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情感根源何在？
几年前，我遇到了老同学奥佛·李普希茨。
“几个月前，我们找过你，想邀请你去我家参加同学会，”奥佛带着歉意说道，“有人提到你住在国外，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很用心找。”
我和奥佛，以及所有参加同学会的人，从六岁上一年级开始，连续做了八年的同窗。我告诉奥佛，错过同学会，我很失望。他于是想安慰我：“我们把整个聚会拍下来了。到下次再办同学会之前，你至少可以看看录像。”奥佛给我的录像片段长度不下三个小时，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许多镜头。
看录像时，有两点让我别有感触。首先一点是，几乎所有人（包括我）一看到每个参加同学会的人走进大门，不等他们自我介绍，便能认出对方。尽管我们上次相见还是35年前，年纪还小，我们却仍然认得出来。我们所具备的这项神奇能力与面部特征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的深刻痕迹有关，假如将同期其他儿童的班级集体照以及这些儿童如今长大成人后的照片并排放在一起让我看，我怀疑我一个也对不上号。面部特征在大脑中的存储方式显然有别于其他信息的存储方式。我们经常会遇到看起来眼熟的人，或者觉得自己一定在哪里见过的人，却想不起任何有关他们的具体信息，既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也不记得在何时何地遇见了他们。
看同学会录像时，令我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朋友的面部特征并非他们身上我凭借儿时记忆完全能认得出的唯一一个方面。他们不少人的现任职业似乎也完全在意料之中。奥佛和迈伦早在五年级的聚会里，便会弹奏吉他，为我们助兴，如今发展了自己的音乐事业，靠音乐表演和音乐教学挣钱。塔莉在很早的时候对男生表现出的兴趣便远多于班上的其他女生，一直是谁倾慕谁的主要信息来源，如今则成了一名性学家和婚姻顾问。约西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便发起和组织了我们多数的社会活动，长大之后则成了企业家，创办和管理新企业。
儿时的性格特征保留至成年的程度也令人惊讶。幼年性格内向的人在同学聚会上形单影只，在周围气氛热烈的社交场合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儿时笑口常开的人长大了也一样爱笑。闹哄哄的孩子长成了爱吵闹的大人。少数几个儿时就有反社会暴力倾向的人根本没有到场。
参加过这种同学会的人都不可能没有幡然顿悟到，性格在我们的人生头十年便已形成。实际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性格的形成甚至要早于这一阶段——并非出生后的前十年，而是出生前的九个月。在寻找性格决定因素新发现的过程中，人类全基因组图谱是巨大的进步。新发现相继揭示了特定性格特征与基因档案之间的联系。
理查德·埃布斯坦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专门研究遗传精神病学，他和几名合作者一起对此课题做过多项耐人寻味的研究，其中一项侧重于慷慨的遗传依据。如本书此前所述，催产素是母亲与新生婴儿产生相互共情的原因。对于母子纽带的形成，另一种发挥作用的荷尔蒙是抗利尿激素，这种荷尔蒙对人类的多种情感和心理机能非常重要。分泌抗利尿激素的主要基因名为AVPR1a，长度因人而异，该基因长度较短，产生的抗利尿激素量也往往较少，在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身上较为常见。
埃布斯坦及其同事研究了数百名健康的受试者，并根据每人所携带的该基因长度，将其分类。然后，他们让受试者参加第九章所述的施与博弈（在施与博弈中，每名参与者都会得到一笔钱，可从这笔钱中自愿分任意数额给另一名参与者）。该基因长度较短的受试者在博弈中让给对手的数额远低于该基因长度较长的参与者，这显然识别出了一种（在数据上可观测的）随单个基因变化而变化的性格特征，此例中即为AVPR1a。
根据同卵双胞胎行为对比进行的其他研究，发现了其他几种性格特征的基因起源：假如某项性格特征在同卵双胞胎（基因档案相同）之间呈高度相关，而在异卵双胞胎之间的相关度较低，这便可表明该特征的遗传因素要大于社会因素。
理查德·埃布斯坦及其同事还对性格特征研究做了广泛的调查，并以此评估了每种特征的遗传因素。图3总结了其成果，分别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遗传因素：与社会影响无关的纯遗传因素被称为DZ，而较为普遍的遗传因素——将可能的社会影响考虑在内，但其中的社会因素只影响有特定基因档案的人——被称为MZ。
图3表明，大量的行为特征存在显著的遗传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因素占有支配地位。该表所依据的研究多为近期的研究，由于这些研究的数据，加之有其他迹象证明遗传对决定性格特征有重要作用，由来已久的先天与后天之争再度死灰复燃。过去，这场争论也常常将道德思考与科学观点混为一谈。
图3 性格特征与遗传因素
鉴于本章提到的研究所存在的潜在影响，担忧不无道理。如今对一个人的遗传密码进行完整的图谱绘制，可以以低于以往的成本完成，只要一份唾液样本和200美元即可鉴定我们的遗传倾向。我们对决定性格特征的遗传因素了解越多，促使私人市场利用DNA所存信息的诱因就越多。有朝一日，或许会要求求职者除简历外，还须提供唾液样本。同理，房屋出租者也会要求潜在的租客提供唾液样本，而保险公司则可利用基因档案，计算保险费。这或许终将普及我们所有的经济来往和合同谈判中，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DNA图谱“有吸引力”的人会得到最好的工作，DNA图谱“不中看”的人则要被迫从事缺乏吸引力的职业，或者落得失业的下场。几年间，由于歧视本身，DNA图谱可直接决定一个人人生成功概率的印象会更加深入人心。而对于因DNA图谱“不中看”而遭到歧视的人来说，没有激励因素会促使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掌握一技之长乃至勤奋工作。随着新的基因贵族制形成，社会流动性放缓，变得举步维艰。
尽管存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危害，我们也不应以恐惧为借口，阻碍未来的科学研究。无知绝不应成为对抗潜在社会危害的预防针。如今在美国，对基因与认知能力或智商之关系的研究几乎已经不可能获得主要国家科学基金的拨款，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此类研究并未遭到明令禁止，但拨款流程早期对科研经费的审议掺杂了政治正确性的因素，使得多数此类拨款申请无果而终。担心此类研究的潜在应用会证明歧视是正当的，这情有可原，但故步自封的无知不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