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非理性情感
在本书第一章，我阐述了愤怒如何让我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从而成为在出可信承诺的机制。亚里士多德十分清楚愤怒在我们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写道：“任何人都会愤怒——这很容易，但要在合适的时间，为了合适的目的，对合适的人产生合适程度的愤怒情绪——这并非所有人力之所及，也并不容易。”然而，虽然产生愤怒的初衷是为了带给我们进化层面的优势，这种情绪却也常常有害于我们——不仅是因为愤怒会造成精神损害，也是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与表达愤怒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愤怒无益于我们甚至有害于我们的情形中，我们控制愤怒的能力往往有限。
人类发展出的其他具有进化优势的情感反应，在我们需要做出正确决策时，同样也会制造社会壁垒，或让我们栽跟头。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情感的进化优势并不如它们在现代世界形成的劣势。或许尚需数千年的进化发展，这些情感才会完全消失。
脸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脸红是由窘迫感引起的，显然属于社会性情感。感到羞愧或窘迫时，我们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让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可以的话，这种时候，我们反而情愿隐身起来。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自然选择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像是有红色亮光在照射一样，使我们的存在更加显眼。
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与动物的表情》一书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探讨脸红这一主题，他发现这是人类的独有特征之一。但专门研究人类心理进化的研究者对于脸红的进化论起源仍然莫衷一是，很多人认为这是交感神经系统对所谓“战或逃”反应做出的预备反应。高压、危险的情形会刺激脑部血流量增加，因为充血的身体组织会比平常更加灵敏，可以充当警告危险迫近的雷达系统，由此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因害臊而脸泛红晕。
2003年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有趣实验佐证了这一解释。实验中的受试者须侧对观众，大声演唱或朗读一段文字，意即每名受试者仅有一半面孔能被别人看到。实验人员发现，暴露在别人视线下的半边脸血流量要高于另一半。换言之，面孔中最直接暴露在“危险”之下的部位才是脸红现象出现的位置。
对脸红的进化论优势做出的另一个解释侧重于脸红者向社会环境发出的可靠信号。这一信号让别人确信，不可接受的行为或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已经发生的事实，得到了脸红者的及时承认。这一信息之所以可靠，正是因为脸红是不由自主的，无法有意识地佯装出来。过去，这使得社会惩罚变得多余，从而符合脸红者的利益。最近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违反社会规范并因此脸红的人在他人中间引起的负面评价，要少于没有脸红反应的人。然而，脸红也会发生在其他情形中，如成为他人溢美之词的夸赞对象时。在此类情况中，脸红的社会优势要少于无脸红反应。
悔恨有着显而易见的进化优势，但作为一种情感反应，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有时甚至导致我们做出并不理想的决定。假如我们做什么事都不会后悔，我们无疑会活得很惨，注定要不断地重蹈覆辙。布洛尼·韦尔是一名缓和医疗[1]工作者，在临终安养院有着多年照顾绝症患者的经验。她写书谈到了将死之人在生命最后几周向她讲述的最常见、感受最强烈的五件憾事。男人一般后悔的是一生工作太操劳以及多年来失去的故交，女人则后悔没有纵容自己多开心一些，也谈到自己太卖力地讨人欢心。总之，两性都后悔没有敞开心扉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情感。
乍看起来，这些悔恨几乎从理论上讲属于非理性情感，因为表达这些情感的人知道他们将死，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行为大变。但这种“幡然悔悟”在多数情况下（但不包括临终之际），其实都属于理性情感，往往是在改变一生、促使我们对人生及人生走向进行彻底审视的危机发生时，对悔恨的感受最为强烈。这些悔恨往往会让我们习性大变。即便导致变化产生的危机早已消除，这些变化也会持续下去。
非理性悔恨多为较琐碎的悔恨情绪，这些情绪让我们没有了解全部事实，继而理性地三思自己的行为，就做出偏颇的决定。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者所做的大量实验表明，我们行为的目的往往是尽量减少未来的悔恨情绪。出于减少悔恨的愿望而行事的一个例子是羊群效应一章中提到的随波逐流行为，我们往往会按照多数相识之人做出的选择来调整自己的选择。例如，假如朋友多数都因担心股市即将崩盘而抛售了手中的所有股票，我们即便看到有强有力的客观迹象表明股市在近期会上涨，也往往会选择从众。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和所有朋友一起犯错所感到的悔恨要轻于自己一个人做错决定的情况。出于类似的理由，对于我们理应熟悉的领域，我们往往更加害怕做决定，而对于一无所知的领域，我们对其中的风险反而不那么敏感。即便承担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也会近乎不惜代价地竭力避免第一种悔恨（因对理应熟悉的问题做出错误决定而产生）。
害怕产生悔恨感有时会让我们固守错误的决定，以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例如，我们有时会发现已经亏钱的资产或投资工具难以出手，因为这样做即是承认了自己当初投资失误。只要继续持有这些资产，我们便仍有机会不用因当初的购买而后悔，因其尚有可能升值。即便对资产价值恢复到购买时的水平抱有期望已经变得不合情理，许多人还是因此会继续持有这些资产。
大约10年前，南加州大学的研究者乔吉奥·科里切利和几名合作者一起对与悔恨感有关的大脑活动进行了一项全面的研究。与其他多数情感相反，产生悔恨感时出现的大脑活动遍布大脑数个区域，包括眼窝前额皮质、皮层内部等与认知和分析思考有关的部位，以及海马回等控制情感与记忆的大脑边缘系统区域。如此多的大脑部位都得到了广泛使用，或许是因为悔恨感有非同寻常的学习层面，其中首先便是分析能力，其目的是衡量因自身行为产生的悔恨感应达到何种程度才算“合理”。
科里切利及其合作者发现，我们设法尽量减少自己的决定在日后造成的悔恨感时，出现的大脑活动类似于实际感到悔恨时的大脑活动。似乎我们在竭力减少悔恨感的时候，关注的重点是决定可能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正是在此期间，我们感受到了将来的悔恨感。
还有几种非理性经济行为也与特定的大脑活动有关，其中不少都与多巴胺“激励荷尔蒙”，以及这种荷尔蒙在大脑中的吸收率有关。此前几章指出，这种荷尔蒙与我们从成功中获得的满足感和愉悦感有关，会影响我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它激励我们取得成绩，有明显的进化优势。多巴胺还是其他几种大脑功能形成的原因，多巴胺不足与帕金森氏症有关。我们需要多巴胺给予的满足感和愉悦感，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不利于自身物质利益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中甚至会成为心理障碍的根源。盗窃癖、购物狂（购物成瘾）及问题赌博（嗜赌成瘾）是众所周知的几种与经济行为倒错有关的精神疾病，在某些情况中，此类疾病患者接受的精神治疗便包含平衡大脑的多巴胺含量。
但即便是在规范的行为中，多巴胺也会驱使我们感情用事，做出错误的决定。此类现象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可见于拍卖买家的行为中，近年来招标和竞拍在网上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网上拍卖交易的金额也随之上涨到了惊人的比重。2000年，经《纽约时报》评估，当年英国进行的移动电话频段拍卖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拍卖交易，仅此一种拍卖便通过出售移动电话频段带来了340多亿美元的收入。
在与拍卖有关的现象中，研究最多的现象之一名为“赢家诅咒”：在许多情况中，拍卖胜出者为所赢得的物品付出的价格要高于其实际价值。不仅是参与者为业余竞拍者的低价商品拍卖中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竞拍大型招标项目的大企业也会成为赢家诅咒的牺牲品。在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美国石油公司在拍卖中胜出，拿到美国几个地方的开采权后不久便倒闭了。这些公司有庞大的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团队，评估了招标开采权的价值，但最终的投标价格却远远高于招标开采权的实际价值，这使其以破产告终。
赢家诅咒有两大原因：一是认知层面的原因；一是情感层面的原因。拍卖的参与者会尽量准确地评估竞拍商品的价值，他们随后会给出略低于估价的初始报价。拍卖环境的竞争越激烈，报价就会越接近估价，因为参与拍卖的竞拍者越多，有人出价比你高的概率就越高。
假如竞拍者众多，且都做过独立的估价，则可合理地假设平均估价会非常贴近拍卖商品的实际价值。若果真如此，拍卖胜出者的叫价最高，给出的报价就要高于平均报价，意即很可能高于拍卖商品的实际价值，这是对赢家诅咒的认知解释。换言之，竞拍者未能考虑到他们如果中标，对拍卖商品的报价就要高于其他人，这进而又意味着，他们很可能高估了商品的价格。
从认知上免受赢家诅咒之害的一个方法是将你愿意给出的报价写在一张纸上，并将这张纸在抽屉里放置24小时。24小时过后，把纸拿出来，设想一名拍卖官看过所有报价后告诉你，你给出的报价最高。此时，你应该根据这一信息重新调整报价，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这会让你调低报价，免遭赢家诅咒。
但在许多情况下，赢家诅咒也有情感原因。拍卖参与者经常发现自己在“拍卖热”——无法控制、不惜代价一定要赢得拍卖的欲望——的驱使下，有报高价的冲动。几年前，我的两名学生请我推荐一个研究项目，我的建议是找同种商品以两种方式——拍卖和一口价直销——对比这些商品最终的售价。我的假设是，同种商品的拍卖价格多会高于一口价。结果发现，这一假设确实属实。拍卖参与者若在同一网站选择按照一口价直接购买，本可以较低的价格买到他们拍中的商品，但拍卖环境的竞争性质及随之而来的拍卖热驱使他们出了高价。
几年前，我参与了以色列国家天然气储存公司拍卖的筹备环节，目睹了一次代价昂贵的拍卖热案例。四家大型的私营石油天然气公司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地参与了竞拍，中标价达到了2.2亿美元——这几乎两倍于我们的期望价格，而期望价格是按照拍卖前估价员在最乐观的情况下给出的估价做出的。
2011年，我为一家参与以色列移动电话频段竞拍的公司担任顾问时，想努力帮助客户避免落入赢家诅咒的陷阱。拍卖开始几个小时前，我建议公司老板远离公司总部里忘乎所以、喧哗混乱的人群，深呼吸，找个安静、轻松的地方，平心静气地评估出自己在理智的状态下愿意为竞拍资产付出的最高价。我还告诉他，做出决定后，他应该将这一价格写在一张纸上，塞进信封封起来。随后，这一信封要交给他的一位挚友——当天出现在公司总部的一位银行高管——保管。这样做即是立下承诺，拒绝禁不住诱惑叫出高于预定最高价的价格。
这位公司老板虽是一名阅历颇丰、才能出众、很有才干的商人，却也因为我的要求大吃一惊。他告诉我，不要让他做他自己无法保证的事。经过同事一再恳求他重视我的建议，加上那名银行主管又威胁他，不遵守我的指示就离开公司，他才同意听从我的建议。
计算机竞拍程序从上午11点开始运行，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如坐针毡的9个小时。晚上7点，最新的叫价达到了1.35亿美元，那位老板缓缓地从所坐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挺直了身子，端起手中的咖啡杯喝了一大口。
“我亲爱的朋友，”他多少有些面露愧色地承认，“事实上，我报出的价格远远超过了我在信封里写下的最高价。”
在余下的一小时竞拍时间里，他继续提高公司的报价，一直叫到最后关头。
尘埃落定后，才发现他赢了拍卖，叫出了将近2亿美元的高价——约两倍于他拍卖开始前在塞进信封的纸上写下的绝对最高价。45天后，他的中标价按照拍卖规则在事后被宣布无效，因为承诺金额太高，他得不到足够的银行担保。
多巴胺在赢家诅咒的情感层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数项研究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记录了拍卖参与者的大脑活动。这些研究显示，在受试者出现拍卖热时，大脑数个不同区域出现了复杂的大脑活动模式，但其中一个现象尤其突出。每次受试者得知他们没能赢得拍卖，纹状体区域都会出现子活动。该区域是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是人体分泌多巴胺的部位。激烈的竞拍失败会导致纹状体出现更加激烈的子活动，进而导致受试者在下一轮给出更激进的报价。
非理性情感无法彻底根除，但可以减轻，而通过自觉地意识到其存在和效果，其负面影响也可以减少。在本书中，我一直强调我们体内的认知和情感系统并非互不相干，二者往往共同作用。决定某种情感对我们是利是弊，与产生这种情感的环境息息相关。识别情感反应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认知官能需要完成的任务。认知系统可以增强有利于我们的情感，同样也可以抑制不利于我们最佳利益的情感。本章开篇引用的亚里士多德名言在这个问题上一针见血。控制情感，尤其是愤怒，并非易事，这需要用到分析、记忆、直觉和技巧，但定会有所收获。
[1]缓和医疗，亦称临终关怀，通常是针对癌症末期患者使用的治疗方法。由于物理治疗对末期患者逐渐失去效果，反而只会令患者的性命延长，从而使他们饱受更多的痛苦，因此便提倡以临终关怀的方式对患者进行护理，令患者能够以更安详和有尊严的姿态离开人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