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中的生命对性格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即我们周围的一切。对婴儿来说，主要是家庭。对行为主义者来说，他们不相信任何遗传的心理内容对行为的影响，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就是全部了。正如华生所说：“所有的弱点、谨慎、恐惧、警告和父母的自卑都是被大锤子敲打在我们身上的。”
在无知的父母手中握着这么大的权力，发展心理学家认为自己有很大的责任来解释如何使用它。
生活方式
阿德勒看到，孩子建构的权力关系在其成年后的“生活方式”中表现出的影响，这主要指的是一个人如何处理生活中的主要任务（如友谊、工作和爱情）。个体采用的方法是由其早期经验和自身的创造所决定的，而只能通过深入的心理分析来改变。他发现了四种主要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仅包括现实生活，还包括与他人关系中的自我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方式都表现为功能异常：
·统治型：好斗的、支配性的人，没有太多的社会兴趣或文化观念；
·获得型：依赖的人，只接受而不给予；
·回避型：试图逃避生活问题，很少参与社会建设性活动的人；
·社交有用型：对他人非常感兴趣，并从事许多社交活动的人。
锻造出的个性
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年—1924年）是教育心理学的重要先驱，但他的目标不是培养孩子的个人潜能，而是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他认为，个人的狂热崇拜极不公正而且受到了误导，并认为这会威胁到并摧毁美国。他对养育儿童的态度类似于驯服野兽。
霍尔的理论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影响，也受到德国生物学家、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年—1919年）“复演论”的影响。“复演论”提出，生物有机体在胚胎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回顾了进化过程的所有阶段（例如，人类胚胎在某个阶段像一条鱼，所以我们可以推断，人类曾经有像鱼一样的祖先）。霍尔相信，从婴儿到成人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复演了人类从野蛮人开始进化的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心理特征。毫不奇怪，这些研究并没有让他对孩子持有一种宽容的看法，他觉得和孩子们进行推理就是在浪费时间。相反，他认为最好对孩子们进行大规模的灌输，引导他们敬畏上帝，服从权威，培养强壮的体魄，并对其进行一定量的体罚。
当孩子到了青春期，霍尔认为，利他主义将取代固有的自私，这时就适合对其灌输爱国主义、军事服从、热爱权威、敬畏自然以及对上帝和国家无私奉献等观念。他认为在学校努力获取知识没有任何意义，而最希望在美国青年中看到能使其独立思考或质疑权威的个性。他指出青春期充满了“风暴和压力”，并且建议男女分开教育，既避免了分心，也能引导每个人朝自己自然的角色发展。他强烈反对只生一个孩子，他说“独生子女本身就是一种疾病”。1896年，他指导的一个独生子女的研究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适应不良者。
如果人类能以一种顺序来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那么每个孩子都会出现一种以同样的顺序获得这些知识的倾向。教育就是在孩子身上重复文明的过程。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61年）
霍尔在建立从婴儿期到老年期的发展心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写了一篇关于老年心理学的颇具影响力的文章），而且在将达尔文主义引入心理学方面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还建立了机能主义学派。
看不见孩子
霍尔的态度在当时并不罕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们对儿童的普遍态度是：我们应该对他们严格管教，绝不放纵；在其成长为有用的公民之前，他们基本上只能忍受严格的管教。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的观点既典型，又颇具影响力。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关于育儿的建议仍然很流行：
如果你必须对他们说晚安，在他们额头上亲吻一下，早上和他们握手……请记住，永远不要拥抱和亲吻他们，永远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腿上。当你想抚摸自己的孩子时，要记住母爱是危险的工具。这个工具可能会造成孩子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让他们不高兴，造成他们青春期的噩梦；这个工具还可能摧毁你成年的儿子或女儿的职业生涯以及他们获得幸福婚姻的机会。
行为主义者认为，所有行为都是由一种或另一种条件作用（经典或操作）形成的，我们自身只是自己行为的总和，我们的环境和经历塑造了我们自己。因此，华生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比如心理学家也可以成为社会工程师。
我们一定要去掉他们教给孩子们的那些关于雨滴小精灵们拿着小水桶清洗玻璃窗之类的内容。我们需要更少的多愁善感和更多的惩罚。
斯坦利·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