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开头，我提出，感受对理性有很强的影响，两者需要的大脑系统是相互联系的，而上述系统又与调节躯体的系统交织在一起。
我提出的事实大体上支持了这些假设，希望吸引研究者进一步的研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对之进行修正。感受似乎依赖于由多个部分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与生物调节紧密结合。推理似乎也依赖于特定的一些脑区，这些脑区中的一部分恰好也加工感受。因此，在解剖和功能层面，可能存在从推理到感受再到躯体的连接轨迹。我们好像被一种推理的激情所支配，这种驱力源于大脑的深层核心，并渗透到神经系统的其他层面，以感觉或无意识偏差的形式出现，并指导着决策。推理，从实际层面到理论层面，都是构建在这种先天驱力的基础上的，其过程类似于掌握一门技术或技艺。没有这种驱力，你就无法掌握推理。但是只有驱力，你也不一定能够自动掌握推理。
如果这些假设得到支持，那么推理就不是纯粹的理性过程了。这一观念是否有其社会文化意义呢？我相信确有意义，而且这些意义大都是积极的。
了解感受在理性过程中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推理不如感受那么重要，或推理只是备胎，或我们就不应培养推理能力。相反，理解感受的普遍作用可能会使我们增大感受的积极效果，减少可能的伤害。具体来说，在不降低正常感受引导推理的作用的情况下，人们会希望在规划和决策过程中避免异常感受带来的影响或被感受所操纵，从而作出错误的决定。
我不相信有关感受的知识会降低我们实证研究的倾向。有关情绪和感受的生理学的更多知识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科学观察的缺陷。我的论述不应该削弱我们控制外部环境以服务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决心，也不应该削弱我们发明或完善那些使世界更美好的文化工具，即伦理、法律、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决心。换句话说，我并没有要求大家一定要接受我的观点。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提到感受，经常引起这样的印象，即过分关注自我、无视环境、任性妄为。实际上，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有些人可能并不担心上述问题，但会担心，对感受的过度重视会削弱我们坚持浮士德条约的决心，而这种条约带来了人性的进步，分子生物学家冈瑟·斯滕特（Gunther Stent）就是代表(1)。
令我担心的一点是，我们一方面接受了感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不去努力了解其背后复杂的生物和社会文化机制。这种态度的最佳例证就是，通过肤浅的社会原因或神经递质的作用来解释感受损伤或非理性行为，这种解释思路现在充斥在各种平面媒体和视觉媒体中。还有人试图用医疗药物和非医疗药物来纠正个人和社会问题。这种对感受和推理本质的理解不足是“抱怨文化”的特点之一(2)，它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本书所概述的对于人类机体的观点，以及从各种研究结果中推论出的感受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都确实表明，理性的增强可能需要我们更多地考虑到内部世界的脆弱性。
在实践层面上，理解感受在推理中的作用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当前面临的社会、教育和暴力问题。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不太适合，但我要提一句，强调当前感受和未来预测结果之间的明确关系，可能会对教育系统有所帮助；如果儿童过度暴露在现实生活、新闻广播或视听小说的暴力内容中，他们在习得和实施适应性社会行为时，情绪和感受的强烈程度就会降低。大量间接接触暴力却没有道德框架的约束，会使儿童对暴力愈发不敏感。
笛卡尔的错误
如果不提及笛卡尔这位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极具影响的科学家，不提及他在身、心、脑三方面的观点，我就无法向大家呈现本部分内容。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关注的是笛卡尔身心分离的二元论观点以及这个观点的几个现代变体。例如，一种观点认为心智与大脑有关，但仅限于将心智看作软件程序，运行在一个称为大脑的计算机硬件上；或者大脑和躯体是相关的，但只是说前者必须在后者的生命支持下才能生存。
那么笛卡尔的错误到底是什么呢？还是用更好的说法，不礼貌、不友好地问一句，笛卡尔到底哪一点错了呢？有人可能会先抱怨并责备他让生物学家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机械论作为生命过程的解释模式。但这也许不是很公平，所以可能会继续转向那句“我思故我在”。这也许是哲学史上最有名的一句话，其首次出现于1637年法文版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the Method）的第四部分，还有1644年拉丁文版的《哲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的第一部分中(3)。从字面上来说，这一说法和我认为的心智的起源以及心智与躯体关系的观点正好相反。这句话表明，思维和思维意识是“存在”的基础。既然我们都知道笛卡尔认为思想是一种与躯体完全分离的活动，那么这句话的确对将“思考的东西”（res cogitans）从具有外展性和机械性的躯体部分(res extensa)中分离出来进行了颂扬。
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生命就已经存在了。在演化的某个时刻，一个基本的意识出现了。有了这个基本的意识，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的心智。如果心智的复杂性越来越高，思考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进而用语言来沟通和组织思维也成为可能。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存在”是先于“思考”而出现的。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先存在，然后再思考，我们存在之后我们才能思考，我们思考只因我们存在，因为思考的确是由生物的结构和运作所引发的。
当我们把笛卡尔的声明放回它所属的时代，我们可能会想一会儿，这句话的含义是否与现在所代表的含义不同。可以看一看，这句话是否只是对感受和推理的一种肯定，并没有涉及其起源、成分和时间特征呢？这句话是否只是笛卡尔为了调和宗教压力而创造的呢？后者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无从证实这一可能。笛卡尔把他常引用的一句话作为他的墓志铭，“Bene qui latuit, bene vixit”，其意义是“隐藏得很好的人，才能活得好”，这句话来自奥维德（Ovid）的《哀怨集》（Tristia，3.4.25），难道笛卡尔隐秘地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吗？对于前者，我认为笛卡尔写的就是他自己想表达的。他写下那句话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观点确定无疑，且任何质疑都无法动摇它：
……评论说“我思故我在”这个真理确定无疑，即便是最刁钻的怀疑论者也无法动摇它，我决定，将其作为我追求的哲学的首要原则。
这里，笛卡尔在为自己的哲学打下逻辑基础，这个说法和奥古斯丁（Augustine）的“我错误所以我存在”（Fallor ergo sum）相类似(5)。在下面几段中，笛卡尔明确地澄清了自己的观点：
据此，我知道“我”是一种物质，其全部本质或性质就是思考，而它的存在并不需要空间，也不依赖于任何实在物质；所以这个“我”就是我所说的灵魂，独立于个体，比后者更容易理解；即使没有躯体，灵魂也不会消亡(6)。
这就是笛卡尔的错误：在躯体和心灵之间划分了一道鸿沟，即在有形有象、机械动作且无限可分的躯体，以及无形无象、无法触及且不可分割的心智间，划分了一道鸿沟；他认为，推理、道德判断以及肉体疼痛或情绪动荡所带来的痛苦存在于躯体之外。具体来说：他将最精巧的心智过程，与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和运作分开了。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抓着笛卡尔不放，为什么不选择柏拉图？柏拉图对躯体和心智的看法更为激进，《斐多篇》（Phaedo）就可以体现这一说法。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抓住笛卡尔这个错误？毕竟，他的其他错误比这个错误更严重。如他认为热量使血液循环，还有血液中的细小颗粒蒸发成“动物精神”，从而使肌肉运动。为什么不攻击这两个错误？原因很简单：我们长期以来就认识到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血液循环的方式和原因已经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但是考虑到心智、大脑和躯体的问题时，情况就并非如此了，笛卡尔的错误还是极具影响力。对许多人来说，笛卡尔的观点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重新审视。
在20世纪中期，笛卡尔的心智无实体的观念使人们将心智比喻成软件程序。事实上，如果心智是与躯体分离的，或许人们可以不借助神经生物学而去理解它，也不需要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的知识。有趣但矛盾的是，许多认知科学家认为自己不借助神经生物学就可以探索心智，但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二元论者。
可能在有些神经科学家的观念中还残存着笛卡尔二元论的思想，他们坚持认为，只关注大脑就可以完全解释思维，而不用考虑有机体的其余部分和周围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实际上，他们也忽略了以下事实，即环境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有机体之前行为的产物。我抵制这种观点，并不是因为心智与大脑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显然并非如此；而是因为这个说法是不完备的，让人无法认同。心智来源于大脑是无可争辩的，但我更希望评估这个观点，并考虑大脑中的神经元如何实现思维性的运作。就我而言，后者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似乎也塑造了西方医学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方式（见后记）。笛卡尔的学说同时渗透到了研究和治疗领域。因此，躯体疾病所造成的心理后果通常被忽视或没有被认真考虑。以外，更被忽视的是心理冲突所产生的躯体后果。笛卡尔确实改变了医学的发展历程，颠覆了心智存在于躯体的观点，即便后者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到文艺复兴时代都占主流。如果亚里士多德了解这一切，他该对笛卡尔有多不满啊！
笛卡尔错误的各种版本，使人们忽视了以下事实，即人类心智根植在复杂且脆弱、有限但独特的生物体中，他们掩盖了在这种脆弱的、有限的和唯一的知识中隐含的悲剧。人们无法意识到固有的悲剧，所以很少想到减少这些悲剧，因此也对生命的价值不够尊重。
关于感受和推理的说明，以及我讨论过的大脑与躯体之间的相互联系，都支持我这本书中的最一般的观点：有机体的角度对从整体上理解人类心智是必需的；心智不仅必须从非物质领域转移到生物组织的领域，而且还需要与一个完整的、整合了躯体和大脑的有机体相联系，此外还需要与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充分互动。
然而，我所设想的具身心智，并不放弃那些构成灵魂和精神的最精妙的层次上的运转。从我的角度来看，正是灵魂和精神，加上尊严和人性，才能形成有机体展现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也许作为人类，我们可以做的最不可或缺的事情，就是每一天提醒我们自己和其他人，人类具有复杂性、脆弱性、有限性和独特性。这当然是困难的工作，难道不是吗？将精神从不存在的基座移到其他某个地方，同时保持其尊严和重要性；承认其谦卑的起源和脆弱性，但仍接受其指导。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坚持，那还不如让笛卡尔的错误就这样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