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对卧室进行观察研究的时候，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研究生。所以，几年之后，当我受邀去那里分享自己的最新研究时，我在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有些许担忧，怕在自己以前的老师面前出丑。我分享的材料似乎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因为当我们进行到讨论阶段的时候，很多人都进行了提问。第一个举手的是伯克利分校非常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他提问道：“戈夫曼会怎么说？” 他指的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凭借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关于人们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著作而闻名。尽管这个问题此前并未以此种方式提问过，但这却是一个反映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留给他人看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是真实的信息吗？还是我们根据自己希冀被别人这样看待的刻意而为呢？
在他的经典之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这本书中，戈夫曼就指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像是在剧中饰演角色：我们出演一个角色，然后呈现出来。相应的，我们在社交中的所说所做都像是一个剧本。戈夫曼说，饰演角色要比真实地做出反应简单得多。当我们做出行动、进行反应时，我们可以参照非常熟悉的曾经彩排过的，与我们角色相关的剧本去表演，角色扮演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为，但是也让我们的行为变得更不真实。
在一部戏剧作品中，我们可以通过道具和戏服来强化我们所扮演角色的真实性，使观众信任这个角色。我给大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我会穿有领衬衫、得体的西裤和合适的鞋子，便于我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课堂情境。当你去拜访你的律师时，你期望他穿得职业一点，而且他的办公室里全是装裱过的执照证书和学位证书，还有许多厚重且读不懂的书籍，办公桌上摆放着可靠的银行家们常用的抛光黄铜灯台。如果是想给孩子的生日会寻找一个魔术师或者小丑，那你会希望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的事物不是太严肃。你可能会穿一件商务西装，然后再戴上一个樱桃红鼻子，但这都不是剧本的一部分。很显然，外表对于自我的呈现很重要。因此，当伯克利分校的教授问我对于自己的研究戈夫曼会说些什么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问，我们在卧室、办公室、音乐集以及网上找的道具究竟是戈夫曼指的角色扮演道具还是自我的真实呈现呢？
从表面上看，他的观点有些道理。卧室的主人没有理由不用策略去装扮自己的空间以求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再稍稍加把劲儿，就像《雷切尔文件》里的查尔斯·海威一样，房间主人就能营造一个环境，借此反映出他们认为能够吸引到他人的一些特质。他们可以展示社交中的理想符号（例如：一个公共服务奖），他们可以制造行为痕迹（一张铺好的床），他们还可以欺骗性地放一些自己根本就不打算用的物品（一个滑雪板），然后再将社会上不太推崇的行为证据——或许是一个捆绑设备——隐藏起来，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印象管理。当我开始观察卧室时，我担心房间主人会给我留下一个设计好的完全错误的印象。因为他们知道评估组什么时间会来，所以在评估组到来之前他们很容易便将房间收拾整洁，这会给评估组一个错误的印象，使评估数据的准确性降低。
如果所有的卧室主人都努力表现出良好的一面（而且有能力这样做），那所有的房间就应该都是完美无瑕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这83间卧室统统都是干净、整洁、有序的。相反，它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在一些卧室里，观察者需要在满地的脏袜子和没吃完的剩饭之间小心前行；在另一些房间里，我们的判断者们会看见刚洗好的袜子被卷起来放在专门放袜子的抽屉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一尘不染的。即便房间主人的确提前整理过房间，也不能掩盖所有的真正的不同：整洁的房间和刚刚收拾过的房间。
如果你并不是一直都过着整洁的生活——当你用完物品时，你会将它们放回原处，实施一种内衣管理方式，在物品用完之前就提前储备——你的房间可能就不是真正整洁的。就算你可以把袜子藏起来（即使这样也瞒不过我们的观察者，他们会趴在地上，察看床底），并且把书柜上的灰尘清扫干净，在短期内只能做到这样。用不同的颜色标记你的文件夹，安装一个鞋子收纳柜，把你所有的文件资料归类，所有这些需要花费不止一个下午的时间。想要有一间真正整洁的房间需要靠持续不断的行动来维持。但是匆忙的一个小时或者一天两天的打扫，最多能呈现一个收拾过的房间。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个性中的许多部分都是掩盖不住的。研究表明：我们不能简单地扮演我们选择的任意角色——悲哀的是，我们不可能成为詹姆斯·邦德[14]或者劳拉·克劳馥[15]。至少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显然，我们刻意而为的事情比我们下意识所做的事情更容易伪造。因此，身份标签有巨大的欺骗潜能。如果我想伪装成一个保守党或者自由党或者女权主义者或者虔诚的教徒，我很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为表达政治倾向，我会赞扬罗纳德·里根或者肯尼迪家族中的一员这样的政治偶像。写着“行为端正的女性很少创造历史”（女权主义者劳拉·撒切尔·乌尔里奇[16]的名言）的T恤衫或者是汽车保险杠上的基督教的象征—— 一条鱼。这些都能够明显传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信息。但是制造行为痕迹更困难一些，因为，它是行为疏忽导致的结果，通常情况下是你没有意识到的。如果一天早上我冲出房门之前匆忙打开百叶窗，我并没有意识到叶片是不整齐的，因为我关注的点是这个任务本身（让光线照进来，然后赶紧去工作），而不是那个无意的结果（不整齐的百叶窗叶片）。
设计出一个伪造的身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的真实个性会展现出来。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动去做的。在《大逃亡》这部电影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俘集中营的一些母语为英语的战俘打算一旦逃脱，就潜身进德国社会。他们努力学习德语，也准备应对德国人用来甄别外国人的把戏（至少根据这部电影是这样的）。聪明的德国人会跟嫌疑人说英语，看他们是否会用英语来回答。这种甄别方式依赖的是：人们总是倾向于用母语回答问题。大体上看，观察卧室或者办公室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大量的证据——工艺书收集或者用旧的露营装备——这些都是很难伪造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房间主人已经知道我们会来，而且可以在我们到来之前把一切整理好，但是卧室之间还是会有很大区别的原因。我们看到的很多事物都是源于草率的行为。
要是房间主人决心创造一种有序的、品格崇高的形象，他们会怎么做呢？收拾房间，把停车票藏好，再把《人物》换成《纽约时报》？事实上，创建一个好形象并非易事。将书籍收集整理好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购买登山设备很昂贵；如果想让这些设备看起来像是用过的，那它们必须是真的用过。要有在尼泊尔远足的照片那你需要真正去尼泊尔并且进行远足；要想墙上挂满社会荣誉奖，就必须先得到这个奖；一本有用的备忘记事本须有人经常翻阅。将在居住空间里创建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形象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比在一次面谈或人格调查问卷中展示的好形象需要付出的努力更多。如果你只是回答问题，你可以很轻松地宣称自己喜欢阅读，喜欢冒险和异域旅行，是一位好学生，是一个非常有序的人。因此，在所有我们能了解他人的方式里——会议、访谈、行为测试以及人格调查问卷——卧室就是最能够提供有效信息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