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如一道……强制沉默的铁律……明白无误地表示，对此没什么好说，没什么好看，也没什么好知道的。
——福柯《性史》
注意力的规范构成暗示出，我们对于应该忽视什么具备一定程度的共识，但这种共识并非总是存在。像艺术家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的《女人与菊花》（A Woman with Chrysanthemums）、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今晚我们即兴演出》（Tonight We Improvise）、皮特·蒙特里安（Piet Mondrian）的《红黄蓝的菱形构成》（Diamond Painting in Red, Yellow, and Blue）以及约翰·凯奇（John Cage）的《4分33秒》（4'33"）等作品，都曾试图挑战那种传统的，把艺术从其可视听的环境中剥离出来的心理框架，这种努力是自觉地对传统注意力安排方式的挑战；比如争论大学招生中，是否应该把族裔当作一个因素来考虑，其本质就是一场“是否相关”的论战。而情人间也会激烈地讨论，一方过去的性史另一方是否有权知道。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有些沉默人人接受，还有些沉默只被一些人认可，而另一些人则持有异议。
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了促成沉默合谋的规范性压力，然而，迫使这种忽视产生的社会性压力，只有一部分源于规范。我们的注意力所在，以及可表达的范围，是由社会规范和政治所共同限制的，即我们的看、听、说同时受到规范和政治的压力影响。只有当我们审视促成合谋沉默的政治条件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是国王（而不是，比方说，某个随从）没穿衣服，才更加戏剧化地抓住了 “皇帝的新衣”中，房间里的大象所包含的要义。
注意力和权力
在此方向上进行探讨的第一步，应该是观察权力在我们注意力和话语表达的社会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毕竟社会关系中通常都包含权力，沉默和否认也往往是权力分配不均的产物。
我们能知道多少，部分取决于我们的权力大小。显然，获取机密（更不用说“最高机密”）和“非保密”的信息渠道，是由正式的规章制度按照人员的保密资格的级别规定的，权力级别高低，与获取信息的级别相对应。
权力还使人们有能力控制传递给他们的信息数量。于是，如果某信息是非正式渠道传来的，那么一旦知情需要承担责任的话，就可以在今后佯装不知，推搪过去。例如，对于某些不法行为，毕竟假装不知道会方便得多，可以避免日后被追究知情不报的麻烦。因此高官要员会对那些自己其实心知肚明的非法勾当，保持一种“完全而彻底的不知情”状态（其官方说法为“与此事无涉”），以逃避责任。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确实不会向理查德·尼克松提到任何有关水门事件的情况，就是为了使得尼克松像“被全身消过毒那样，一尘不染，毫不知情”，因此不会有任何法律上的麻烦。
此外权力也包括了更广大的可关注视野，例如，在等级分明的组织中，人们根据地位高低而关注级别不同的信息。一名旅长应该比他的营长们关注的范围更广，而这些营长也要比他们的连长们有更宽广的视角。这就是为什么“9.11”事件中，在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遭到袭击前，只有几名资深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才能把该局在凤凰城，以及明尼那波利斯办公室所提供的零散的信息串联在一起。
无疑，连长们带队打仗时考虑的是战术而不是战略，是由于其职位要求所决定，而非缺乏个人好奇心。同理，我们也不会认为，在整个学校事务层面上，校长和一般教员了解和关心程度大不相同是由他们个人的好奇心程度不同导致的。
比权力包含更大的可关注视野还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控制他人可关注视野大小的能力。比如，教授通过选定必读书单，来决定对于学生们来说，什么才是值得关注的（而不是由学生自行决定）。当律师通过提请法庭关注申述的反对意见时，法官有权决定支持还是驳回该申述。
权力还包括了划定哪些为可接受的表达，哪些不是的控制权。毕竟通常是上级对下级说：“不要谈论那件事。”划定谈话范畴的权力，是一种微妙的政治斗争。例如，正是这种斗争，使得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被小布什要求加入对伊拉克的战争时，指出美国长期盟友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在推广全球伊斯兰恐怖主义上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通过控制“待议事项”以获得对他人可关注及可讨论范畴的控制，是最为常见的方式。例如通过确定什么是议事日程中要讨论的（也暗含了什么是不予讨论的）的政治斗争，就正式地界定了哪些是可以拿到桌面上的内容。通常都是上级决定了下级所应该关注的，而不是相反。同样地，国家领导人通过他们的权力设定了 “国家待议事项”，从而决定了公众给予健康保险，教育和国防的关注之多寡。
此外，权力还有改变他人关注方向的能力，这一点是通过“转移话题”实现的。事实上，领导人往往会制造危机（乃至发动战争），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经济困境或政治丑闻中转向别处。（一些针对小布什的批评家已经明确指出，伊拉克被声称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型武器，其实不过是布什的“大规模转移注意力型武器”，要么就是模仿著名导演希区柯克，借助他那种故意把观众的注意力从电影的主要情节中引开的策略，即“大规模杀伤型麦格芬”［MacGuffins of mass destruction］）。和专业的魔术师一样，拥有权力的人也会专门选择合适的时机，让不受欢迎的或者可能引起尴尬的行为（比如宣布有争议的任命书，或者解雇资深助手等），和其他一些能帮助他们遮掩这些行为的事件同时发生。
凭借大众传媒的力量，领导人抓住了整个国家的注意力（电台和电视联合，可以让大众注意力同时关注相同的事物）。事实上，我们的“群体雷达屏幕”（collective radar screen）所观看的内容由媒体决定。尽管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做到告诉我们怎么想，但是他们在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上，确实成果惊人。另外，通过决定哪些事务和事件才能上新闻大标题，哪些可以成为电台和电视台新闻报道的头条故事，他们也就决定了哪些话题是与公众相关的。
毫无疑问，媒体还能够仅仅通过选择性地不报道某些事情，就使得它们无法为我们所知。这些不仅仅发生在电视，广播和报纸都由政府控制的极权社会，在明确多元价值观的政治体系中也不例外。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不约而同的做法是，对于那些（在他们看来）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不会扮演什么重要角色的次要候选人不予报道（当然，这些媒体是以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这么干的，这也因此足以确保此事不会发生了），该行为无疑突显了“非主流”新闻（alternative news）巨大的政治重要性。
事实上，媒体还决定了公众的注意力持续时间长短。比如，我们通常持续几周追看某个新闻报道，然而一旦停止报道，我们很快也就忘却，从此不再关注。一个由媒体驱动的公众注意力标准循环模式是：某特定话题或事件先进入公众的视野，停留一段时间，然后逐渐减弱，消失。“犯罪高发潮”（crime wave）所反映的，也许是媒体报道提高了人们对犯罪行为在集体意识上的关注度，而并非是真的犯罪率变高。毕竟，即使是非常重大的新闻，也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从我们的公共雷达屏幕中隐退，并最终彻底消失。在这方面的例子，是《纽约时报》在2003年4月 21日头版报端发表声明如下：“最近几周独占一版的伊拉克战争及后续报道，自今日起，将回归至常规新闻版面。自第十页起。”
类似政治上“待议事项”的设定，在学术界关注和交流领域的社会化构成中，也相当明显。和学校课程表及历史课本一样，博士课程考试的必读书目也体现出权力决定了他人必须关注的和基本上可以忽略的。然而，与之同等重要的，还有一些更为微妙的“社会心理控制”（sociomental control）。比如，学术界并未明言的某种规范，会迫使学者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入一些他们按照社会预期，从专业角度应该熟悉的资料。仅仅通过翻阅最近文章的参考书目，年轻学者就已经心照不宣地感知到了哪些是“必读”书目，更不用说去阅读被推出的文献点评了，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那些没提到的，就是无关紧要的。
学者们也会迫于社会化的压力，把自己的智识上所关注的视野，局限在传统的学术表达范围（或者领域，学科，或更窄的定义：区域），并且将任何此外的学术活动视为离题，如果还不算完全无关紧要的话。举例来说，我所在的专业团体通过各种奖惩措施，不断地迫使我把自己学术上的兴趣局限在所谓的“社会学”领域，并且默默阻碍我开展任何“历史学”、“心理学”或者“人类学”方面的研究项目。
这种制度性的遮蔽性行为，专门用来限定学术上的关注和交流，以保证知识上的血统纯粹性。这正是为什么很少有学者得以跨越他们褊狭的心灵角落，在阅读和写作上向着那些传统上被视为其他知识领域的跑马场上进发。那些忽视此种社会压力的人，则常常在求职，升职，申请研究经费和出版著作等方面遇到许多困难——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须知对传统上彼此分开的精神领域加以整合，恰恰是人类创造力的鲜明特色。
管自己的事儿
权力还包括了控制（有时候是阻止）他人获得信息。毕竟，是父母告诉孩子什么书能读，什么书不能读，什么电视节目能看，什么节目不能看，而不是反过来。
阻止他人获取信息的方式可以是官方的内容审查，比如报刊停印广播停播，取消电视节目或禁止刊行历史教科书。也可能是通过一种不那么正式的“善意的建议”，比如“别问那么多了”或“管好自己的事儿”。当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的财务长询问尼克松竞选团队的财务主席，关于付给水门“水管工”钱的事情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想知道，而且你肯定也不会想知道。”
如你所知，阻止人们获取信息是一个警察国家的典型特征。因此，在被纳粹占领的欧洲，人们被严禁偷听同盟国的电台节目。而住在集中营附近的人们，则被党卫军勒令对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暴行视而不见。不仅不能盯着囚犯看，甚至连观望送犯人到集中营的火车都是被严格禁止的，他们被明确要求转过头去，或者低头，不允许平视。当经过集中营的营房时，紧张的父母常常会告诉孩子，“什么都别看，什么也别听”。
可以想见，如此严酷的审查之所以得以存在，也有赖于人们相当程度上作出的自我压抑。这通常包括“知道什么是不该知道的”。于是，尽管纳粹把犹太人押送流放到东欧的行为常常公开进行（更不用说到处传言的，他们到了那里的下场了），很多德国人都“知道的足够多，以至于绝对不想再知道更多了”。同样的，尽管住在死亡集中营附近的人们清晰无误地明白浓烟的来源，以及焚化厂传来的恶臭是什么，他们仍然避免去问“不必要”的问题，装作茫然无知和一副“因为没有注意，所以一脸无辜”的样子。和世故，以及“礼貌性忽视”不同，这显然是由恐惧引发的，并且但求自保，并非是为他人保留脸面。换言之，他们假装“忽视那些他们无法不注意到的事实。他们明白，如果不可避免地会知道集中营里正在发生的那些事，至少还可以掉头不看。尽管清楚这一切，他们仍努力在无法避免地感知，和小心翼翼地忽视之间寻找着平衡”。通过这么做，他们渐渐成为了 “那种使得独裁统治得以实现的臣民：不说，不看，而且不问，此后， 再不好奇”。
闭嘴
同样具有抑制作用，让人保持言行谨慎的压力，常常与压制人们好奇心的社会压力相生相伴，互为补充。毕竟，权力不仅会阻断人们对信息最初接触，也会防止它的进一步流通。比如，封口费就总是顺着权力阶梯依次向下，而“这事只有你知我知（或仅限此时此地）”的说辞也通常是上级对下级发出的，而不是相反。
此外，噤声也被用来“作为征服的武器……对他人声音进行扼杀”。因此，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阿根廷，专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臭名昭著的“肮脏战争”（Dirty War）时期，任何目击这种“被失踪”现象后人们的议论，都被当局严令禁止——“此为令人难过的被双重噤声的例子。先是某个人或者一群人被绑架，他们的悲惨结局无处可查，紧接着他们曾经存在过的事实也成为禁忌，人们不可能对此进行真正的谈论。”这种曾出现在纳粹德国集中营内，专门用来削弱人们力量的抑制性的沉默，正是极权警察国家的标志性特征。正像奥威尔在《1984》中那段让人不寒而栗的描述那样：“西姆（Syme）消失了。一个早晨，他没来上班，有几个说话欠考虑的家伙谈论他的缺席。第二天，没人再提他了，西姆已经停止存在，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自由流通的信息会瓦解现存的权力结构。这一点最鲜明的体现在检举揭发（blackmail）上。一个人只消把可能对身居高位的人的不利消息传播出去，就有可能彻底颠覆他们之间现存的权力关系。地位低下的女秘书对表面上强势的老板拥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权，是因为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天她会把自己和老板的不正当关系告诉别人。
保密工作就是通过确保特定的信息不被暴露于众，以阻止可能的破坏性场面出现。其工作就是要降低秘密持有者的威胁性，从而暗中维护现存的权力结构。当一位退休的黑人美国女教师公开在全国范围内宣称，自己是已故的参议员斯托姆·瑟蒙德（Storm Thurmond，一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标志性人物）的私生女时，感到颜面尽失的斯托姆家人尴尬地表示“这种事被公之于众……让我们应对起来非常不堪……我们本来是完全可以私下交流的”。
保密事宜可以是明文规定的，比如，为了防止内部员工泄露名流私生活的保密协议，或者被恰如其分命名的“封口令”（gag orders），除了 “必要的知情权所需了解信息”之外，防止泄露法律规定的秘密信息（所谓“必要知情权”是一个模糊的定义，它实际上促成了过分小心翼翼的行为，由此导致的结果和沉默几无二致），以保护罪犯。预先防止有关他们犯罪的信息流传出去的秘密协议，也具有同样的保密性——该完全合法的形式其本质就是贿赂受害者，以换来他们的沉默。
尽管受害者肯定从这些协议中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此举也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名誉，但几乎总是加害者提出“要求在协议中加入保密条款——受害人则几乎无此要求”。不仅如此，这样的秘密协议其存在本身，也成为了被保守的秘密，而这实际上使得这些罪行得以延续。此种保密协议把屡教不改的惯犯们的众多受害人彼此隔绝开来，使得他们无从知晓这些罪犯之前已经被指控过类似的罪行，这等于无形中助长了这些罪犯的犯罪行为：由此，保密协议不良后果的承担者是公众。消费者对不安全商品信息不知情，工人们对不安全工作环境不知情……1933年佳斯·迈威（Johns Manville）公司与11名因为石棉感染导致生病的工人达成和解签订保密协议。如果这个秘密不是因此而被保守了 45年，那么数以千计的其他工人也许就不会患呼吸道疾病。同样地，当保密协议被用于保护一名有恋童癖的牧师时，他的受害人就不大可能知道他们只是更大范围的受虐者的其中一员。相反，他们会认为自己的遭遇只是个案，并把自己的受害在很大程度上看作是个人化的，而且甚至会为发生这样的事情责备自己。
实际上，正是由于这样的保密协议，才使得教会当局得以把这些惯犯重新委派到其他教区，并继续猥亵很多年轻的、毫无戒心的受害者。
现在正震动罗马天主教廷的性侵儿童的丑闻中，最令人揪心的，是法庭体系所扮演的角色。法官已经在多起猥亵儿童案件中签署了保密协议，使得犯罪的神甫再次猥亵更多儿童……一名同意封存法庭记录的波士顿法官表示，“如果事先得知这种做法是多么广泛的话”，她可能并不会这么做了。当然，正是像她这样的裁决，才纵容了教会，得而掩饰性虐待已经成为一个如此大的问题。
上述事件的叠加效应，已经引起了明显的不安。“我现在为收下他们赔偿金的行为感到耻辱，”雷蒙德·希尼巴迪（Raymond P. Sinibaldi）说。在1995年因为声称自己被一名牧师虐待后，他得到了教会的保密协议赔偿……“我本应该在当时就起诉，并且召开消息发布会的。如杲我们这么干了，那么这个问题早就被披露了。”
可以想见，梅根法案（Megan's Law）和其他一些禁止私下和解的努力，正是为了制止这种“分而治之”（pide-and-rule）的保密协议而生。"
然而正像“闭嘴”或者“管住你的舌头”这类常见说法所表明的那样，和正式的封口令或者保密协议相比，通常更常见的，是非正式的压力，在它们的作用下，敏感信息无法传播。这种压力有时候包括身体暴力。比如当强奸犯捂住受害者的嘴巴，以防她们呼救。或者在17世纪的英格兰，饶舌者的头和舌头则被带倒钩的铁板套住。然而更常见的形式，还是语言的威胁恫吓，比如加害者或同案被侵害的人，都会要求受害者不要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在派特·康洛伊（Pat Conroy）的作品《潮浪王子》（The Prince of Tides）中，男主角汤姆·温格（TomWingo）回忆在他和他的母亲及姐妹被强暴之后，“在爸爸回家前，妈妈把我们叫到起居室，要求我们每个人都立下誓言，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在那天的家里发生了什么……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违背誓言，她就不再是我们的妈妈了。她发誓，如果我们把那可怕的一天中的任何事情泄露出去，她将永不再和我们讲话”。同样地，哥伦布为了说服西班牙国王他的第二次美洲航行实际上是抵达了中国，就威胁他的水手们说，如果有谁胆敢出来作证，指出他无法就自己宣称过的——古巴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的说法自圆其说的话，他就要割掉此人的舌头。
通常而言，形成秘密的压力，其作用方式还是会更加微妙一些的。“进去，读一下这个”电影《上级命令》（ Command Decision）里，司令官把一份机密文件递给记者时说，“然后忘掉你读过的。”同样，在几位白宫特勤专员目睹了莱温斯基因为吃醋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情景之后，总统克林顿只需告诉他们的长官：“这件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该指挥官用同样微妙的方式对他的下属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什么也没发生”。
从这个角度，再回头看下“皇帝的新衣里”的两个骗子，他们宣称这种布料有一种“奇特之处，那就是它对于任何不称职，或者愚不可及的人来说，都是不可见的”。此种先发制人的伎俩，堵住了所有可能说实话的人的嘴。电影《堕落的偶像》（The Fallen Idol）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一个人使用类似的方式诱骗孩子，让他们误以为自己目击的这些违法勾当是高度保密的，只有他们才能知道，从而阻止了这些孩子告发他的行为。
确实，迫使对方保守秘密并不需要总是用语言说出来，比如，以升职或者加薪这种方式，来换取一个可能的目击者心知肚明的沉默，又或者一个娈童者只是关上百叶窗或者锁上门。无须多言，使人噤声的方式本身，就常常以鸦雀无声的方式进行着。
原文注：
Luigi Pirandello, Tonight We Improvise (New York: Samuel French, 1960 [1932]).
更多对此种努力的探讨，请参见Eviatar Zerubavel, The Fine Line: Making Distinctions in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991]), 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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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Robin E. Sheriff, "Exposing Silence as Cultural Censorship: A Brazilian Cas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2 (200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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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体系内部的“劳动在感知上的划分”，参见Eviatar Zerubavel, Social Mindscapes: An Invitation to Cognitive Soci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19.
参见Ruth Wajnryb, The Silence: How Tragedy Shapes Talk (Crows Nest, Australia: Allen & Unwin, 20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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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Zerubavel, Social Mindscapes, 97; Eviatar Zerubavel, Time Map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ocial Shape of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4.
指大众共同的关注领域，公共视野。——译者注
Bernard C. Cohen,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3 [emphasis added].参见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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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Meyrowitz, "The Press Rejects a Candidat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ch/April 1992,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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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ubavel, Social Mindscapes, 17.参见Thomas E. DeGloma, "Memory and the Cognitive Masking of Child Sex Abuse: Framing and Cognitive Asymmetries of Power in the Family,"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tlanta, Augus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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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witz, *In the Shadow of Death, 35.参见36-37, 92-93, 96.
Ibid., 94 [emphasis added].参见Martin Amis, Koba the Dread: Laughter and the Twenty Million (New York: Hyperion, 2002), 39.
肮脏战争（Dirty War）是指1976年到1983年间发生在阿根廷的国家主持的暴力事件。受害者多为左翼激进分子，工会主义者，学生，记者，马克思主义者，贝隆的游击队武装及其同情者。据估计有9000到30000人在此期间被杀或者失踪。据阿根廷失踪人口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cm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估计，失踪人数在13000人左右。——译者注
Zali Gurevitch, "Dialectical Dialogue: The Struggle for Speech, Repressive Silence, and the Shift to Multiplic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2001), 93; Adam Jaworski, The Power of Silence: Social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3), 135;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1949]), 122.参见Graziano, Divine Violence, 255-56; Luchterhand, "Knowing and Not Knowing," 262; Horwitz, In the Shadow of Death, 114; Peter Haidu, "The Dialectics of Unspeakability: Language, Silence, and the Narratives of Desubjectification," in Saul Friedlander (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77-99; Dariusz Tolczyk, See No Evil: Literary Cover-Up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Soviet Camp Exper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0-83; Cohen, States of Denial,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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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参见Thomas Farragher, "Church Cloaked in Culture of Silence," Boston Globe, February 24, 2002, www.pulitzer.org/year/2003/public-service/works/globe9.html
梅根法案于1996年5月17日由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签发法案规定：将正式建档的性犯罪案件资料放到网上以供读取，且此等罪犯被释放后必需予以备案存档。梅根法案颁布近十年后，美国高法院颁布进一步的法规，各州可以在互联网上张贴性侵犯者的照片和其他个人信息，以便保护住在其周围的邻居免受他们的侵犯。梅根法案得名于1994年被奸杀的七岁美国女孩梅根·坎卡。——译者注
参见Adam Liptak, "South Carolina Judges Voted to Ban Secret Court Settlemen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02, A1; "Ending Legal Secre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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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Tamar Cohen, "Incest: On Keeping the Secret," in Hanna Herzog and Kineret Lahad (eds.), Knowing and Remaining Silent: Mechanisms of Silencing and Denial in Israeli Society (Jerusalem: Van Leer Institute, forthcoming).
即不存在之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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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V. Robinson, "Scores of Priests Involved in Sex Abuse Cases: Settlements Kept Scope of Issue Out of Public Eye," Boston Globe, January 31, 2002, www.pulitzer.org/year/2003/public-service/works/globe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