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多数人都想不同程度地去适应社会。即使我们不是有意识地想要遵从，但很快也会发现，如果我们遵守一些社会规范，生活变得就容易多了。20世纪中旬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探讨了人们想要遵守、服从、适应，以及在通常情况下不触动群体规则。人们似乎比我们所期望的更顺从、更胆小。
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适应有时是好事，但也可能导致做出非常恶劣的行为（就像纳粹的暴行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另一个实验检验了被试遵从了命令的意愿，即使这些命令的行为方式是不被接受的，实验结果令人震惊。
米尔格拉姆的试验
196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招募了40名被试参加耶鲁大学进行的一项学习研究，这些人的年龄介于20岁至50岁之间（因此，被试的年龄与那些可能成为纳粹德国集中营守卫的年龄类似）。他告诉被试，他们将被随机分配学习者或教师的角色，但实际上他们的角色都是教师，而担任“学生”角色的都是演员。
教师的角色就是要询问一个学生问题，这个学生似乎被绑在另一个房间与两个电极相连的椅子上。有人告诉教师，如果学生答错了问题，他将被实施电击。开始，电击用的是非常温和的15伏特电压；但当学生给出的不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时，电击所用的电压将上升到450伏特。
当你想到人类漫长而阴郁的历史时，你会发现，人类犯过的更可怕的罪行都是以服从的名义犯下的，而不是以叛乱的名义犯下的。
B.F.斯金纳（1974年）
在大屠杀中，艾希曼和他的万千同伙只是服从命令吗？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同谋吗？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4年）
教师们得到了一个指示的脚本，并严格执行指示，以应对错误的答案或保持沉默。这个学生也有一个脚本，他必须在椅子上尖叫、乞求和扭动，因为学生必须明显表现出自己感到越来越强烈的痛苦的样子。在电压上升到300伏特时，学生“砰”地敲了墙壁，乞求释放自己；学生做出更大程度的震动后就会沉默下来。实验者和教师就坐在房间里，如果学生不愿意继续实验，就去鼓励他。教师能听见另一个房间的声音，但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实验者会督促教师继续做实验，但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威胁或恐吓他。
我在耶鲁大学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检验一个普通公民仅仅因为被做实验的科学家命令而对其他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在这个实验中，赤裸裸的权威与反对伤害他人的最强烈的道德要求相冲突，而且，被试的耳边还会响起受害者的尖叫，很显然，权威赢得的次数更多。成年人对遵从权威命令有着近乎极端的渴望，这是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也是最迫切需要解释的事实。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4年）
总之，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教师被试有2/3（约65%）的人朝着最高水平450伏特继续冲击，所有人都达到了300伏特。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我们有不可遏制的必须服从权威人物的冲动。
米尔格拉姆事后向志愿者解释了自己的实验。他发现了三种类型的教师被试。
·有些人服从，但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们把责任转移到实验者甚至是学生身上（因为他们愚蠢）。
·有些人服从并责备自己，他们对自己所做的感到难过。
·一些人反抗，他们认为学生的幸福高于实验的要求。
米尔格拉姆通过改变实验的形式后发现，当在大学实验室里进行这个实验时，实验者穿着实验服并作为教师与被试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时，被试的服从水平较高；如果在城市的一个破败的办公室里进行这个实验时，实验者在不同的房间里穿着普通的衣服，那么被试的服从水平就比较低。但是，如果被试不必自己按开关，而可以将电击任务委托给一名助理时，被试也会更听话。
米尔格拉姆认为，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状态：自治和“代理”。在自治状态，我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做出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代理”状态，我们执行命令而并没有个人责任感。当面对一个权威人物时，他声称，大多数人会从自治状态切换成“代理”状态，从而服从权威，这可以用来解释许多滔天罪行都是以“执行命令”的名义犯下的。
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的有效性遭到质疑，《电击设备的背后》（Behind the Shock Machine，2013年出版）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吉娜·佩里（Gina Perry）发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方法及其结果都有重大问题。但似乎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服从权威，直到其做出的行为足以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程度。也许，我们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内在的纳粹犯罪因子，即使我们会怀疑这些命令道德或智慧，但还是会有“按照别人告诉我们的去做”这种惊人的倾向。
普通人只做自己的工作，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敌意，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可怕的、破坏过程的代理人。此外，当他们工作的破坏性影响明显且要求其做出的行为与基本道德标准不兼容时，具有反抗权威的人仍然相对较少。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4年）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识到，一种以服从和遵从命令为基础的生活确实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生活。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能将个人思考的需要降到最低。
纳粹战犯阿道夫·希曼（Adolf Eichmann，1960年）
低调不言
其他的实验也证明，人们即使没有得到命令，也会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他们愿意遵从他人的期望，或与人群融为一体。在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当“囚犯”申请假释时，他们就可以一走了之。尽管家长们并没有同意参与这项研究，但还是旁观了这项研究。
1951年，波兰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1907年—1996年）研究人们会多大程度地妥协以遵从群体。他将一名被试同其余七个人分在一组，并展示了一组成对的图片。在每组图片中，一张图片上有一条线；另一张图片上有三条不同长度的线，其中一条线与第一张图片上的线长度相同。参与者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在A、B和C三条线中，哪一条与第一张图片上的线一样长？这个问题将重复多次。在第一组实验中，阿希的同伴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此后，他们都认为其中一个错误答案是正确的，但他们都先于被试给出了答案，而被试是最后一个回答问题的。阿希感兴趣的是，被试是否会受到别人给的错误答案的影响。
在对照组实验中，一名被试独立回答了问题，并且只有不到1%被试给出了错误答案，表明这项任务很简单。
然而，当主试的同伴一致给出错误答案时，阿希发现，大约有75%的被试至少给出了一次错误答案。随后的采访表明，给出错误答案的被试分成了以下三组：
·他们实际上认为不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
·他们认为自己肯定错了，因为大家的意见一致（阿希将其称为“失真的判断”）；
·他们意识到其他人都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他们不愿意自己回答得很差或是看起来是群体中最奇怪的那个（阿希称之为“扭曲的行为”）。
对于那些没有给出错误答案的人来说，他们没有从众：有些人自信地行动；有些人撤回了自己的答案；有些人对自己的回答表示迟疑，但却坚持回答正确的答案。当被试改变实验时，如果他发现还有一个人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或者如果人们能用书面记录他们的答案，而不是大声地说出答案，那么遵从错误答案的比率就会下降。
烟和事故
阿希的实验并没有出现需要处理严重问题或有威胁的情况，但其他实验者发现，即使遵从行为会产生危险，个体也表现出高水平的遵从和不愿独立行事。1964年，在纽约，一个叫吉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的女人被袭击，她在38名目击者面前被杀害，没有人（根据新闻报道的时间）来帮助她。此案引发了一项重要的心理研究，被称为“旁观者效应”，这一效应后来被称为“吉诺维斯综合征”。
1968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生于1938年）和比伯·拉塔尼（Bibb Latané，生于1937年）开展了一项实验，研究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一个遇险的陌生人。他们招募被试，告知他们将参加关于个人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因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属于私人问题，讨论将通过对讲系统进行，参与者不能见面。在讨论中途，一名参与者（一个演员）假装病症发作，神情变得越来越痛苦，并说自己觉得快要死了。其他参与者可以通过对讲机听到这一点，也可以听到许多其他参与者的声音。
达利和拉塔尼发现，参与讨论的人越多，发生帮助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虽然他们看不到其他参与者，但他们知道有别人在。每个人似乎都觉得周围还有其他人，自己并不该对这个不幸的陌生人负责，因为其他人也会感到有责任。相反，当只有一名参与者时，他当时就为其提供帮助的概率是85%。
达利和拉塔尼进行了另一项实验，这次的参与者明显置于危险之中。他们让学生在房间里完成问卷调查。过了一会儿，开始有烟渗进房间。烟越来越浓，直到学生们几乎看不见房间里的物品为止。如果学生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当房间充满烟雾时，有75%的人报告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他和另外两个人在房间里，而这两个人完全无视这些烟雾时，只有10%的人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别人比自己知道得更多，所以如果他们对危机没有反应，我们也不需要有反应。心理学家将这种行为称为“多元忽略”。我们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也不愿用虚假的警报来使自己难堪。
加入群体
人们有一种明显的顺从欲望，想让自己成为群体的一部分。1967年，人们发布了一项不是心理学家完成的研究，它由一位美国的历史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生于1941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尔托完成。琼斯很难让自己的高中学生相信法西斯主义在纳粹德国扎根如此迅速，于是他发起了一场运动，他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目的是推翻民主。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证明一个不同的系统能够更好地为个人提供高标准的业绩和更大的回报。他说，民主的问题是因为它关注个人，因此削弱了群体的力量。
琼斯本来只打算做一天实验，但实验非常成功，于是他继续做实验。他加上了一些更权威的仪式（包括一个敬礼和正式的问候）成立了一个组织，并排除非会员。三天内，共有200名学生加入组织，他们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一些组织成员开始谴责违反规则的其他成员。到了第四天，他觉得实验已经失控了，不得不停下来。他以全民运动即将发动为借口，把这个组织叫到一个集会上让他们聚在一起。他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一个实验，并给他们看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电影。
与特纳的自我归类理论一样，琼斯的学生都渴望按照“第三浪潮团”的群体要求来界定自己。他们想吸收自己认同的这个群体所代表的价值观，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个群体代表了自己，它是他们个人身份的一部分。琼斯已经证明这种信念非常有效，我们都想从属于一个群体，并且很容易成功，用阿道夫·艾希曼的话说，让自己成为“拉车的众多马匹之一”，即使这辆车正行驶在通往地狱的路上。
通过纪律的力量，通过社区的力量，通过行动的力量，通过骄傲的力量。
琼斯“第三浪潮团”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