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人会因狂热的知识而自相残杀；而卢梭则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会显示出高贵和尊严。谁的观点是正确的？
纳粹的遗产
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最可怕的罪行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罪行之一。在这之后，全世界的人都在问：像党卫军集中营对待受害者的方式一样，是什么能让一个人去这样对待另一个人？在普通的德国人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其能够做出这种暴行？这个问题特别适合社会心理学家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人们通过一些著名的实验试图探索这种导致出现如此大规模残忍行为的人的心理状态。这不是一个可以由少数疯狂的人就能完成的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凶者？他们在做出这种行为之前品行良好，可能是一名普通工人、父亲、丈夫或朋友。我们需要得出一个解释。
自由支配伤害
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进行了一个实验，研究监狱工作人员和囚犯之间的互动。他招募了健康的男性志愿者，并将其分配为囚犯或狱警。为了使囚犯的体验尽可能地真实，实验开始于被试由于某种反社会行为而被捕，并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被捕。囚犯要穿制服，并只能用数字来代表自己。狱警们也穿制服，戴墨镜，并允许他们使用自己想到的任何方法来控制囚犯。
这座监狱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一条经过改造的走廊。门上有钢条，“练习场”是一个走廊，还有一个改装过的橱柜，用作单独监禁的牢房。囚犯们只能睡3个房间，这些房间的空间很小，仅能放得下他们的床。
狱警们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威，他们常常在夜里叫醒囚犯，清点人数。规则允许狱警惩罚囚犯，他们经常强迫囚犯做俯卧撑。纳粹集中营看守所的警卫也曾经这样做过，后来的美国士兵也在阿布格莱布、伊拉克的美国军事监狱这样做过。一个狱警站在囚犯的背上，或让其他犯人做俯卧撑。
第二天，囚犯们造反了。狱警用灭火器将囚犯们赶回监狱，然后把他们赤身裸体地绑起来，把头目关禁闭。不久，狱警们开始采用心理控制的方法。他们挑出一些囚犯接受特殊待遇，然后获取他们的好感，从而造成囚犯群体内迷失方向、异见和不信任。实验进行了一天半时间，一名囚犯开始精神崩溃。然而，即使是旁观者们也深深地沉浸在狱警的心理中，他们指责他在假装痛苦。几天后，这名囚犯才被排除在实验之外。当旁观者们听到一个逃跑计划的时候，他们不是观察被试的行为，而是防止囚犯们集体逃跑。为了惩罚囚犯，狱警强迫他们用牙刷打扫厕所。
这项研究计划持续14天，而津巴多在第6天就叫停了实验，这是因为旁观的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表达了自己对囚犯所受待遇的恐惧。她是50名旁观者中仅有的一个对囚犯表示关心的人（津巴多在一年后与她结婚），9名囚犯中有4人已经精神崩溃了。
津巴多在研究中发现了3种狱警：第一种狱警是强硬的，但只要囚犯们服从他们，他们就能公平地对待囚犯；第二种狱警是仁慈的，他们为囚犯做些小事，从不惩罚囚犯；第三种狱警似乎很喜欢自己拥有的权力，找到更具想象力的方式来伤害囚犯，当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被旁观者观察到（没有隐藏摄像机的地方）时，就开始虐待囚犯。津巴多认为，实验一开始并没有考虑狱警的心理状况，并据此预测其后续行为。
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预示
津巴多认为，自己的实验和发生在美国阿布格莱布军事监狱里的虐囚事件是一样的。捆绑犯人、迫使他们蒙着头站着、迫使他们做出羞辱的性行为，这些惩罚措施都在斯坦福的实验中和阿布格莱布军事监狱里使用过。在阿布格莱布军事监狱发生的虐囚行为被归咎于“几个坏苹果”，但津巴多认为，不是几个坏苹果玷污整个群体，而是整个肮脏的群体腐坏了几个苹果。人们所处的那个环境会促使或者允许他们去做坏事。
如果邪恶的人不知不觉地犯下恶行，那么我们有必要将他们从人群中隔离并消灭他们。但是，善恶的分界线却贯穿于每个人的内心。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1918年—2008年），《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1973年）
津巴多的实验似乎揭露了人性的黑暗面：人们愿意甚至渴望伤害别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理由，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这样做。他觉得匿名使人堕落到残酷的程度，而狱警的权威地位使这种情况得以发生。他注意到，人们很快就陷入了分配给自己的角色中，因此，“邪恶”的狱警是否表现出自身通常被压抑的、天生的邪恶？或者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按照自己认为最适合角色的方式行事？这都很难说。然而，与纳粹监狱的看守不同的是，没人告诉他们要残忍地对待囚犯。他们这些残忍的行为从何而来？津巴多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过去和现在的本性都消失了，而只剩当下的满足。人们做事不会考虑后果或原因，没人能确定这些人不会做这样的事。这就是实验观察到的行为如此可怕的原因。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无论曾经犯过的罪多么可怕，在拥有这种权力的情况下，我们都有可能会犯罪。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原谅犯罪，而是将其当成一种普通行为、分担它的责任，也不是宣称这些是某些狂人和暴君的责任（争论这些是他们的责任，而不是我们的责任）。斯坦福监狱实验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教训是：情境会引导我们以不可能预知的方式行事。
菲利普·津巴多
蝇王
1954年，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出版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就是以这样的问题为前提：当人们从社会约束和观察中解放出来时，他们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小说描述了一群小男孩在没有成年人的情况下受困于孤岛，他们最后陷入无政府的、残暴的状态。戈尔丁持有和霍布斯相同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便是自然的“兽性”。津巴多的实验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好的可能性
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生于1963年）是耶鲁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他对3个月大的婴儿进行的实验表明，我们可能有一种天生的道德感，这使我们更喜欢利他行为，而不是阻碍和自私的行为。人们对非常年幼的孩子进行的研究通常可以观察婴儿注视的方向和持续时间，以此来表示他们的兴趣或偏好。布卢姆给婴儿展示了一段动画：一个球试图爬上山，然后一个有用的正方形轻轻地把它推上去，而另一个无用的三角形则挡住了它的去路。婴儿们都非常喜欢那个有用的正方形。他又改变了表示有用的/无用的形状和颜色，以排除婴儿们的审美偏好。他发现，在这些形状上加上面孔可以增强实验效果。即使是最小的婴儿也都更偏好有用的形状，他们的年龄太小了，不可能学会体贴和不体贴的行为。因此，布卢姆得出结论：这是婴儿们天生具有的基本道德感。
达尔文的孩子
查尔斯·达尔文对儿子威廉的发展做了详细的记录。他记录道，儿子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表现出了内疚和羞耻的感觉，他把表明自己偷了食物的衣服上的污渍藏了起来。达尔文报告说，这个男孩从未因偷食物而受到惩罚，所以他不是出于害怕后果才这样做。
1961年，加拿大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生于1925年）开展了一项研究，孩子的年龄大到足以知道好坏行为之间的差异。他想知道，这些孩子在获得做坏事不受惩罚的机会后，是否不论这个榜样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效仿。他和同事在斯坦福大学招募了72个年幼的孩子，并让成年研究人员充当榜样，实验材料是一些大型的、耐用的充气娃娃，它们能被打翻，但打翻后很快就会弹回直立的位置。
他把72个年轻的被试分到3个组中：第一组被试将看到一个成年人对一个充气娃娃做出暴力行为；第二组是非侵犯组，被试将看到一个成年人正常地玩一些玩具；第三组没有角色榜样，被试会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接近这些充气娃娃。
班杜拉发现，那些看到侵犯性榜样的孩子最有可能虐待充气娃娃，而那些接触到非侵犯性榜样的孩子是最文明的，因此孩子们看到正确榜样的行为似乎能产生很好的影响（比没有看到任何角色榜样的孩子更好）。男孩子们看到一个男性攻击榜样会使其更易产生攻击性。而对女孩来说，榜样的行为对其影响不大，如果看见一个男性攻击型榜样，她们更有可能进行身体攻击；如果看到一个女性侵犯型榜样，她们更有可能进行口头攻击。
有人批评这个实验的真实效果是否会持续，还是只能持续实验中的那几分钟？孩子们是在通过模仿大人的行为来取悦他们吗？
1963年，班杜拉将半岁到6岁之间的孩子作为被试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他给孩子们看了一部电影：一个人猛烈地攻击一个充气娃娃，并冲着娃娃尖叫；之后，这个人会得到糖果奖励，或者受到警告的惩罚。接着，他让孩子们在一个有充气娃娃的房间里玩，那些看过得到侵略性奖励电影的儿童更具有攻击性。
人们对充气娃娃实验进行的各种变式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使用现代脑扫描的方法增加了对这种实验生理维度的考量。2006年，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对44名年轻人进行了脑部扫描，在他们玩完一个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视频游戏后立即对其进行了脑部扫描。那些玩暴力游戏的人的杏仁核有额外的激活，杏仁核对情绪刺激负责；而他们的前额叶的活动减少，前额叶负责调节自我控制活动、抑制活动和集中活动。那些玩非暴力游戏的人的大脑活动则没有这些变化。这样的研究表明，在一些人身上普遍存在行为和大脑活动的变化，这表明在大脑中存在一种真正的机制，它可以预测行为，并且可能是所有人的普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