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理性思考做出的决定总是好于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吗？有关大脑的事实是：理性有时也可能误导我们，思考过度将我们引入误区。
从瓦格·道奇的案例、电视焦点小组的案例以及232航班案例中，我们知道些许理性思考能够扭转局面。这种情况下，前额叶皮层是唯一能够想出创造性答案、产生瞬间顿悟并引导人们做出正确决定的脑区。这些案例都符合常识——思考越多越好。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思考越仔细，结果越好，因为我们可以避免粗心犯错。为了找到最好的产品，消费者通常要货比三家。在投资股票前，我们应该尽可能了解相关的公司。我们希望医生在诊断之前尽量让我们多做些检查，尽管这些检查又贵又伤身体。换句话说，人们认为经过理性思考做出的决定总是好于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有疑问时，我们就会设法运用前额叶皮层的理性回路进行认真的分析。
人们推崇理性，认为理性的力量很强大，这很容易理解。自柏拉图以来，我们一直相信，一个完全理性的世界将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将是一个由统计数据和经验证据统治的香格里拉。人们不会刷爆信用卡，也不会背负次级贷款，世上将没有任何偏见或成见，只有铁一般的事实，这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梦想中的乌托邦。
但是，这门有关决定的新学科（以大脑生理学机制为基础的学科）却用数据揭示出有悖传统看法的事实，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古老的假想终归只是假想，是未经检验的理论，是陈腐的推测。毕竟，柏拉图没有做过实验，他不可能知道理性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可能知道前额叶皮层有着严重的缺陷。有关大脑的事实是，理性有时也可能误导我们。
对歌剧明星勒妮·弗莱明（Renee Fleming）来说，首次出现问题迹象是在芝加哥歌剧院的一次例行表演中，剧目为《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弗莱明唱第三幕的咏叹调Dove sono，这是整个歌剧中最受欢迎的曲目。刚开始，弗莱明和平常一样，将莫扎特的哀怨旋律演绎得异常完美。她毫不费力地唱出高音部分，在保持近乎完美音调的同时，她的声音流露出强烈的感情。莫扎特喜欢用过渡音作曲，许多女高音很怵这一点，不同音域之间的那部分音区太难唱了，但是这对弗莱明来说不是问题。她前天晚上的表演赢得了观众长时间的起立鼓掌。
但是，当弗莱明快唱到咏叹调最难的那部分时——在这个部分她要用音调渐高的颤音回应小提琴，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我怀疑，她控制不住地想着自己会出错。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种想法让我吃惊，这首咏叹调从来都不容易唱，但是我已经唱过很多次，经验已经很丰富了。”事实上，弗莱明以前演唱过数百次这首咏叹调。她在歌剧领域的首次重要突破是十几年前在休斯敦歌剧院饰演伯爵夫人这个角色，在悲伤的咏叹调Dove sono中，伯爵夫人质询自己为何失去幸福。这段咏叹调收录在弗莱明的第一张专辑里，成为她的代表曲目。弗莱明说Dove sono是她的代表作。
然而，现在她几乎不能呼吸。她感到横膈膜在收缩，声音底气不足。她的喉咙收紧，脉搏开始加速。尽管弗莱明勉强把剩下的部分唱完，一有机会就偷偷换气，观众仍然为她起立鼓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她感到很吃惊。她的自信怎么了？为什么她最喜欢的咏叹调突然让她感到非常紧张？
不久以后，弗莱明的表演问题成了慢性问题。原先非常熟悉的歌曲现在突然不能演唱了，每次表演前都要在焦虑中挣扎，表演时她的脑子里总是有个声音让她不要出错。她写道：“我脑子里有个非常消极的声音在暗地里使坏，我耳朵里总有个小人在唠叨：‘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呼吸太紧……舌头刚才靠后了……上颚低了……高音拖了……肩膀放松！’”最后，弗莱明到了打算放弃歌剧的地步。她是个极有天赋的歌剧演员，但她再也不能演唱了。
演员把这种毛病叫作“窒息”（choking），因为人在高压状态下，大脑会窒息，就像缺氧一样。窒息现象有趣（这种有趣是病态的）的一点是当事人被自己的想法弄得无能为力。例如，正因为弗莱明如此担心演唱莫扎特歌剧的高音部分，结果她就唱不好。她脑子里提醒她应该怎么演唱的小人让她的声音变得紧张，所以她不能很好地运用技巧控制声音。她被自己的思考弄得无能为力了。
窒息的原因是什么？虽然窒息看起来像一种莫名其妙的毛病，甚至像是情绪反应过度造成的，但它实际上是由一种心理错误引起的，这种心理错误就是“思考过度”。事情通常是这样的：当某人担心自己的表现时，就自然变得过度关注自己，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努力保证自己不出任何差错，他开始检查最好是自动完成的动作。例如，弗莱明开始考虑演唱的方方面面，比如舌头应该怎么放；音高不同时，嘴形应该有何不同。自她开始演唱生涯以来，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这种有意识的检查对一个表演者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歌唱家过于担心高音部分而忘了怎么演唱，投手过于关注自己的动作而无法控制快球，演员过于担心台词而愣在了舞台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表演的自然流畅性不见了，娴熟的技巧消失了。
下面看一看体育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窒息，1999年英国公开赛上，简·范·德·维尔德（Jean Van de Velde）在最后一洞时前功尽弃。在这之前，范·德·维尔德在比赛中的表现近乎完美，他以三杆优势率先进入第18洞，意味着他可以打出双柏忌（也就是高于标准杆两杆）而仍然取胜。前两轮，他都打出了小鸟球（也就是低于标准杆一杆）。
现在，范·德·维尔德是球场上唯一的选手。他知道，接下来的几杆将永远改变他的生活，他将从PGA（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巡回赛的二流选手变身为精英选手。他要做的就是稳稳地打。在第18洞热身练习挥杆时，范·德·维尔德看上去紧张不安。那天是典型的苏格兰阴冷天，但是他的脸上闪着几滴汗珠。擦了几把汗水后，他走向球座，站稳之后，猛地一挥球杆。他的挥杆动作看上去很蠢，屁股撅得高高的，杆头没有对准球。范·德·维尔德看着白色斑点飞出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的球向右偏得厉害，落在距离球道20码远的地方，埋入杂草中。第二杆，他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过这次他把球打到更加偏右的方向，球落在看台上，又反弹起来，最后落入一片膝盖高的草地中。他的第三杆更糟，球杆完全不受控制，他几乎没有打到球，一把草随着球飞到空中。结果，球落在球场正前方的水洼里，距离洞口十万八千里。范·德·维尔德做了个鬼脸，转过身去，好像不忍心看自己惨不忍睹的成绩。加罚一杆后，他离球洞还有60码。他这次试探性的挥杆依然很臭，球落在他最不希望的地方——沙坑里。他设法把球从沙坑打到果岭，出了7次错之后，终于完成了这一轮。但为时已晚，范·德·维尔德已经输掉了英国公开赛。
第18洞的压力是范·德·维尔德的毁灭原因，当他开始思考挥杆的细节时，他就不会挥杆了。最后7杆，范·德·维尔德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以前很自信，现在突然丧失了信心。他不像PGA巡回赛的职业高尔夫选手，而像一个严重残障人士刚刚开始学习打高尔夫球，每一杆都挥得小心翼翼。他突然关注起挥杆的机械原理，确保自己的手腕没有转动、双腿确实分开。众目睽睽之下，他的行为倒退了，回到了外显思考模式（边挥杆边默念口诀），孩提时代第一次学习打高尔夫球时，他都没有用过这种外显思考模式。
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沙恩·贝洛克（Sian Beilock）曾经以打高尔夫球为例解释了窒息的解剖学原因。当人们第一次学习打高尔夫球时，这项运动看起来令人生畏，有太多事情需要考虑。打高尔夫球需要评估球场布局，计算进球路线，感受球场不同区域的地形情况。然后，他们必须监控自己的挥杆动作，确保推杆平稳、击球准确。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球员来说，打高尔夫球是一项复杂得超出想象的运动，就像一道实实在在的平面几何题。
但是这样花心思是有效的，起码在最初阶段是有效的。贝洛克已经证明，刚开始打高尔夫球的人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动作时打得更好。他们思考推杆动作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把球打进洞里。专注于高尔夫游戏，注意推杆的机械原理，他们得以避免初学者易犯的错误。
然而，有了一点经验之后，一切都变了。高尔夫球手学会怎么推杆之后——一旦他们记住了基本动作，分析推杆动作就是浪费时间。他们的大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它会自动计算场地坡度，选择最佳推杆角度，决定击球力度。事实上，贝洛克发现，当有经验的球员被迫思考自己的推杆动作时，他们就会打出很差的球。贝洛克说：“我们把专业选手带到实验室，让他们注意挥杆的某个特定动作，他们就搞砸了。水平较高时，技能在某种程度上就变得自动化了。这时，你无须注意自己的每个动作。”
当技能娴熟的人注意自己的每个动作时，就会发生“窒息”。他们大脑中监控他们行为的部分——以前额叶皮层为中心的神经网络——开始干扰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不需思考就能做出的决定。他们开始怀疑那些他们勤奋磨炼多年获得的技能。窒息最糟糕的一点是，它往往是一个螺旋式下降。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压力越来越大。范·德·维尔德输掉了英国公开赛后，他的职业生涯急速下滑。自1999年以来，他没能在一项重大比赛中进入前10名。后续研究发现，有经验的选手不是关注挥杆的机械力学细节，而是从整体上关注他们打算做出的动作，心理学家称之为“整体线索词”（holistic cue word）。例如，他们不考虑手腕或手肘的确切位置，而是关注诸如“平滑”或“平衡”之类的形容词。实验表明，使用了这些“整体线索”的职业高尔夫选手的成绩远远好于那些试图有意识地控制自己挥球动作的高尔夫选手。
“窒息”仅仅是思考过度造成巨大破坏的一个生动例子，它很好地解释了理性出岔子时或者说当我们依赖了错误的脑区时会发生什么。对于歌剧演员和高尔夫选手来说，这种有意识的思考过程干扰了他们肌肉的熟练动作，于是他们自己的身体背叛了他们。
但是思考过度并非仅仅影响肌肉的表现，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研究了表现焦虑（performance anxiety）对标准化测验的影响。
斯蒂尔从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测验里抽出一套题目，让斯坦福大学二年级的一群学生做，并且告诉他们这套题目测量的是先天智力。结果发现，白人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黑人学生的得分。这种差距——通常称作“成绩差距”（achievement gap）——和很多文献呈现的数据一致，这些数据表明黑人学生在很多标准化测验（从SAT到IQ测验）上的得分较低。
但是，当斯蒂尔让另外一组学生做同一套题目，但是强调“它不是测量智力，只不过是一次预备训练”时，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的得分几乎完全相同，成绩差距消失了。按照斯蒂尔的说法，成绩差距是由一种叫作“成见威胁”（stereotype threat）的效应引起的。当黑人学生听到要做智力测验时，他们脑子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恶毒的、不真实的刻板印象：黑人没有白人聪明［1994年，赫恩斯坦（Herrnstein）和默里（Murray）合写的有关如何看待智力测验结果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出版后不久，斯蒂尔实施了自己的实验。女性参加用来测量“认知的性别差异”的数学测验时，白人男性受到亚洲人学习成绩好这一认识的影响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效应］。
这些学生如此担心别人透过有色眼镜看自己，以至于他们的成绩远远低于他们的能力。斯蒂尔说：“你会在‘成见威胁’中看到粗心大意，看到自我怀疑。你和他们谈过之后就会了解到，在成见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对自己说：‘看，我要认真，我不能把事情搞砸。’决定采取这种策略后，他们冷静下来，仔细答题。但是这种策略并不能让他们在这种标准化测验上取得好成绩，你越那样做，你离直觉越远，因为这种标准化测验需要快速处理信息才能取得好成绩。他们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他们也想好好表现，但是他们做得并不好。”
从勒妮·弗莱明、简·范·德·维尔德以及斯坦福学生的案例中，我们得知理性思考可能适得其反。尽管理性是个功能强大的认知工具，但是仅仅依靠前额叶皮层有意识的思考是危险的。当理性脑劫持了意识，人们会犯各种各样的决定错误。他们会在高尔夫球场上打出很糟糕的球，在标准化测验中选择错误的答案。他们忽视了情绪脑的智慧——多巴胺神经元所储存的知识，开始转向他们能够解释的东西（情绪情感的一个问题是，即使正确，仍然难以说明白）。他们舍弃了感觉起来最好的选择，而是开始青睐听起来最好的选择，即使这个选择非常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