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不漂亮，不正派，不明智，就不可能快乐；反之亦然。
——伊壁鸠鲁（Epicurus）
评判行为好坏的标准是什么？佛教的道德不仅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还教会人们存在之道。有爱意、有善心、有智慧的慈悲之人，因为“心肠好”，行动也自然符合道德。若某一行为目的是制造苦难，它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反之，若目的是惠及大众，就合乎道德。水晶放在什么颜色的布上，就会反射出什么颜色的光。行为就好像水晶，而动机则是衬在水晶之下的布；动机是利他还是恶意，就是评判行为好坏的标准。道德也决定我们自己是否幸福：让别人痛苦，也会给我们自己带来眼前的或长远的痛苦；让别人快乐，最终也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快乐。
佛法将因果循环称作“业”（karma）。我们一切行为的后果，也都符合因果循环的规律，故此，道德和快乐紧密相连。卢卡·卡瓦利-斯福扎和弗朗西斯科·卡瓦利-斯福扎写道：“道德是幸福的科学。那么，究竟是为别人着想，还是完全为自己考虑，才能让我们获得幸福呢？”1佛法有明确的道德戒律指导我们的行为，无论对人对己，都要有无私、积极的态度。戒律也特别强调所有行为都会带来相应的后果，告诫人们避免自己的行为产生恶果。
一神论宗教以神的戒律为根本。有些哲学家认为存在绝对的概念——“善”“恶”“责任”或“义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理论。也有哲学家采取功利主义视角，总的原理就是“让最广泛的人获得最大的利益”。当代哲学、科学、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联合起来，试图通过理性思辨和科学知识，研究如何有道德地行事，解决近年来学术界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如环境问题、遗传学、干细胞研究和人工生命支持系统造成的植物人问题。
佛教的道德，目的是把众生从短暂的或长期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包括解救自己，同时也要帮助别人获得解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在追求个人幸福和追求他人快乐之间找到平衡。
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立在抽象概念之上的道德毫无用处。脑神经科学家兼哲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认为，真正有德行的人“不因道德而行事，他的行为本身就体现了道德，就如同任何专家都体现自己的专业那样。智者依照性情应对各种情况，而行事皆有道德”。2达到这样的境界，要有正念、智慧和深植于心的利他情怀，并且一生中仍需不断修行。仅依道德规则行事不能称为道德，真正的道德是要认识和发展慈悲心。有慈悲心的人，随时都真心愿意为他人谋福利，也就自然会行利他之事了。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给善恶下个绝对的定义，而要对因所做、所说和所想而起的快乐和苦难保持警醒。
这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两个：动机和行为。即使我们尽最大努力预测行为的后果，仍可能完全无法控制外部情况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始终保持利他的动机，努力创造积极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不断检查自己的动机。
故此，道德的核心在于内心，而不在行为表现。依靠行为的外在表现不可能区分善行和恶行，比如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如果一个杀手问你，他追赶的那个人藏在了哪里，很明显此时就不能说真话。同样，这也适用于攻击行为。一位母亲为了不让孩子被车撞上，用力把他猛推到街对面，这种行为看起来暴力，实则救了孩子一命。反之，若有人面带微笑凑上前来一顿恭维，实际是要敲诈钱财，这样的行为看起来无害，但意图十分恶毒。
显然，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如何判断某样东西对于别人来说，带来的是快乐还是苦难？酒能使醉汉感到“快乐”，我们是该再给他一瓶，还是为他的健康和寿命着想，不再给他酒喝？这里，除了利他的动机，我们还需要一点儿智慧。本书的主旨，是使人们明白真正的快乐不同于享乐等虚假的快乐。智慧正是这样的利器，帮助我们辨别什么是真正增进幸福的想法和行为，什么会摧毁幸福。智慧来源于直接的经验，而非僵化的教条。
讲智慧绝不意味着不要行为规则和律法。规则是以往智慧的积累。因为有些行为，如偷窃、撒谎、暴力等，是有害的，所以就有了这些规则。但规则和法律只是指导性的原则，我们还要依靠智慧才能辨识必要的例外。例如，通常情况下，偷窃是不公平地剥夺别人的财产，这种贪婪的行为会带给别人痛苦和悲伤，必然要遭受谴责和惩罚。但是在干旱时期，如果有个吝啬鬼虽然十分富裕，但不愿给饿倒在门前的人分一口食物。此时我们如果动了慈悲心，从吝啬鬼富得流油的粮仓里取些食物，这种“偷窃”的行为就不会遭到谴责。律法没有改变，但慈悲的智慧认可了这样的例外。马丁·路德·金曾说：“人对人施加不人道的恶行，不仅源于坏人的恶毒，还源于好人的不作为。”如果不作为带来的痛苦大于行动带来的痛苦，那就必须行动起来。规则和法律的存在，是要保护人们免受伤害，而不作为意味着我们将特殊的情况全都抛在脑后。
从他人的角度出发
慈悲的道德不止于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或是下决心采取实际行动，它还要人们超越“我执”，认识到自己和别人间的障碍只是心理上的构念。世间万象，包括个体和他人，本性都紧密联系。因此，我们要将自己视作行为的对象，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舍弃一千个无辜者，还是一个无辜者
有个经典的道德两难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佛法如何务实地看待道德。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将这个问题总结如下：如果为了拯救全人类，你必须错判一个无辜者，或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所说，折磨一个孩子，你会这么做吗？3哲学家的回答是“不”。伊曼努尔·康德写道：“如果正义消失，人在地球上的存在将毫无价值。”4孔特-斯蓬维尔进一步分析的观点如下。
此处，功利主义不再适用。如果正义只是社群权宜的合约……是集体福祉的最大化……那么无须少数人（甚至这些人完全无辜且毫无抵抗能力）同意，就牺牲他们的利益，换取所有人的幸福，就是合理的。但这样的情况，是正义所不允许的，或者说正义理应禁止这种情况。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赞同康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引述康德道：“正义比福祉和效率更重要，比两者更宝贵，决不能为了福祉和效率牺牲正义，即使为了最多数人的福祉也不行。”5
如果我们认定，为拯救数千人而牺牲一个孩子在原则上可接受，那么正义就被牺牲了。但是，当前的问题不是能否接受一个孩子换数千条生命的抉择，而是尽可能避免痛苦。无论选择“是”还是“否”，两种选择同等不可接受。同样，问题既不在于将“最大多数人的福祉”神圣化，奉为不可变更的教条，也不在于把无辜的孩子当作拯救他人生命的工具。如果这样的局面无法避免，我们应该主要考虑抉择将会引发的痛苦，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此抉择无损于正义。况且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如果选择“否”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就等于牺牲了数千个无辜者。
此处，我们容易落入抽象概念和感情用事的陷阱。如果理性脱离现实的经验，我们就会掉进教条的抽象概念的陷阱。我们能生动地想象无辜孩子受难的画面，但如果就此把成百上千的小镇居民看作抽象的整体，那就成了感情用事。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翻转过来：“为救一人而牺牲数千个无辜者，能接受吗？”
如此戏剧性的道德难题虽然不多，但我们必须心怀远见和慈悲，权衡特定情况的利弊，根据实际生活的道德原则做出抉择。此类道德问题要求我们有公正无私的动机，心中充满为他人排忧解难的情怀，故此挑战始终存在。此类道德难题无法套用法律条文和道德规范，故此实际应用最为困难，也最易被篡改、被操控。此类道德难题需要随机应变，灵活处置，这本身就会成为危险的源头。若再与自私和偏袒狼狈为奸，就容易被人利用，与初衷背道而驰，造成负面的后果。故此，我们每个人，尤其是裁断律法之人，必须培养智慧，并且深切地关心他人的福祉。
瓦雷拉说：“实际生活中，我们总是在特定情况下做出某种本能的迅速反应……对每个具体的生活场景，我们都备有一套随时应对的行动。”6这种应对是好是坏，取决于我们的本性，以及我们的动机是否无私，与抽象道德原则的正义性无关。
善恶的理想化
道德有两个主要的分支：其一以抽象原则为基础，其二以生活经验为基础。佛法倡导务实的道德，属于第二种。
康德认为，责任是凌驾于所有道德问题之上的终极的、绝对的准则。他反对人要为他人谋福利的理念，反对由同情和慈悲而生的利他行为。在他看来，人类的情感不可靠，只有大众认可的公正的道德准则才值得信赖。他认为，“善”是责任，必然将全人类引上幸福之路，但是幸福本身不能成为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不表示，区别幸福律和道德律意味着两者对立，纯粹的实践理性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一切幸福的追求。只是在讨论道德责任的时刻，我们应将幸福搁置一旁。”7
“责任”必须具有普遍性，故此无法顾及具体的情况，这就忽视了人类经验的本质。弗朗西斯科·瓦雷拉说：“恰当的知识单位，本质上必须是具体的、具象的、整合的、体验的，知识都带有具体的情境和语境，而不是隐藏了实质的‘噪音’后形成的抽象概念。”8
“绝对的善”的种种理念，最终都会回归到“先验实体”的信念上来，例如纯粹理性或理想的善，认为先验实体独立于瞬息万变的现象存在。但是，佛教的视角完全不同。恶不是外在的邪恶力量，善也不是外在于自我的绝对准则。万念皆由心生，爱和慈悲存于众生本性之中，我们称之为基本善（basic goodness）。邪恶偏离了基本善，是能够修正的。
功利主义道德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是英国18世纪到19世纪的哲学家，也是道德功利主义（moral utilitarianism）的创始人。边沁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是道德与立法的基础。”9佛教更同意这种人性化的观点。不过，虽然功利主义的目标无私且值得赞美，但对快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模糊，把肤浅的享乐和深切的快乐混为一谈。佛教注重个人的变化，即内在转化，以智慧丰富道德心，采取更无私的动机，使内心更加澄明，做出明智的判断。长期来看，功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可能会混淆肤浅的享乐和真正的快乐，或更确切地说，使快乐沦为享乐。
判决、惩罚和改造
道德也可被视作一门“医学”，因为很多症状可以预防和阻止负面情绪带来的不适，使受到影响的人康复。从这一角度看，对罪犯的监禁更像是住院治疗，而非不可逆转的惩罚。只要他会对社会产生危害，为了防止继续作恶，就必须将他监禁起来。禅修者认为，即使罪犯的善性表面上被玷污了，但内心深处仍然完好无损，故此罪犯也完全可以改过自新。善性可能被仇恨、贪婪和残忍掩盖，我们不会天真地忽略这一点，但是被掩盖的善性可能会再度浮现。
惩罚不是复仇。复仇的目的不是保护无辜，而是伤害有罪之人，“清除”社会的“敌人”，故此偏离了正义的轨道。这是粗暴的牛仔式正义（cowboy justice），不是文明的生活方式。任何意图造成痛苦或杀戮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功利主义的局限性
功利主义倡导特定群体福祉总量的最大化。然而，由于缺乏评估幸福的合理有效的标准，功利主义会变得武断，甚至荒谬。盲目应用福祉最大化的原则，可能会导致某些社会成员的牺牲。比如，亚里士多德赞成奴隶制：如果没有奴隶，所有知识分子都要抛下高尚体面的知识活动，去干杂活！亚里士多德的想法实质上就是一种功利主义，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术语。佛法不认同这种看似正确的推理，要求我们时刻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支持奴隶制。
对功利主义最猛烈的批判，来自美国当代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罗尔斯反对把集体的福祉作为评判行为善恶的最终标准，并提出个体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公平合作的原则。
根据罗尔斯的观点，不正义的行为就称不上善。佛教认为正义和善有内在联系。教条的道德观承认的正义行为，可能是生活中的恶行，正如康德可悲地认为，即便扯个谎就能救人一命，也不能撒谎一样。康德坚持认为，任何谎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全人类都是非正义的，因为允许撒一次谎，就会使一切言论不再可信。这种观点，真是离正义十万八千里了。
罗尔斯主张正义高于善，将正义理想化，贬低善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他假定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行事都要先算计是否最符合自己的利益。
每个人都意图保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对善的理解，没有人愿意用自己长久的损失换取整体更高的满意度。只考虑总体利益总和最大化，而不考虑对个人基本权利和利益的长期影响，若没有强烈持久的善意冲动，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会接受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10
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由“我执”产生的个人主义愈演愈烈，当代社会无处不见。但是个人主义能成为道德原则坚实的基础，规范人们的行为吗？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明智地评论道：“当代道德哲学大都……关注做什么是对的，而不关注怎样生活才是好的；关注义务的定义，而不关注美好生活的本质。善，作为爱和忠诚的对象，或作为注意和意念最重要的焦点，在当代道德哲学中已经找不到一席之地了。”11
瓦雷拉也评论道：
传统社会中，道德被视作一项专业技能，可筛选出比常人道德素养更高的道德模范（也就是“智者”）。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不再是一项技能，我们可以筛选出体育运动模范，却难以评判道德模范。这是当代道德思想变得如此虚无的一个重要原因。12
杰出的钢琴家、数学家、园丁或者科学家，脾气暴躁，嫉妒心强也很正常。但在西方国家，一位伟大的道德家，生活中可能违背自己鼓吹的道德原则，人们也见怪不怪。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回忆一下佛教的要求：人必须言行一致。道德不是一门普通的科学。只有亲身踏上发现之旅才能理解人性，只有最深刻地理解人性才能建立道德。只有理性的概念，缺乏美德、真正的智慧和慈悲心支撑的道德体系，是不可能牢固的。
道德规范和神经科学
面临道德两难困境时，慈悲的功利主义方法除了要对当时的情况做出清晰的分析，还要求决断者具备真诚无私的动机。解决困境的方案往往会引发痛苦的牺牲或个人损失，故此做出明智的抉择必须克服巨大的情绪矛盾。以功利主义的方法解决道德两难问题，如前文牺牲一个无辜的孩子拯救数千人的例子，涉及艰难的决断。近年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进行道德两难的决断时，大脑控制推理和认知的区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哲学家兼神经科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的研究表明，决断道德两难问题时，与认知控制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加。13大脑中控制认知的区域和控制情绪反应的区域处于竞争状态。康德对道德两难问题的解决，持教条主义的绝对禁止观念：即便不能带来更大的“善”，也必须坚守某些绝对的道德原则，不能突破。格林推测，康德的绝对禁止观念诉诸人类的社会和情绪反应机制，这是人类直接从灵长类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大脑机制。而公平、利他的功利主义解决方案需要高层次的认知控制参与，活动的脑区主要在后来演化出来的额叶结构。
格林指出：“如果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便从心理学上证明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方案’，理论基础不是纯粹实践批判的原则，而是一连串理性化的情绪反应。这个结论颇具讽刺意味。”这也说明，利他的道德选择本质是使他人的痛苦最小化，不应受情绪压力和个人偏见困扰。道德两难问题的功利主义解决方案，不是冰冷计算的结果，而来源于智慧的、真正的慈悲之心。
道德面临危机？
历史证明，虽然乌托邦式的理想和教条声称能辨清善恶，却将历史推入排斥异己、宗教迫害和极权政体的道路。这些理想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变体，但它们的倡导者鼓吹的主旨只有一个：“接受绝对善的理念，你就会成为快乐的人。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理想，我们只能遗憾地将你清除。”
现代人无法接受绝对主义，也不再相信上帝的戒律；人性本恶的观念让人灰心丧气，众多哲学家和道德家的道德观相互矛盾，不断摇摆，也让人无所适从。故此，现代人迷失了方向。汉·德·维特写道：“这场闹剧催生了道德失败主义，这股思潮已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14
真正利他主义的道德观得到了神经科学领域的证据支持，以慈悲之心探索持续变化的现象之流。只有不断培养智慧和慈悲心，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快乐的守护者和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