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但沉默却需要所有人的配合。
——罗伯特·E. 皮滕杰（Robert E. Pittenger）等，
《前五分钟》（The First Five Minutes）
沉默的双层墙壁
当我们从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传统的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否认，很快就会意识到，它通常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们实际上是在和“共同否认”（co-denial）打交道，是一种包含多人的社会现象。为了研究合谋的沉默，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无论是只有几个朋友，抑或是一个大型组织，他们总是包含了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
共同否认预设了相互规避的前提。只有当大家共同避开众所周知的房间里的大象时，我们才能称之为一个沉默的“合谋”。
作为共同否认的首要表达，沉默是一种集体行为，它包含了某个特定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以及双方通力合作以回避此信息。“和说话只需要一个主角不同的是，沉默需要合作。”合谋沉默预先假定信息的非生产者（non-producer）是谨慎的，而信息的非使用者（non-consumer）是漫不经心的，正是这些绝口不提房间里的大象的人和相应不张口提问的人的集体努力，才构成了合谋。
为了充分理解共同否认的社会动态结构及其关系，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那三只猴子。虽然乍看上去，似乎只有那个不说的猴子负责制造沉默，但从更微妙的，把沉默和否认等量齐观的角度上，我们也需要考虑它的其他两个同伴，以仔细审视它们三个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要考虑到不说和不听这两种行为间的象征性关系，正是恰当地体现出了保守秘密和世故得体之间的微妙关系。毕竟，比尔·克林顿为了保守他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偷情的秘密，也需要确保他周围的人至少不能公开地表现出对此事的好奇。因此，虽然对他们关系的性质有所怀疑，克林顿的私人助理贝蒂·科里还是力图“避免知道细节”。即使是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白宫情报处官方负责人，也刻意地不去打听特工们其实都已经知道了的内情。“我对这件事的事实真相一点兴趣也没有，”他后来解释说。事实上，他补充道：“如果他们想跟我说，我也会起身离开不听。”
后来，当这个美国国王试图掩盖流传已广的自己没穿衣服的事实时，他寄希望于身边的人表现出一种得体的不闻不问，就像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那样。史蒂芬后来声称：“我从来没有站出来问他是否属实，所以他也从来没对我撒过谎。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论家庭和各种事情，但我们从来没聊过房间里的大象。”所以，他在1998年丑闻败露几天后的国情咨文和1999年的弹劾审判中，依赖听众的礼貌和在对那种超级尴尬环境下的巧妙伪装来保全颜面。
此外，人们也许还记得托马斯·杰斐逊在处理与他的奴隶萨利·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暧昧关系时的谨慎态度，这不但使得他的家人得以免于承认此事，同时，也世故地事先就预料到他人会对此事得体地配合。毕竟，如果别人期望我（至少是假装）忽略他们，他们也需要额外注意，以免引起我的关注。如果别人都不说，当然很容易做到不听，如果别人“不做”，也很容易不看。例如，整个社会看到裸体的不适感，是由表面上看起来对此不感兴趣的“非窥淫狂”（non-voyeurs）和举止得体的“非暴露狂”（non-exhibitionists）共同努力表达出来的。通过言行谨慎，我们其实是借由帮助他人，来使自己免于陷人尴尬的境地。
合谋沉默所包含的彼此对立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究其本质，是一种对称的关系，因此，这一点造就了其对于不看和不听双方的“对等保护”。这种对称甚至在极度不均衡的关系中依然很明显，从孩子和父母亲谁也不愿意主动和对方讨论性话题就可以完美地证明，孩子觉得提问（后来是告知）很别扭，父母亲也觉得告知（后来是提问）不自然。在这方面还可以考虑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对称关系的存在，即一边有人竭力遮掩自己所犯暴行的秘密，而一边人们则同时在积极配合，甚至对自己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如电影《烽火人间》（The Official Story）中对政治冷感的艾丽西娅和她总是含糊其辞的丈夫罗伯托之间的共生关系。还可以注意一下可怕的施暴者和暴行目击者之间令人不寒而栗的对称动态，就像纳粹分子竭力向周围居民掩饰集中营的恐怖，而居民们也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通过共同地不看和不做，或者不听和不说，我们建起了一道“双层墙体”的沉默。这种理论由心理学家丹·巴昂（Dan Bar-On）首次提出，并应用于前纳粹罪犯和他们孩子之间的关系中，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理论居然对于纳粹时期的受害者和他们孩子之间的关系动态同等重要。毕竟，在许多二战大屠杀幸存者家庭中笼罩着沉重的沉默，“是两种矛盾能量的交织：对幸存者来说，是对讲述过去的压抑；对他们的后代来说，则是对发现真相的恐惧”。（有个幸存者的孩子回忆说：“从来没有谁明确禁止谈论大屠杀，如果我或弟弟试图提起话头，他们肯定不会叫我们闭嘴。但我们就是压根儿都没有提过。”）这解释了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对祖母的死因一直不了解，事实上她没要求母亲告诉她：“我不知道谈话中断是我所为还是她的意愿。”应该是双方都有此意吧。
就像美国军队的“不许问，不许说”政策明确阐述的，所谓衣柜的概念通常和同性恋密不可分，其结构和功能性都惊人的相似。这双层墙壁基本上是由“同性恋和异性恋们合力筑造而成”。毕竟，与普遍看法相反，这“不仅仅是一面盾牌……不让外面的人听到什么”，它同时也“不让里面的人说出来”。
再想想由医生和临终病人之间，他们关于病人垂死的消息所共同建造的沉默双壁，“医生和病人都知道疾病终将不治，他们也都知道对方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们谁也不会挑明”，因为“医生不喜欢讨论这件事，病人也不想提”。“你不说，我也不问”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夫妻之间也存在，她“从不评论他看到年轻女人时的样子”，他也“从来不提对她伪装高潮的怀疑”，或者他们会尝试（影片《牙医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ves of Dentists］中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熟练地为彼此去哪里做了什么的托词或谎言东拉西扯地找理由搪塞过去，而不肯公开地“拆穿他或她的托词”。
然而，沉默的墙壁往往还不止两层，因为参与这种合谋的人不只限于两个。比方说，在研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共同否认经典著作《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中，可以看到多位共谋者合力，让俄狄浦斯对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一事毫不知情。在调查拉伊俄斯（Laius）的死因时，究竟为什么克里昂（Creon）从来没有派一个可以认出俄狄浦斯是真正凶手的幸存目击者呢？同样，在17年的共同生活中，为什么伊俄卡斯特（Jocasta）从来没有把她年轻丈夫严重变形的双脚（希腊语中，俄狄浦斯就是“肿胀的双脚”）和脚被刺伤的亲生儿子联系在一起？这是多么明显的证据。而且如果儿子活到现在，正好是丈夫的年纪。而为什么镇上的长者如此坚持忽略提瑞西阿斯（Tiresias）的公开谴责，他指控俄狄浦斯就是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
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巧妙地提醒我们，父母与子女的乱伦，涉及的不仅仅是孩子和这个家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通常有另一位家长选择性地忽略这个事实，当作压根儿没这回事（同样，神父的性虐待案件中通常也有一个监督主教包庇）。同理，尽管虐妻案件从字面上说只涉及想保密的施虐者，其实他的受害者也觉得羞于启齿。这种沉默常常还涉及其他知情的家庭成员、邻居和朋友，他们都没想过主动报案。
否认在否认
诡异的是，沉默往往是由声音来掩盖。所谓的闲聊、紧张的谈话、“拐弯抹角”，都只不过是“噪音合谋”（conspiracies of noise）的不同形式，用来掩饰让人不适的沉默。（这就是“背景”声。当泰坦尼克号下沉的时候，乐队继续演奏的画面一直印在我们的脑海，这启发了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他将自己那部关于艾滋病肆虐但人们却对此保持沉默的1980年代的编年史著作定名为《世纪的哭泣》。）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我们总能找到一些“除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外的，其他的话题”来谈。
然而，让合谋的沉默比起掩盖行为更险恶的，是沉默本身从未被共谋者们所讨论。和我们公开说明不去说起某事（“此事免谈”）不同，共谋者绕开某些话题的事实一直未被承认，沉默背后暗藏的微妙的社会动态结构因此被掩盖。“这就像《皇帝的新衣》这样的童话故事。大家都明白，说出来要冒风险……但这一事实本身是‘不能被讨论的’。”关于对沉默保持沉默，或者说超沉默（meta-silence）的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秘密周围的保密。马克·乔丹（Mark Jonian）曾深刻地指出，“如果说有一个关于天主教牧师们同性恋活动的‘秘密’的话，那这个秘密，就是一种迫切的焦虑感，而这种对于所知不多且令人恐惧的事情的焦虑，是必须要小心地加以隐藏的。安排各种措施来保守秘密的真正原因，正是这种焦虑及其所导致的慌乱的努力。所以，其‘秘密’本身，就是努力地掩饰焦虑不安。”
事实上，谈论房间里的大象如此之困难的原因，是“不仅仅没有人愿意听，而且没有人愿意谈论‘不听’这件事”。换句话说，避谈大象的行为本身就是大象！我们不仅避开它，而且我们一边这样做，一边否认，从而否认了我们的否认。
就像“关于禁止观看禁止观看条例的条例”，或被“禁止谈论我们被严禁谈论某事的事实”，或“我们看不见我们不想看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这样的超否认（meta-denial）预设了一种自欺的特殊形式，奥威尔称之为“双重思考”：或是“有意识地促使无意识，然后……对自己刚才实施催眠的行为失去意识”的能力。因此，在《1984》中，当东亚国突然接过大洋国的传统宿敌欧亚国的角色，而成为大洋国的敌对国时，大洋国的人马上开始销毁或改写他们与欧亚国长期战争的相关参考文献，奥威尔敏锐指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最困难的是因为工程的进程本身都是不能明说，无法指称的”。
旁观者和帮凶
确认了把社会体系作为研究合谋沉默的逻辑背景后，让我们来检验一下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势的结构特征，他们是影响一个人是否可能会参与合谋行为的最显著的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做一些比较，比如在对等关系以及权力介入的关系之间，以及公共场合和私下场合之间，如是类推。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是否参与沉默合谋，受某人离这个所谓的大象距离远近的影响很大。离大象越近，就越能感受到否认其存在的压力。所以，其实是站在街上观看皇家游行的人们，而不是游行队伍中的人首先冲破否认的藩篱，公开承认皇帝的一丝不挂。
围绕在大象周围的人们，他们彼此之间社会距离也很重要。毕竟，社会意义上离得“越近”，我们越倾向于彼此信任，并因而越发开诚布公。另一方面，催生沉默的正式关系和社会环境（如官僚机构）则不鼓励这种坦率开放，而是竭力促进噤声。
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之间的政治“距离”。相对于上级，我们一般更倾向于信任和我们同级别的人。因等级森严而权力差异越大的社会系统，其对开放和坦诚的抵制越明显。
然而，最显著地影响一个人是否参与沉默合谋的结构性因素，是合谋者的实际数量。这一点与常见的秘密形成鲜明对比，一般秘密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的直接的排他性功能（也就是说，只有一小撮人共享一个秘密），而人尽皆知的秘密则随着“了解内幕”的人越多（而不是越少），变得越发让人绝口不谈。确实，共谋参与者的数量越多，沉默就“越沉重”和“越响亮”。严格禁止《1984》中温斯顿和朱丽亚那样非法的单独会面，可能是反乌托邦的警察国家确保某些事情永远不被公开讨论的最有效的方式。
正如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著名论断所言，在三个人的群体与两个人的群体之间，只需要就其社会互动方面作一个比较的话，即可理解参与者的数量对社会互动的动态结构的影响。而且事实上，与两个人的沉默合谋不同，即使在一个只有三个共谋者参与的合谋中，也已经预设了在社会组织的群体的否认中，一个潜在的，新的关键人物的出现，我们可称其为沉默的旁观者。
电影《事件》（The Incident）的一个场景，看后令人寒意顿生：仅仅两个年轻的小混混，就把整个地铁车厢里的人们给震慑住了，这恰恰是因为（而不是尽管）有这么多的乘客一起看着他们，正是借助了他们的沉默，才成功地遏制住其中的每一个人采取行动阻止匪徒的可能。难怪我们常常把沉默的旁观者视作帮凶，他们无形中为暴行和虐待的不可讨论性作出表率，促成了自我否认。面对丈夫或男友骚扰她们的女儿时，女人们选择保持缄默，就是通过拒不承认，来使得这种虐待得以持续。就此而言，当某人的朋友、亲戚和同事故意将头扭向一边，假装没有注意到他酗酒或吸毒的那些明显迹象时，作用是一样的。
沉默的旁观者之所以能成为帮凶，是因为当其他人看到这些旁观者对某些事物视而不见的行为时，这些行为会进而鼓励他们否认该事物。研究证据显示了社会压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看法的，如果某人周围没有任何其他人作出同样关注，那么从心理学上来说，他会很难相信自己的感觉，并坚持相信他所看见或听见的确实存在。针对某样事物，一方面是其他人明显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自己对此有所认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产生了一种混淆感，并进一步增加了此人最终屈从于社会压力，选择否认的可能性。
这种压力随着沉默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加剧。托马斯·斯多克芒（Tomas Stockmann）博士，一个勇敢的、面对否认毫不留情的斗士，在亨里克·易卜生的戏剧《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中注定会发现，“真理最坏的敌人……就是大多数”。看到越多人有意忽略房间里的大象，人们就越难坚信自己所看到的——即大象是真的就在那里。身为少数，需要不断抗拒多数人号召加入合谋、一起忽略大象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沉默合谋者人数的增多而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显著。正如我们心知肚明的，如果身边有30个人而不是仅仅3个，肯定更难谈起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看起来他们中没有谁会热衷于讨论该话题的。
此外，眼看着几个人一起忽略大象的体验，与看他们各自单独忽略的体验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这还涉及他们每个人观察别人忽略时体验的叠加效应！不是几个各自为战的个体来否认，取而代之的是身边的一帮人都明目张胆地参与到同一个合谋中。进一步地，从两人增至三人，遑论更广大的范围，沉默的合谋涉及一个重要的转移——从严格的人际交往型社会压力转移到我们所谓的整体性团体压力，由此，打破沉默实际所侵犯的，不只是某些个体的个人舒适感，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神圣的社会禁忌，故而激发了一种被强化的恐惧感。
顺着同样的思路，注意一下私人和公共交流的差异性。那些只会和亲朋好友分享的个人婚姻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很少会愿意被拿到公开场合讨论的。同理，同事们很乐意在“重门深锁之后，窃窃私语”地议论上级的腐败和不称职行为……但只有愚蠢和幼稚的人才敢把这些公之于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政治正确”规则的违反更可能出现在厕所涂鸦上，而不是公开讲座或电视节目中）。
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默的合谋会而展现出某种特定的轨迹。为了解这种剖某的全貌，我们也需要审视它们高度模式化的社会动态。
在《皇帝的新衣》中，虽然无论是首相大臣还是皇帝的其他亲信议员，都看不到并不存在的布料，但他们仍然假定除了他们，其他人包括皇帝都可以看见，因此大加赞赏皇帝的新衣，以保全自己的声誉。不管怎样，他们毫不真诚的证言，反而导致皇帝认为他一定是唯一一个看不见的人。“‘什么！ ’皇帝想”，看着空空的织机，“‘我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这太可怕了！我愚蠢吗？我不配做皇帝吗？’”但是，“他大声说，‘这非常漂亮’，”从而延续了无法避免的，以错误臆断为前提的恶性循环。因此，随着故事继续发展，“所有的议员，大臣和重要人物……盯着看，努力盯着看，却和国王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但他们还是“像皇帝那样说，‘这真漂亮。’”
同理，当一名员工在会议中看到另一位对明显听得很清楚的话充耳不闻时，那么这些话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印象，会在第二个工作人员的继续无视中得到加强。事实上，一个恶性循环可能从此产生，每个同谋者的否认对他人都是一种支持，他们的整体沉默会彼此呼应，这时第三个、第四个也加入了共谋。保罗·西蒙（Paul Simon）说，“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增长”，这正是整个社会是如何变得集体否认其领导者的无能，无视明显的暴行，以及对迫在眉睫的环境灾害视而不见的过程。
由此，沉默的强度不仅受参与其中的共谋人数的影响，还会受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时间长度的影响。佐证之一，就是结婚多年的夫妇关于性生活质量的交流普遍十分缺乏，如果这种情形持续时间足够长，那么即使仅仅是两人之间的社会交流环境，沉默也可以很“沉重”。所以，尽管沉默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被干扰，但它还是趋向于变得更加讳莫如深。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沉默固有本质的累加结果。如同其他任何否认形式（接受过心理治疗的人们都能了解）一样，沉默可以自我强化。保持沉默的时间越长，越难以避免地演变成为“用更多的沉默来掩盖我们的沉默”。今天的沉默将使明天的沉默更难打破。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说过：“沉默会自我繁衍。越长时间不说话，就越难找到可说的话题。”同理，“事情搁置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讨论。”确实如此，当我们阅读简·斯迈利（Jane Smiley）的《一千英亩》（A Thousand Acres）时，不免会为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伤怀，两姐妹可能需要20来年才觉得心理上做好了准备（这还是说，如果她们最终真的会这样做的话），和对方谈谈自己都曾被父亲猥亵过的共同经历。
事实上，“大象”通常随时间而增长，它们的形象大小反映了它们的年龄。我们假装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时间越长，它们在我们脑海中就变得越大。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在描述围绕在他父母亲创痛过往的那种沉默时说，“每年它长高一些，我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它的存在。奇怪的是，纵使它占据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却从没谈起过它。”
鉴于此，人们能伪装多久呢，假装没有注意到房间里的大象，直到它变得太大（它的存在过于明显）而不容躲避？到底有没有什么能够停止这种看似无休止的否认循环？到底有什么能够真正结束合谋的沉默？
原文注:
Eviatar Zerubavel,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enial," in Karen A. Cerulo (ed.), Culture in Mind: Toward a Sociology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5.
Robin E. Sheriff, "Exposing Silence as Cultural Censorship: A Brazilian Cas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2 (2000), 114.参见I. F. Stone, "It Pays To Be Ignoran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9, 1973, 8; Stanley Cohen, States of Denial: Knowing about Atrocities and Suffering (Cambridge: Polity, 2001), 64-65, 125; Donald Cozzens, Sacred Silence: Denial and the Crisis in the Church (Collegeville, MN: The Liturgical Press, 2002), 41.
Frederick B. Bird, The Muted Conscience: Moral Sil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Ethics in Business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1996), 191, 194.
David E. Sanger, "Lewinsky Was Familiar Face to Agents near Clinton's Doo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98, National Section, 35.
Stephen J. Dubner, "Steven the Goo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1999, section 6, 38.
Jan E. Lewis, "The White Jeffersons," in Jan E. Lewis and Peter S. Onuf (eds.), Sally Hemings and Thomas Jefferson: History, Memory, and Civic Cultur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9), 154;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59), 234-37; Erving Goffman, "On Face 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i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67 [1955]), 29; Raymond Geuss, Public Goods, Private Good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14.
Gordon J. Horwitz, In the Shadow of Death: Living Outside the Gates of Mauthause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175.参见Derrick Jensen, A Language Older Than Words (New York: Context Books, 2000), 347.
“沉默的双墙”概念最早由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巴昂提出，用以描述纳粹战犯和其后代，对二战期间大屠杀的史实避而不谈，彼此保持沉默的默契。——译者注
Dan Bar-On, Legacy of Silence: Encounters with Children of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8; Ruth Wajnryb, The Silence: How Tragedy Shapes Talk (Crows Nest, Australia: Allen & Unwin, 2001), 32, 265; Martin Goldsmith, The Inextinguishable Symphony: A True Story of Music and Love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0), 2.参见Nadine Fresco, "Remembering the Unknow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11 (1984), 418.
Mark Jordan, The Silence of Sodom: Homosexuality in Modern Cathol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90, 107.
Barney G. Glaser and Anselm L. Strauss,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125, 67; Daniel Goleman, Vital Lies, Simple Truths: The Psychology of Self-Deception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1986), 157; Cohen, States of Denial, 66; Diane Vaughan, Uncoupling: Turning Point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64, 76-78.参见Dan Bar-On, The Indescribable and the Undiscussable: Reconstructing Human Discourse after Traum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2.
Philip Vellacott, Sophocles and Oedipus: A Study of Oedipus Tyrannus with a New Transl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1), 24-25, 115-17, 156-57, 163, 171, 173, 185-86, 220, 224.参见John Steiner, "Turning a Blind Eye: The Cover Up for Oedipu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12 (1985), 165-66, 168; John Steiner, Psychic Retreats: Pathological Organisations in Psychotic, Neurotic, and Borderline Patients (London: Routledge, 1993), 120-21; Noam Zerubavel, "Allegorical Recognition of Truth and Identity in Oedipus Rex" (Columbia University, 2003).
Kathleen Gers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世纪的哭泣》为中译名，英文为And the Band Played On，可直译为“乐队持续演奏”——译者注
Randy Shilts, 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Kathryn Harrison, The Kiss (New York: Avon Books, 1997), 117.
Elizabeth W. Morrison and Frances J. Milliken, "Organizational Silence: A Barrier to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a Pluralistic World,"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2000), 721.参见722; Chris Argyris, "Skilled Incompete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86, 76.
Jordan, The Silence of Sodom, 87.参见Sissela Bok, 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1983]), xiii.
l6
Ronald D. Laing, "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 in 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1969]), 99-100, 106, 115; Goleman, Vital Lies, Simple Truths, 234;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1949]), 33, 150.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in The Complete Fairy Tales and Stori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4 [1836]), 81.
Georg Simmel, "The Secret and the Secret Society," in Kurt H. 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1908]), 332; Eviatar Zerubavel,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Social Life," Symbolic Interaction 5, no.1 (1982), 101-02.
Cohen, States of Denial, 15-18, 68-75, 140-67.参见Georg Simmel,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Group," in Kurt H. Wolff,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1908]), 135-36, 145-69.
参见Bibb Latanéand John M. Darley,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Why Doesn't He Help?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70); Pavel Machotka et al., "Incest as a Family Affair," Family Process 6 (1967), 99-100; Dan Bar-On, *The Indescribable and the Undiscussable: Reconstructing Human Discourse after Traum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9.
Solomon E. Asch,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70 (1956), #9 (whole no.416); Muzafer Sherif and Carolyn W. Sheri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70-72, 119-21, 202-10; Robert B. Cialdini, Influence: Science and Practi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94-133.
Henrik Ibsen, "An Enemy of the People," in Six Plays by Henrik Ibse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57 [1882]), 225.参见226-27.
Ethel M. Albert, "Culture Patterning of Speech Behavior in Burundi," in John J. Gumperz and Dell Hymes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2), 91; Morrison and Milliken, "Organizational Silence," 706.参见Nina Eliasoph, Avoiding Politics: How Americans Produce Apathy in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关于社会静态与社会动态的基本区别，参见Auguste Comte,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n Gertrud Lenzer (ed.), 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 The Essential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5 [1830-42]), 263-97.
Andersen,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79.参见Helen S. Perry, "Selective Inattention a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for U.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Atomic Bomb," Psychiatry 17 (1954), 226.
Paul Simon, "The Sound of Silence," 1964.
Bird, The Muted Conscience, 51.参见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149;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89]), 158.
《一千英亩》作者简·斯迈利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著有《伤心时代》、《格林兰人》、《平常之爱与善意》等，在评论界广受推崇。1991年斯迈利的代表作《一千英亩》问世后，因其心理刻画和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深刻描写，接连荣获1992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奖。小说情节部分受莎士比亚《李尔王》影响，描写一个美国中西部家庭，在独断专行的父亲阴影下，三个女儿的挣扎和成长。——译者注
Rudolf Flesch, The New Book of Unusual Quotation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349-50 [emphasis added]; Kathleen D. Ryan and Daniel K. Oestreich, Driving Fear Out of the Office: How To Overcome the Invisible Barriers to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1), 30; Jane Smiley, A Thousand Acres (New York: Fawcett Columbine, 1991).
Goldsmith, *The Inextinguishable Symphony,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