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高阳诗拾零》的题材是表述旧体诗人的心情怀抱，文字用语比较凝敛，原本说大白话要费上两三个句子的，往往缩节成一个句子，甚至只用一个成语。这是掌握篇章特性之后、落笔之先就决定了的。从这个选择来看，不妨从字句内部的音节控制说起。
中文书写有一个特性，就是常以四字语为一意义单位。四字连缀，既可以说它是语词，也可以说它是语句。有人以为这是受骈四俪六的影响而成，这未免倒因为果。毋宁以为早在周朝，教育蒙童认字的篇什就已经大量采用四字句了。如：《汉书·艺文志》说《史籀篇》是周时史官教学童的书，清代学者段玉裁推测：“其书必四言成文，教学童诵之。《仓颉》、《爰历》、《博学》实仿其体。”所谓《仓颉篇》，世传丞相李斯作，《爰历篇》，世传中车府令赵高作，《博学篇》，世传太史令胡毋敬作。“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
汉初，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统称《仓颉篇》。《仓颉篇》流行直到东汉。有汉一代，司马相如引进了民间歌谣的“七言”，成就了《凡将篇》。他改创四言之体，更易其制，用了“七言”，估计是为了孩子们学习的时候背诵一句多得三字，相对于之前《史籀篇》、《仓颉篇》的四言，这样信息量饱满得多，更有学习的效率。
在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头说四言。
四字语日常用熟，有的就被命名为成语，估计也和中古时期的教育材料有关。现在我们还看得到的《千字文》、《百家姓》都是四个字一个段落，这与逐渐在唐代普遍起来的另一种文字兼历史教材《蒙求》也有很大的关系。
现存唐代李瀚所写的的《蒙求》即是四言，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共收典故五百九十二则，内容极其广泛，上包天文、下赅地理，从神话到历史，从占卜到医学，就是一部古代庶民和士人基本教育的内容。比方说：“孔明卧龙”、“吕望非熊”看似说的只是诸葛亮、姜太公这两位古人的别号，但是学习者背诵之余，必然还有塾师、亲长为之说解，或多或少地把跟人物有关的背景融入仅仅四个字的成语之中；换言之，这四个必须背诵的字，正是一个个鲜活人物的记忆提示。
至于“李陵初诗”、“田横感歌”，或者“剧孟一敌”、“周处三害”，甚至还勾勒出人物故事的重点，至于“贾谊忌鹏”、“庄周畏牺”则捕捉了人物的情感或思想特质。这种成语并非庶民生活中自然流传而形成，而是透过教育、记诵、书写而广泛成为士大夫阶级的集体语料。
古人（连李白、杜甫都不例外）将二千三百八十四个字烂熟于胸，琳琅上口，既咀嚼以见菁华，则咳唾而生珠玉，言谈就有了丰富的表现。也由于学习首经背诵，便须讲究音乐的美感。而美感之中的第一个特征，恰为音节历落。
这，就得先说一个道理。汉语单音成字，虽孤立而见义，却因为同音字太多、不易辨别，而往往添补一字成词；是故国曰国家，家曰家庭，军曰军队，民曰人民。两个字成一个词，四个字也就常常包含了两个词。
留心四字成语的人不难发现：在一个四字词组里，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的音读有一种平仄相反的趋势，第二个字读平声，第四个字便常是仄声；反之亦然。熟读《千字文》的人回想一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出”字入声）都是很明显的例子。以现代语大致按察，除了已经消失的入声字姑且不论之外，大体以一二声为平、三四声为仄，每见四字成语，稍稍体会揣摩，很容易就看出了“平仄相违”这个堪称属于“美学”范畴的修辞习惯。
在成语中显现的平仄更迭相谐的讲求，也可以推拓于造句。一篇文章，最好能在句子和句子的收煞之处，展现高低格别、参差错落的趣味。即使不必让每一句的句尾都平仄相反，至少不要一连出现四五个都是平声或仄声的字。这一点，对于学习写作文的孩子，似乎有些困难——谁会在小学、中学时代就那么熟悉古人随口应心而不拗折的语音习惯呢？
我却要说：今天国语分别四声，倒是给了方便。学习者当然也不必在平仄相违这个宽泛的大原则上锱铢计较，只消调节不同声调的语词，稍事留心抑扬变化，偶尔还可以济之以“的”、“了”、“么”、“啊”、“着”等轻声字作为语气的调节，一段文章就有了动人的旋律。
以下例文《川味牛肉与毛毛面》就是在行文时随时考虑音读之抑扬顿挫的一个例子。由于文中有不只一处提及烹调之法，食材佐料，几两几钱，不免重复，叙述次序就得细部调整，使勿过多同声重叠。还有两段提及九种牛肉与四种抄手，若按原本名目直书，会显得冗赘拖沓，不如加上“有之”、“或曰”以为调节，都是为了使文章能够通过朗读的考验。
另一篇例文选的是《于右老的诗法和人格》，此篇文字即刻意遵循着前述心法，使句末之字尽量能够平仄相违，至于内容，多及于右老不太为今人所知的诗篇，更可以见出他审音用字的细腻——虽然细腻，却一些儿无碍于豪迈雄浑。
例1
川味牛肉与毛毛面
一定是我阅历不多读书少的缘故，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几十年答不上来：传统中国饮食里到底有没有牛肉面？
元代的饮膳太医忽思慧所撰的《饮膳正要》里记录了许多回族面食，也传下了“猪肉不可与牛肉同食”的宝训，但是没有牛肉面。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里有“上海先得楼”羊肉面，知名于时，一条小小数十字的记录居然特别指出“羊有山羊、湖羊之别”，而湖羊就是绵羊——却也仍然不提牛肉面。
大名鼎鼎的《随园食单》，关于烹牛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条说牛肉、一条说牛舌， 其简陋自有缘故，而我对袁枚的抱怨和理解可不是这几句就能说完的——那就姑且搁下，先说我的朋友舒国治。舒国治流浪天涯几十年，忽然也同声一疑，以为牛肉面大约是近代的发明——川味牛肉面尤其是。他还有一套想当然耳的源流考，把川味加上抗战时的空军基地加上眷村文化，得出来一个聪明的结论：川味牛肉面者，古之所未曾有，川中亦未尝见，而乃是随国府迁台之人的一大发明。
“川味牛肉面”这个词汇的问题不在川味如何、牛肉如何，而在于加入了面这个食材。川味烹调的牛肉不少，小碗红汤牛肉有之、大伞牛肉有之、五香熏牛肉有之、小蒸笼牛肉有之，或曰灯影牛肉、或曰挂挂牛肉、或曰马癞子干牛肉、或曰红灯笼软酥牛肉、或曰白灯笼麻辣牛肉——然而通通没有制面的记载。
四川自然不是没有面食，而且其面食还风味独步。君不见龙抄手、红油水饺、过桥抄手、温江程抄手、乃至于担担面，花样不一而足。我一直记得二三十年前在国际学舍门前被两个应该是来自美国的学生拦住，用流利的国语问我：“有一家很有名的红油抄手，听说就在斜对面，可是我们怎么找都找不着。”“那是很斜、很斜、很斜的对面——”我说，指了指东门连云街方向。心想：红油抄手已经堪称国际品牌了！
然而川中毕竟有面有牛，老手段确实还在。据我所知，独有一味不太寻常，可以说说，叫做“牛肉毛面”。
这味面食的材料寻常：手工水面两斤，黄牛臀肉一斤，盐二钱，白酱油二两半，红酱油二两，老姜三钱，料酒二钱，辣椒油四两，麸醋一两，花椒粉二钱，葱花一两（有好用味精的，不要喳呼）。称之为“毛面”，是因为牛肉的模样。新鲜黄牛臀肉加上拍破的老姜，用料酒腌渍十分钟，等血水追出之后，一整块投沸水锅里汆熟去腥，再转入卤水锅，旺火改中火煮到八分熟，捞起来，滴干水分。
待牛肉冷透之后铺在砧板上用刀背搥成细茸，复以净锅置于微火之上，将肉茸投入，用铲、杓擂之。这个擂，在满洲人大约就称之为“扒”或者“靠”，讲究的是慢火。这样一边擂、一边炒，到肉中吸饱的水分亦渐渐干去、起毛，再下盐，炒到肉毛成金黄色，便可以起锅晾冷。
其次，取小碗五个，碗中各倾红酱油二钱、白酱油三钱、麸醋一钱、花椒粉少许、辣椒油四钱，面用一半（一斤），投入沸水锅中搅散，待断生透熟而浮起时，以面篓分盛在五个调料碗中，此时才将肉茸、葱花撒上，再搅拌一阵，就可以吃了。这是上半场——下半场则重复“取小碗五个”以下文字。
不过，一向妾身不明的“川味牛肉”故事，尚不止此。四川和牛肉的关系久远，我最欣赏的一则说的是苏东坡的爷爷苏序。
苏序就是“积谷防饥”一语渊源之人。他原本不识字，却有一种洞明世事的智慧。耕稼所获有余，只把所需食用的碾了白米，剩下的谷子都原封存了起来。积四千石，到饥荒之年，即开仓放赈，拯救饥民。可见“积谷防饥”四字的深义，并不在于“积”字，因为米容易受潮，本不可积；若欲防饥，便得以谷子的型态存放，这个成语教训所讲究的，是贮存技术。
直到晚年，苏序才有能力学写诗，居然还写了几千首。照他的幺儿苏洵记述：“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观其诗虽不工，然有以知其表里洞达，豁然伟人也。”由于为人平易，不拘形迹，常携酒行游，醉欢谈笑。有一次，他的二儿子苏涣应考得隽，派人送喜报来——也有一说送来的还包括官帽、官袍、手笏、一张太师椅和一个茶壶，这就荒诞得几乎不可信了——总之，好消息传来的时候，苏序喝得酩酊大醉，手上还拿着一大块牛肉。他向酒友们朗诵喜报之后，顺手塞进包袱里，这喜报，就包着那一大块没吃完的牛肉。由此可见古人吃牛肉不甚脔割，切一个“歌词大意”而已。正因为是抓在指掌之间撕咬，当年才会把那被恶水围困、受饥连月的杜少陵噎坏了。如此想来，炒成肉松状的“毛毛牛肉”，历史应该不至太过悠久。
川味牛肉，一向很少方块文章。像前文提到的小碗红汤，一次料理十斤，先切成两斤来重的大块汆烫去沫，仍然还是要开条切片的。大伞牛肉则讲究横筋切，卒成两寸长、一寸宽的片。五香熏牛肉的切片更窄而薄。置于小蒸笼牛肉可想而知，一小条五公分不到，拿四色牌作基准即可。灯影牛肉也特别，是要先把牛后腿肉切成大薄片，抹上炒熟磨细的川盐，卷成圆筒……但是这毛毛面，算是形号出众，喜欢尝试新花样的饕客可以一试。
前文曾谓袁枚《随园食单》几乎不及于牛肉。袁枚直言：南方人家中不常有牛、羊、鹿，“然制法不可不知”，故列之于“杂牲单”。于牛肉，尤其简略。他是这样写的：
买牛肉法，先下各铺定钱，凑取腿筋夹肉处，不肥不精，然后带回家中，剔去皮膜，用三分酒、二分水清煨极烂，再加秋油收汤。此太牢独味孤行者也，不可加别物搭配。
买牛肉这事也值得一书，可见非比寻常。以随园饮馔之精，在牛肉烹饪上却简略如此，值得仔细玩味。显而易见，那句“此太牢独味孤行者也，不可加别物搭配”是个关键；“独味孤行”似乎不是纯粹出于口味的讲究，而是一种饮食文化里对于“太牢”所象征的礼法的尊重。
在比较宽泛的解释里，牛、羊、猪三牲都可以称为太牢，但是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里却说：“诸侯之祭，牛，曰太牢。”起码，猪是比较受轻贱的，没有“独味孤行”的义理和气魄。我猜想随园之所以推崇牛肉，应该还是取大戴礼的解释，把牛的地位抬高了，这不仅仅是吃和烹调的问题，还是人讲究品味和教养的一套价值。
试想：单以酒水煨炖，其清可知，至于口味，我猜随园还是希望我们想象一下孤行于天地之间，独与造物精神往来的味道。那绝对不是在口腹之间。
例2
于右老的诗法和人格
三原于右任先生一代宗翁，诗书领袖，时人誉为草圣，称道他开展了一千多年以来中国书法的新美学，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试想：二王以降，多少书家浮沉于时，矩矱森严者有之，好奇变怪者有之，不论是师法魏碑唐楷而得之于工丽者，或者是取径狂草拙石而出之以险峭者，绝少有一二豪杰于风格自树之外，还能获得广泛的赞赏和追摹。于右老则确乎是这样难得的人物。
我所就读的小学已经成立五十多年了，到今天为止，还在某些重要的档上保留了于右老当年手书的校名，只不过而今的师长们多不措意，还有人嫌那笔字大小跌宕，疏密错落，不近颜柳。国际驰名的鼎泰丰饭馆倒是还保留了于右老题额的真迹——“鼎泰丰油行”五字，每字掌心大小，墨泽焕发如新，神采昂扬，看上去连“油行”二字都别有他意，不像卖油的。
于右老的诗不大有人谈，毕竟他当了三十多年的“监察院长”，诗名为书名所掩，亦不免为官衔所蔽。到旧体诗乏人问津的时代，更不容易获得应有的重视，这是很可惜的。实则于右老的诗除了惯常被行家称许的“夭矫苍莽”、“雄健磅礡”之外，还十分的亲切。用宋代诗僧惠洪《冷斋夜话·诗用方言》里的话比拟：“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老杜《八仙诗》序李白曰：‘天子呼来不上船’，‘船’，方俗言也，所谓‘襟纫’是也。”襟纫，指衣纽，古时用以连结衣服交襟的小绳带，也就是今人所言之“关键”也。
关键还不只是方俗言的使用，而是如何让整篇的诗句借由一二看似滑流、通俗的语符、词藻甚至结构，发出亲切的呼唤，调和其他字句之中难免的浓稠意象或冷涩典实。在这一方面，于右老箱底有一套本事——我姑且称之为“叠词法”；也就是运用句中重复的字或词，来营造一种民间谣曲的趣味，以疏散饱满的意义张力。如《月夜宿潼关见孤雁飞鸣而过》里的名句：“河声夜静响犹残，孤客孤鸿上下看。”（按：看， 音同“刊”）还有《柏树山纪游》里的：“柏树山头柏盖苍，山前池馆已荒凉。”同诗腹联：“大户陵夷中户起，上田租佃下田荒。”又如《乙未士林禊集》的腹联：“日日翻新新未已，江山苦战战何妨？”不但善用重字，且巧妙地将“乙未”年倒装成“未已”，其妙趣如此。
《黄海杂诗》一绝起句也用了“叠词法”：“出塞翻挥入塞戈，南征转唱北征歌。”另一绝起句更如家人语：“客子争看黄海黄，黄流浩渺极天长。”《黄海杂诗》中尚有一联堪称此“叠词法”之典范：“沧海横流赋不清，为谁风雨为谁晴。”又如《西伯利亚杂诗》七律之一的后两联：“牧马迎风呼战马，羔羊觅迹唤羚羊。人情物理无中外，惆怅他乡忆故乡。”其流宕明爽，非铸句雕词之辈能为。
除了以叠词见平易之外，于右老还擅长运用熟俗的词汇入诗，一洗前朝遗老们那种苦涩幽峭、呕心沥血的“宗宋”之气。试看《西伯利亚杂诗寄王陆一》之：“水绕乌城闻汽笛，山围赤塔见桑麻。面包价贵酪浆贱，牛饮归来买野花。”多么天真自然？至于“春莫游乐天，共饮沪西道。醉后推小车，各矜手臂好。转瞬三十年，时光催人老。翠柏参天立，精神自浩浩”（按：春莫，即“暮”）更能于嘻笑家常中翻转旧体诗“拒人于千仞之上”的雅不可耐之风。
于右老毕生致力于推行标准草书，念念以国民书写为鹄的，看来也和他敦笃慷慨的诗风相辉映，这是一种“民国”的气度，知识人不危论于高阁之上，不腐思于斗室之中，所以这诗人的句子会令所有的读者荡气回肠：“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