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先天因素对人格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或负全部负责，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后天因素（养育和抚养等环境因素）应该对人的发展负全部或部分责任。
定义智力
智力是一种包含范围非常广泛的能力，它包括思考、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考、理解复杂想法、快速学习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从书本中学习、一种狭义的学术技能或一种考试技巧。实际上，它反映了一种更广泛、更深刻地理解我们周围环境的能力——“捕捉”“理解”事物或者“弄清楚”该做什么。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琳达·S.戈特弗莱森（Linda S. Gottfredson，生于1947年）
早期的环境主义者
洛克认为心灵是一块空白的石板（一块白板），所以没有什么是与生俱来的，经验主导一切。他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我想我可以说，在我们遇到的所有人中，10人中有9人的优点、缺点、有用与否都是由于自己的教育造成的。”
他警告说，人们应该特别注意小孩子们接触到的观念和刺激，因为印在他们心灵白板上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那些让柔弱的婴儿接触到的微小的、几乎感觉不到的初期印象有着非常重要而持久的后果。”例如，他建议不要给孩子讲关于妖精的恐怖故事，或者让孩子恐惧黑暗。
卢梭不同意洛克的白板说。他认为人类天生是高贵和善良的，所以我们的心智具备先天的素质。他认为环境和经验造成的影响通常会导致那些小而高尚的思想潜力的丧失：“一切在刚离开造物者之手时都是美好的，而一切又都在人类的手中堕落。”
大卫·休谟是一位与卢梭同一时代的哲学家，他的观点走的是中间路线。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被激情所控制，当然尽管受控程度不同，我们都会受控于同一种激情。我们不同的激情模式定义了我们性格的出发点。然而，我们又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们在生活中的遭遇加上个人的激情（性格）决定了我们应该学习什么以及如何应对未来的事件，而以前的经历和个性则构成了我们的生活。
神童
在21世纪初的一系列研究中，凡得棼特（L.R.Vandervert）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脑成像技术研究天才儿童的大脑活动。他发现，有天赋的人大脑的某些部位（那些与其特定技能相关的区域）比那些天赋较低的人发育得更好。特别是，他们更多地利用了长时记忆。象棋老师拉扎罗（László）将自己的3个女儿培养为世界级棋手并获得了成功，很显然，他本人就有下棋的才能，因此，遗传因素是不能排除的一个重要因素。德国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年—1759年）很有音乐天赋，尽管他的家庭环境不好，但其天赋仍得到了充分发展。虽然他的父母并不鼓励他去演奏音乐（事实上，他们对此非常反对），但他却成了一个有造诣的音乐家：
“他发现自己对音乐有着强烈的热爱，但他的父亲总是想让他学习民法，他感到害怕。亨德尔的父亲严格禁止他玩任何乐器，但他通过一些办法私下获得了一架古钢琴，并偷偷地放在房子顶部的一个房间里。在家人睡觉时，他经常偷偷地练习。”
亨德尔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约翰·梅因沃林（1760年）
测量智力
弗朗西斯·高尔顿是第一个测试智力的人。在智力的产生问题上，他赞成先天遗传观。1865年，他建议通过选择性育种对人类繁殖给予进化的帮助，并将其称为“优生学”。1905年，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和西奥多·西蒙（Theodore Simon）发展了更好的智力测试，即比奈-西蒙智力量表，可以用其来比较被试与同龄人的一般智力水平。1911年，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将比奈-西蒙智力量表测试所得的智力年龄除以实际年龄。1916年，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将斯特恩得出的结果乘以100，得到现在大家熟悉的IQ（智商）：
智商=智力年龄/生理年龄×100
“你”的部分
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对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不同之处并不感兴趣。冯特及其继任者们对抽象的心智及其过程（而不是人格的构成）更感兴趣。19世纪90年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工作让“自我”爆发，把心灵分为三个部分来描述：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有两个部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我和自我），但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在童年时建立起来的。超我的价值观是由文化决定的，因此，环境和经历的影响至关重要。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都有共同的驱动力（性欲），这种驱动力代表本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会跟随这些驱动力，它们都是由自我在本我的驱力和超我的规则之间的平衡所决定的，超我的规则是在个体的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如果有冲突，原始的驱力可能被压抑，迫使这些不舒服的体验进入潜意识，并在那里对个体造成了伤害。总的来说，弗洛伊德发现，性冲动或经历的一个方面导致产生了性格问题。
对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是思想领域之王。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我们不能直接检查无意识，而需要寻找其他途径来进入无意识。一种方法是通过梦，另一种方法是通过精神分析中的自由联想（详见第8章“精神解释一切”的内容）。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具有高度决定性的，早期的经验在成人的性格（和神经症）方面产生了可预测的结果。
我与自我的循环
卡尔·荣格原本是弗洛伊德的热心支持者，但他后来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因为他极端强调性的作用，认为这是人格的决定因素。荣格把“我”描绘成一个圆，“自我”则是里面更小的一个圆。“我”包括人格的所有方面，其中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大脑和自我。一个人生命的第一部分是花在自我发展上，并通过一个分化的过程来建立自我。显然，环境因素在“我”的建构中是最重要的。
生命的后半部分是一种回归“我”的过程，它从一个根植于外在世界的位置出发，去发现并接受自己的性格，通常是由某种事件（外部因素）带来的精神创伤引起的。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往往具有某种精神的或神秘的味道，并在人们生命的后半段对“我”的重新定义涉及对原型的整合或重新认识：“‘我’包括自我意识、阴影、阿尼玛、集体无意识等。作为一个整体，‘我’是一种对立统一。因此，‘我’是光明和黑暗，但又两者都不是。”
更简单地说，荣格认为“‘我’是完全的、永恒的人，代表着意识与无意识的相互融合”，“全人”有许多代表形象，其中也包括基督。整体性和自我整合以及接受自我目标等内容，我们将在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及其自我实现理论中再次论述（详见本章的相关内容）。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第一个脱离弗洛伊德思想束缚的人。他认为“我”应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将“我”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并无益处。对阿德勒来说，个体与周围的世界相联系，他的理论也因此被称为“个体心理学”。弗洛伊德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可敬的错误”，坚持认为维也纳学会的其他成员要么拒绝阿德勒的理论，要么离开学会。阿德勒极具影响力，他使精神分析学得到迅速发展，即使弗洛伊德的门徒们努力几十年也难以超越。阿德勒认为，外部事件和影响与内心挣扎同样重要，这种内心挣扎曾被弗洛伊德放在其心理发展模式的核心位置。此外，阿德勒认为其他强大的动力（包括性别和政治）与力比多一样重要。
阿德勒把自卑情结作为自己心理理论的核心，发现人在童年时灌输或吸收的自卑感会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如果个人发展出自卑感，就会产生内部斗争，这种斗争力量的外部表现具有侵略性，会发展出自大和过度的权力攫取行为来作为自己内在自卑的补偿。
他相信，孩子及其家庭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为孩子创造出具有权力或无能的感觉。阿德勒倡导儿童的教养方式，并走了一条中间的道路。这条道路介于溺爱和忽略之间，使孩子发展出健康的自尊。他不仅在分析课上处理成年患者的自卑问题，而且还与家长、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进行了交流。他鼓励他们以民主的方式对待儿童，让儿童在决策中发挥作用、承担责任，同时也学习合作。他教导说，这样可以防止他们产生优越感或自卑感，防止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因这些问题产生相关的补偿行为。
阿德勒是第一个提倡分析者和病人在谈话中是平等伙伴的观点的人。他还提倡需要女性分析师的必要性，认为19世纪社会的性别活动对女性是有害的。他也是第一个考虑人的出生顺序会对其人格产生影响的人。例如，他预计最大的孩子在弟弟妹妹出生时，会遭受被“抛弃”的感觉，他们不再是父母关注的中心。此外，在天平的另一端，他相信最小的孩子可能会受到溺爱。因此，处于中间的孩子很可能是最平衡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
阿德勒的观点并不属于完全决定论。他相信，个人童年的经验将塑造其成人之后的生活。他还强调，我们可以根据曾经获得的经验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创造，但也需要自己有意识的努力。即使是糟糕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由“创造性自我”来进行建设性的使用：“我们不受（创伤的）冲击，从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目标的经验。”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信仰，之后就活得好像这些都是真实的，并因此塑造了自己的身份和生活，即使面对逆境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