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冲突中的人类心灵
“诗人的声音不应仅仅是对人类的记录，而是可以成为一种支柱，帮助他坚持直到成功。”威廉·福克纳在1950年写下了这句话，这句话在今天也同样适用。福克纳原本设想的观众是他的作家同侪，但他也可以用这句话劝勉我们这些探索大脑和心智的人：科学家的声音不应仅仅是生命的记录；科学知识也可以成为帮助人类坚持和胜利的支柱。这本书贯穿着这样一种信念：普通知识和神经生物学知识在人类命运中可以发挥作用。只要我们愿意，更深入的大脑和心智的知识将有助于我们获得幸福，而对幸福的渴望正是绵延两个世纪的进步的助力，而且这些知识也将维持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在他的《自由》（Liberté）一诗中所描述的那种光荣的自由。
福克纳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告诉他的同侪，他们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自己就能成就良好的写作，因为只有这是值得写作的，无论这个主题是痛苦还是汗水”。他号召自己的同侪不要给其他类型的作品留下任何空间，“除了与心有关的古老的事实和真理，没了这些，任何故事都是短暂的且注定要灭亡的，无论是爱情、荣耀、怜悯、骄傲、同情还是牺牲”。
相信神经生物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怜悯人类的处境，还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冲突并有助于缓解冲突。这点也许超越了福克纳的本意，但的确令人兴奋和鼓舞。这并不意味着神经生物学可以拯救世界，只是说，逐渐掌握有关人类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方法来管理人类事务。
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处于一个新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演化阶段中。对于人类的躯体以及人类所构成的社会而言，心智和大脑既是躯体的仆人也是主人。当然，如果源于自然的大脑和心智想要扮演魔法师学徒的角色并对自然施加影响，那还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不迎接挑战，不试图减少痛苦，那么风险依然存在。事实上，即便什么也不做，也依然存在大量风险。顺其自然只能取悦某些人，这些人无法想象还有更好的世界和更好的改善世界的方法，他们自认为已经身处于各种可能性环境里最好的一个(3)。
在我们文化中的医学观念和从医人员之间存在一些矛盾。许多医生对从艺术、文学到哲学的人文科学有兴趣，其中相当数量的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卓越的诗人、小说家或剧作家，若干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境况，并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心理、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然而，培养他们的大部分医学院校都忽视了人文方面的教育，它们都专注于躯体本身的生理和病理学。西方医学，特别是美国的医学，通过扩张内科和外科相关专业得以繁荣，两者都以躯体的病变器官和系统作为诊断和治疗的目标。大脑，更确切地说是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也被纳入其中，因为它也是一个躯体器官。但大脑最珍贵的产品，即心智，主流医学几乎没有关注，甚至都不是研究脑部疾病的神经病学的关注重点。美国的神经病学一开始是作为内科的附属专业存在的，直到20世纪才独立出来，这也许并非偶然。
这种传统的最终结果明显忽视了作为有机体功能之一的心智。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医学院校向学生提供任何关于正常心智的教学指导，而这些指导只能寄望来自普通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课程。医学院确实提供了一些精神疾病中出现的病态心智的研究，但令人惊讶的是，学生在学习心理病理学之前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心理学教育。
这种情况背后有几个原因，我认为，大多数原因都与笛卡尔的人性观点有关。过去三个世纪以来，生物学研究和医学的目的就是理解关于躯体本身的生理学和病理学。而心智被排除在外，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视为宗教和哲学的关注对象，甚至在心智已经成为心理学的焦点之后，直到最近才开始进入生物学和医学的视野。我知道这其中也有一些令人称道的例外，但这些例外恰恰凸显了上述的普遍境况。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在人性概念不完整的情况下，医学就展开了工作。因此，由心理因素导致的躯体疾病一贯只是次要因素，或者根本不加考虑，这毫不令人奇怪。医学界一直都没意识到，人们对于医疗状况的感受是影响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对安慰剂效应还不甚了解，而患者通过这种安慰剂效应得到的益处，甚至可以超过特定的医疗干预可能会带来的真实效果。一般研究安慰剂效应的手段是：给患者服用或注射药物，实际上摄入的药物不具有活性药理成分，因此理论上该药物不应具有任何积极或消极疗效。例如，我们不知道是谁更有可能受到安慰剂效应的影响，可能我们所有人都受其影响，我们也不知道安慰剂效应能够持续多久，以及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实药物的影响。我们对如何增强安慰剂效应也知之甚少。我们也不知道，所谓的双盲研究中，安慰剂效应导致的研究错误到底有多少。
无论轻度的还是重度的心理障碍，都可能导致躯体本身的疾病，这一事实已经开始被人们接受。但是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会如此却少有研究。当然，我们的祖母辈知道这一点，她们会说悲伤、焦虑、过度愤怒等都会伤害心脏、造成溃疡和面色无光，更容易感染细菌。但就科学而言，这些都太“土气”且“没有根据”，的确如此。医学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发现这种人类智慧的基础值得思考和研究。
西方生物学和医学基于笛卡尔的思想对心智的忽视已经产生了两个主要的负面后果。第一个是在科学领域。从一般生物学角度理解心智的努力被延迟了几十年，甚至说它还没开始都不为过。迟到总比不来好，这是肯定的，但延迟也意味着，有关心智的生物学机制对人类本应产生的潜在影响的深刻理解，迄今为止是缺失的。
第二个负面后果与对人类疾病的有效诊断和治疗有关。毫无疑问，所有伟大的医生都不仅能熟练掌握所处时代的心理病理学核心知识，还善于通过自己的洞察力和积累的智慧，去安抚处于冲突中的人的心灵。他们是诊断专家和奇迹缔造者，因为他们能将知识和天赋结合起来。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西方世界的医疗实践标准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伟大医生的标准，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对人类有机体的曲解，加上势不可挡的知识增长和对精细分科的需求，合谋增加了医学的不完备性，而非减少这种不完备性。医学过去几乎不需要考虑来自经济状况的其他问题，但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肯定会使医疗表现恶化。
虽然人们已经熟知西方医学中身心分离的问题，但该问题尚未得到公众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我甚至怀疑，一些“替代”疗法，特别是那些根植于非西方医学传统的，很可能是对这一问题的补偿性反应。诚然，在这些非传统的医学中，有一些值得钦佩和学习的东西，遗憾的是，无论它们多么充分地考虑了人的因素，都不足以有效地处理人类疾病。公平地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是最普通的西医也能果断地解决一大堆问题。但是替代医学确实指出了西方医学传统中的明显弱点，这些弱点应当在医学科学内部被科学地纠正。如果现在替代医学的成功标志着公众对传统医学无法将人体作为整体来考虑的不满，那么随着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深化，这种不满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继续增长。
大家都希望能够向他人倾诉受伤的感受，都祈求治愈个人的伤痛和苦楚，都开始迫切渴望那种可能永远无法获得的内在平衡和幸福感，而且上述愿望不会很快消失(4)。要求医学医治病态的文化是愚蠢的，但忽视人类疾病的文化方面同样也愚蠢。
本书通篇论及了一些已经被接受的事实、有争议的事实以及对事实的解释；还论及了在大脑/心智领域中被大家认可或不认可的观点；还谈到了符合或可能符合我观点的事实。读者可能会惊讶于我坚持声称这么多“事实”是不确定的，那些关于大脑的内容最多只能被认为是工作假设。自然地，我也希望我可以说，我们确定地知道了大脑如何产生心智，但我无法这么说，恐怕也没有人能这么说。
我急着要补充的一点是，缺乏关于心脑方面问题的确切答案并不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不能视为当前这方面科研工作的失败。恰恰相反，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团队都意志高昂，因为出现新发现的速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缺乏准确和全面的解释并不意味着陷入了僵局。虽然为其设定日期或声称即将到来是鲁莽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最终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如果有任何令人担忧的原因，不是因为缺乏进步，而是因为神经科学所提出的大量新发现，这可能会让我们失去清醒思考的能力。
如果我们有这么多新的发现，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准确而全面地说明我们是如何看见客体的呢？何以有一个自我让看见成为可能呢？
答案迟迟不能得出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太过复杂。很明显，我们想要了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经元的运作，我们的确对这些神经元的结构和功能有了大量的了解，甚至了解了组成它们的分子以及它们高效运作的方式，即神经元放电，或参与激活模式。我们甚至知道决定这些神经元以某种方式运作的基因。但是，显然人类思维依赖于这些神经元的整体激活，因为神经元是从局部的、显微镜可见的回路到长达几厘米肉眼可见的宏观系统的范围内组成了许多神经元集合。一个人脑的回路中有数十亿个神经元。在这些神经元间形成的突触数量多达100万亿个，而形成神经元回路的轴突的长度总计有几十万公里。这里，我要感谢索尔克生物研究院（Salk Institute）的神经生物学家查尔斯·史蒂文斯（Charles Stevens）提供的这组估计数据。这些回路活动的产物是传递到另一个回路的放电模式。这一回路是否会放电取决于一系列影响，一些影响是局部性的，由其他终止于附近的神经元带来，还有一些影响是整体性的，是由到达血液中的激素等化合物带来的。神经元电信号放电的时间尺度非常小，只有几十毫秒的数量级，这意味着在我们心智的一秒钟时间内，大脑在分布于各个脑区上的大量回路中产生了数百万次的神经元放电。
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即便我们搞清楚了某个神经元的所有奥秘，无论这个神经元有多典型，我们也无法据此厘清心智的神经基础中的秘密；我们也无法通过研究典型的局部神经回路揭示所有错综复杂的神经活动模式。最接近的答案是，心智的基本秘密存在于有机体大脑内的许多神经回路所生成的神经元放电模式中，这些模式在局部和整体内每时每刻都在相互作用。
对于大脑/心智的难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有很多答案，这些答案的关键位于神经系统不同结构层级上复杂的组成部分中。理解这些层级，需要各种技术，并且研究进程快慢不一。其中一些工作基于动物实验，往往发展相对较快。但其他一部分工作只能在人类身上进行，考虑到伦理限制，这方面的进展必然较慢。
有些人问到为什么神经科学还没有获得像过去40年里分子生物学那样的辉煌成就？有些人甚至问，神经科学中有没有等同于DNA结构这样的发现，以及相应的神经科学事实是否已经建立了。并没有这样简单的对应关系，虽然某些神经系统层级上的科学发现被认为在实际价值上可能与发现DNA的结构相当，如了解什么是动作电位。但是，在大脑产生心智的层面上，与上述发现等价的，只能是一个大规模的有关神经回路和系统设计的概况，包括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描述。
如果读者发现上述关于我们现有知识局限性的理由看上去不充分，请允许我再多说两点。第一，正如我之前指出的，我们脑中只有一部分回路是由基因决定的。人类基因组详细规划了我们的躯体建构，包括大脑的整体设计。但并非所有积极发展和运作的神经回路都由基因设定。在成年人生命中的任何特定时刻，每个大脑回路的大部分都是个别的和独特的，并真实反映了特定有机体的成长历史和成长环境。当然，这并不能使解开神经奥秘的过程变得更容易。第二，每个人类有机体都生活在类似的有机体集合中；属于某个集合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特定的文化和物理环境中运作，但这些行为并不仅仅由上述活动回路所塑造，更不会单独被基因所塑造。要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理解这颗制造人类心智和人类行为的大脑，就有必要考虑到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这才是我们工作的艰巨之处。
在一些非人类甚至非灵长类的物种中，它们的记忆、推理和创造力是有限的，但它们仍然存在复杂的社会行为，这些行为的神经控制机制必定是先天的。昆虫，尤其是蚂蚁和蜜蜂，是社会合作的典范，它们的合作能力甚至令联合国大会蒙羞。言归正传，哺乳动物有类似的表现，而狼、海豚和吸血蝙蝠的行为甚至证明了伦理结构的出现。显然，人类拥有一些相同的先天机制，这些机制可能是人类伦理结构的基础。然而，我们生活中最精细的那些社会习俗和伦理结构只能在文化中产生并传播。
如果是这样，人们可能会想知道这些策略的文化发展的诱因是什么。可能在个体的记忆能力和对未来的预期能力已获得了显著发展的前提下，这些策略便演变为一种可以应付个人所遭受痛苦的手段。换句话说，这些策略是在能意识到生存受到威胁的个体以及意识到幸存后的生活可以更好的个体身上发展出来的。这样的策略只存在于少数几类物种的演化中，这些物种的大脑结构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有足够容量记住物体和事件的不同类型，并记住独特的物体和事件，即在一般和特殊层面上建立不同物体和事件的倾向性表征的能力。第二，有足够能力操纵这些被记住的表征的组成部分并通过创新性的结合来生成新事物。这些新事物中最直接有效的类型包含了想象场景、预期行动结果、制定未来计划以及制定可以提高生存概率的新目标。第三，有足够的能力记忆上述新事物，即预期的结果、新计划和新目标。我把这类被记住的新事物称为“未来回忆”(5)。
即使过去经验和预期未来的知识增长是生成社会策略来解决痛苦的原因，我们仍然必须首先解释痛苦是如何出现的。为此，我们必须考虑到生物学层面所定义的痛苦及其反面，即愉悦。当然，让人感到好奇的一点是，当还不存在痛苦或愉悦的神经机制的时候，这两者是如何被先天演化所选中并结合起来的。这可能意味着，同样的简单机制，当应用在具有不同复杂度和不同环境中的系统中时，会导致不同但相关的结果。免疫系统、下丘脑、腹内侧额叶皮层和美国《人权法案》都有相同的根源。
痛苦和愉悦是生物体需要的促使本能和习得策略高效运作的控制开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控制社会决策策略发展的开关。当社会群体中的许多人经历了心理、社会和自然现象带来的痛苦后果时，就有可能据此制定智力和文化策略以应对或减少痛苦。
当我们意识到躯体状况明显偏离基准范围时，痛苦和快乐就出现了。被感知为痛苦和快乐的刺激和脑活动模式的构造是预置在大脑结构中的。它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神经回路以特定方式被激活，而这些神经回路的存在是被基因所设定好的。虽然我们对痛苦和快乐的反应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但它们还是以先天倾向性表征为基础的心理现象的主要例证。
我们至少应该厘清痛苦和快乐中的两个组成部分。首先，大脑绘制了局部躯体状态变化的表征，这些表征指向躯体的某一部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躯体感觉。它来源于皮肤、黏膜或器官的一部分。疼痛和快乐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来源于躯体状态更为一般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情绪。如我们所说的痛苦或快乐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知觉到的特定躯体状态的概念名称。这种对躯体状态的知觉通过神经递质和神经调质在大脑中被进一步调节，神经递质和神经调质影响与躯体表征有关的脑区运作和信号传递。与阿片受体结合的内啡肽是对“愉悦状态”知觉的重要因素，它可以消除或减少对“痛苦状态”的知觉。
让我们用痛苦加工的例子来进一步澄清这个想法。情况是这样的：存在组织损伤的某个躯体部分的神经末梢，如牙齿根管受到刺激，大脑由此构建了这部分躯体区域与以前不同的局部躯体变化的瞬时表征。疼痛信号对应的活动模式和结果表征的知觉特征都完全由大脑进行限定，但是在神经生理学层面上，其与其他任何类型的躯体知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我会认为你所体验的一切都只是躯体变化的特定表象，而没有任何麻烦的后果。你可能不喜欢这些表象，但是你也不会感到不适。我的观点是，这个过程并不限于此。无害的躯体变化过程迅速触发了一波额外的躯体状态变化，进一步使整个躯体状态偏离了基准范围。随之而来的状态是一种具有特殊特征的情绪。在随后的躯体状态偏差中，形成了令人不快的痛苦感受。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会被体验为痛苦呢？因为有机体就是这么表达的。我们先天就拥有可以体验痛苦和快乐的预组织机制。文化和个人成长史可能会改变触发此类感受的阈值，或改变感受的强度，或为我们提供抑制它的手段。但其基本机制是规定好的。
拥有这样一个预组织机制的用途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额外的令人烦恼的状态，而不是只有痛苦的表象呢？对此，人们只能怀疑，原因一定与痛苦对我们的警告有关。痛苦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生存保护，因为它提高了个体留意疼痛信号并采取行动避免疼痛，或纠正其结果的可能性。
如果疼痛是适当部署驱力和本能以及制定相关决策策略的控制开关，则疼痛知觉的改变应伴随着行为障碍。似乎正是这样。患有先天性无痛症这种奇特疾病的人无法获得正常的行为策略。他们看上去一直很开心，尽管事实上这种疾病导致了关节损伤，因为不能感受疼痛，他们的关节运动超出了可承受的机械极限，因而撕裂了韧带和关节囊；还导致了严重的烧伤和割伤，因为他们不会从滚烫的盘子和或锋利的刀片上缩手(6)。由于他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快乐，因此能够受到积极感觉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行为缺陷越发有趣。更令人着迷的是这种假设，即上述的控制开关机制不仅作用于生长发育过程中，而且也作用于后天习得的决策策略的部暑。前额叶损伤的患者惊人地改变了他们的疼痛反应。例如，他们疼痛本身的局部表象完好无损，但是作为疼痛过程一部分的情绪反应则缺失了，或者至少可以说之后的感受是不正常的。还有其他这种分离现象的证据可供参考，如采用手术脑损伤治疗慢性疼痛的患者。
某些神经疾病包括剧烈和频繁的疼痛。一个例子是三叉神经痛，“神经痛”代表神经源性疼痛，“三叉”代表三叉神经，三叉神经用来在面部和大脑之间相互传递信号。三叉神经痛通常是影响面部一侧的一个区域，如脸颊。突然无意中触摸皮肤甚至是清风拂面，都会引发剧痛。人们痛苦地抱怨这种疼痛好像刀割肉体或针刺骨头。他们的整个生活重心都集中在痛苦上；刺痛来袭时，他们什么都做不了，而且这种刺痛发生得很频繁。他们疼得几乎蜷缩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