
在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全然忘记了这是一份学校试卷。他已经不是为了成绩在答题，而是在思考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身边同龄人一直以来共同挣扎的矛盾和未知。虽然笔下明明在引用蒂利希和海德格尔等人所阐述的观点，但是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是自己和他的朋友们……虽然论文论点趋向理论，但是他的答案出现了不少与实际生活相关的内容。他在思考他的存在以及如何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多么完美的状态。大学毕业之际，4年的经历终于开启了生活的旅程。这难道不是对大学教育最完美的诠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