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一张模仿明清文人画风格的水墨。画面上寥寥三数笔线条，一笔画出两相对斜线中间连着一水平横线，这是桥身；底下一笔半圆弧，这是桥拱；桥边一垂直线条，顶上一弯、一圈，就算是路灯了；其余了无他物。倒是在画面的右上方题了四个小字： “雾失远山”。其妙，在于画面上根本没有山，也惟其在体会了山被迷雾遮掩之后，才发现途中大量的留白不是无物，而是雾；命题在雾，却又没有画雾。
举《扪虱的人》以为例文，是为了交代几种写法。首先，是借题发挥。
借题发挥，求的是歪打正着。我们对一篇文章的内容有所期待，多半来自题目字面所给予的明喻或暗示。文章读完，有所体会，先前的期待得到了满足，这是行文呼应了题目，文章本格常道如此。
但是有些文章，自有一种闲话闲说的风趣；随兴吐嘱，信手拈来。览文之际，时而会切题之意；时而却根本忘了题目，题与文或近或远，若即若离，在台静农、汪曾祺笔下，往往有这种不为著文而自成烟霞绮绣的神采。也正由于作者不为著文，文章的宗旨交错曼衍，绵延不拘，散意风流，别见活泼。寻常写作者即使心摹手追，其境界未必能到，这时，借题发挥四字便派上了用场。
作者胸中早有一段成竹，却不以之命题，反而往他处拈出字句，让读者以为用意在彼，实则所喻在此。就像《扪虱的人》，题目明明说的是古人卫生习惯不好，身上脏到养着虱子，却以名士标榜之故，不以为意；可是实际上却借由扪虱来谈“识人”——这是一表、一里两套。先让表面的故事随语流转，而内在的意涵却逐事潜伏，显示出扪虱故事相当巧合地带有一种观人知机的智慧。
其次，这篇《扪虱的人》还掌握了一个在接近结尾时笔锋转出、乱以他语的手段，让末段荡开，和先前通篇文字隐、显两般题旨都无关系，这会疏解文字稠密、主题集中的沉重感，仿佛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末尾离开原本故事、单演梁朝伟的那一段。这种设计必须看来随意，但是透过精心组装；刻意离题，却不能决绝走死。更要紧的是： 看似荡开了，那两句“大人者能与微物共生而不离不弃，是环保基础”却可能是作者本来要说的话。
有心学好作文的人可以注意第二篇例文所引的《辨奸论》原文，也用了我上文所说的手法——苏洵引孙子的话，与他全文的论旨并不直接有关，这就是一种荡开的手段。
例
扪虱的人
苏东坡的爸爸苏洵写过一篇痛骂王安石的《辨奸论》，颇不乏诛心之论，且语涉人身攻击；在今天，无论如何是会吃上诽谤官司的。这篇文章把王安石刻画得肮脏还不算，更要说他生活不检点的恶劣本质，是一种装模作样，因为：脸脏了不忘擦抹、衣服脏了不忘洗涤，这是人情之常。像王安石那样，“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苏洵称这叫“不近人情”，而且他所导出的理论是：“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而王安石的卫生习惯实在到了恶心人的地步，据说他随时可以从衣服里摸出几个虱子来。
身上养虱子的不只王安石，还有王猛（西元三二五至三七五年）。前秦苻坚称王猛为“诸葛亮”，官拜大将军兼丞相。王猛只活了五十年，却创造了不世的功业。
原先，他不过是华阴山区野居的一个年轻人，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出息。有回穿着一身破旧的短衣，来到一所军营门口，求见大将军桓温。桓温当时正准备第一次北伐，打进了关中，驻军于灞上。可是为了保存实力，他又迟迟不肯渡过灞水，攻进长安，就这么耗着。在传统的中国军人而言，这是很正常的：一旦把敌人完全消灭，军人不就只有解甲归田一途了吗？
来访的王猛处境也很闷。当时关中士族嫌他出身低微，瞧不起他。他来见桓温，自然有更大的企图，可就在纵论天下之际，居然忘形，一面说着，一面从破旧的衣服里摸出一只又一只的虱子来，“旁若无人”一语，就是从这个场面来的。桓温有雅量、擅赏鉴，知道王猛绝非泛泛之辈，也不以为忤，反而虚心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仗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可是来到这里，地方上的豪杰却没有一个人来同我会师，这是什么道理？”
王猛说：“明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可是长安就在咫尺之间，大军却不肯渡灞水，连老百姓都看出你并无恢复之意，当然不来了。”这一番话正说中了桓温的心事。原来桓温北伐，主要是想在东晋朝廷树威，所谓的“养寇自重”。
这就等于是往桓温身上摸出不可见人的虱子来了，桓温“默然无以酬之”。北伐是个幌子，居然让这身上长虱子的年轻人给拆穿了。桓温只好班师还朝，做他的太平显贵。临行之际，赏赐了王猛车马，拜高官督护，请他跟自己一块儿回南方去。王猛则先回了一趟华阴山，请教他山上的老师。老师父说得好：“你和桓温是彼此相当而应该各领风骚的人物，在这里，你自有富贵可期，跑那么远干嘛？”王猛于是决定留在长安，日后成为前秦苻坚的左右手，一代名相。
苻坚即位之前就相信：只有长期任用熟悉南方社会的读书人才有机会帮助他改造北方的政府和制度。有人推荐王猛，苻坚把他请了来，一见而倾心。一年之中拔擢五次， 权倾满朝——也借这个“外人”之手，苻坚除去了不少老臣、功臣集团里棘手的政敌。此际王猛才三十六岁，应该是这个时候才学会洗澡的。
“扪虱”一事，在中国历史上包藏着一个“鉴识人格”的传统，则大体无疑。唐代郑綮的《开天传信记》记录宣律法师中夜扪虱，眼看就要把虱子甩弃于地，被三奘法师一声：“律师扑死佛子！”（按：律师，即和尚）叫住，忽然便开悟了。今人更不该忘记， 张爱玲写错字的那两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蚤子。”蚤会跳，不爬；而会在袍上爬行的，确实应该是虱子，正是生命角落里不堪的猥琐象征。
别嫌这题目脏，大人者能与微物共生而不离不弃，是环保基础。
例2
辨奸论
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疎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