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序言一（[维也纳]，1938年3月之前）
怀着一个几乎无所失或完全无所失的人的胆量，我想第二次打破已经确立的意图，给我在《意象》杂志上的两篇关于摩西的论文3161补充上我放在手头上的这最后一部分。我在上一篇论文的末尾说过，我知道我的力量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对此，我的意思当然是，随着老年的到来创造性力量的减弱3162；但是，我也在考虑另一道障碍。
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时代。我们惊讶地发现，进步竟与野蛮结成了联盟。在苏维埃俄国，他们已着手改善曾处于残酷奴役下的亿万人民的生活条件。他们非常轻率地废除了他们的宗教“鸦片”，而且相当明智地给予他们合理数量的性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服从于最残酷的高压统治，并剥夺了他们思想自由的任何可能。以类似的暴力方式，意大利人民正在接受服从秩序和责任感的训练。当我们发现，对德国人民来说，在没有任何进步观念的情况下，向几乎史前的野蛮时代的退化居然也会发生时，我们才感到从压抑的忧郁中喘过一口气来。不管怎么说，事情的发展结果就是如此，今天，保守的民主党人成了文化进步的保护者，而且奇怪的是，正是天主教会的制度强烈地反对向文明传播这种危险——迄今为止，天主教会可一直是思想自由和发现真理的进步力量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啊！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在天主教会保护之下的天主教国家里，也不知道这种保护将持续多久。但是，只要它继续存在着，我们自然就会犹豫，是否做过一些注定会引起教会敌意的事情。这并不是懦弱，而是谨慎。我们想避免为其服务的这个新的敌人比那个宿敌更危险，我们已经学会同那个宿敌进行周旋了。我们所进行的精神分析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天主教会猜疑般的注意。我并不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把宗教贬低为人类的一种神经症，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将其强大的力量解释为我们的个别病人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症，那么，我们一定会招致统治当局对我们的仇恨。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新的话要说，也不是因为我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没有把话说清楚3163；而是当时已把它忘掉了，如果我今天再来重复它，并且从一个为所有的宗教基础提供了标准的实例中予以阐明，那就不可能毫无作用。我们很可能会被禁止从事精神分析。这些粗暴的压制手段。对天主教会来说确实一点也不陌生；事实是，如果有人利用这些方法，它会觉得这是侵犯它的特权。但是，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已经无处不在的精神分析，却仍然没有一个家园，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它诞生和成长的这个城市更能发挥作用的了。
我不仅这样认为，而且我知道我将使自己受到这第二种障碍即外部危险的阻挠，使我不能发表关于摩西研究的这最后一部分论文。我曾做过另一种摆脱困境的尝试，我告诫自己，我的担心是由于过高地估计了我个人的重要性：对当局来说，我选择要写作的关于摩西和一神教起源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件完全无关紧要的事。但是，我还不能肯定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当今世界人们对我的判断是把我看做是一个心怀恶意和喜欢煽动情绪的人。因此，我将不发表这篇研究文章。但这并不会阻止我写作。特别是因为我在两年以前已写过一篇，所以，我只需把它修改一下，并把它附加到前面那两篇论文中去即可。因此可以悄悄地保留着，直到有一天可以毫无危险地见到天日，或者直到能告诉某个得出同样结论和见解的人：“早在更黑暗的年代里就已经有人像你一样考虑过同一个问题。”3164
序言二（[伦敦]，1938年6月）
我在从事摩西这个人物的研究期间，那些压在我身上的异乎寻常的困难——内部的疑虑和外部的障碍——导致了这第三篇即这篇结论性的论文引用了两个不同的序言，这两篇序言相互矛盾，而且确实是相互抵消的。因为在写作这两篇序言的简短的间隔时间里，作者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早期我居住在天主教会的保护之下，因此担心发表我的论文会引起这种保护的丧失，担心会使在奥地利从事精神分析的学者和学生们会失去工作。然后，德国人突然入侵，而天主教会则证明，用《圣经》上的话说，是“不足以信赖的人或物”（a broken reed）。由于肯定现在我会受到迫害，这不仅是因为我的思想路线，而且因为我的“种族”——所以，我与我的许多朋友们一起，离开了这座自从我的童年早期就是我的家园达78年之久的城市。
我在美丽、自由、慷慨的英国受到了最友好的接待。现在我居住在这里，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现在我可以发出宽慰的叹息了，重负已从我身上搬掉，我又能讲话和写作了——我差点说成是“和思想了”——像我所希望的或像我所必须做的那样，我敢于把我的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公之于众了。
没有任何外部障碍存在了，或至少没有什么可以令我害怕的了。在我逗留此地的几周时间里，我收到了朋友们数不清的问候，他们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也受到了一些不认识的和确实是局外的陌生人的问候，他们只想表达他们对我在这里获得了自由和安全而感到满意。除此之外，我还收到另一类信件，经常使我这个外国人感到惊奇，这些信件很关心我的灵魂的状态，给我指出了基督的道路，并且想启发我关心以色列的未来。以这种方式给我写信的那些好心的人们可能对我还不太了解；但我预期，当这篇关于摩西的论文在我的新同胞中以译文的形式发表时，我将失去许多其他的人现在对我的同情。
至于内部的困难，一场政治革命和居住地的变迁却不能对此有什么改变。和以前不同，在面对我自己的工作时，我感到心绪不定。我缺乏那种本来应该存在于作者及其研究之间的那种整体意识和归属感。这似乎不是因为我不相信我的结论的正确性。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1912年，当我写作《图腾与禁忌》一书时，我就获得了这种信念，而且此后只是变得越来越坚定。从那时起，我就从未怀疑过，宗教现象只是按照我们所熟悉的个体的神经症状模式才能理解——宗教现象是人类大家庭的原始历史中那些早已忘记的、重要事件的复归——宗教现象正是由于这个根源才获得了其强迫症的特征，因此，它们对人类的作用是强制推行它们感到满意的历史真理。只有当我扪心自问，我是否在我选定的这个关于犹太一神教的例子中成功地证明了这些论点时，我的怀疑才开始出现。从对我的批评意义上说，这本以摩西这个人物为出发点的书，就像是一个用脚尖保持平衡的舞蹈演员一样。如果我不能在对弃婴神话的分析解释中找到支持的证据，不能由此而转向塞林对摩西之死的猜想，这篇完整的论文就等于没写。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还是冒险写下去吧。
（一）历史的前提3165
因此，以下所述是引起我们兴趣的那些事件的历史背景。由于第十八王朝的征服，埃及成了一个世界帝国。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反映在宗教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观念即使不在全体人民之中，至少也在其统治阶层或起积极作用的上等知识阶层之中得到了发展。在古老北方（赫里奥波利斯）崇拜太阳神的祭司们影响下，或许也受到来自亚洲的推动力的强化，便产生了一个宇宙神阿顿的观点，人们也不再把它仅限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在年轻的法老阿蒙诺菲斯四世即位之后，他对提出一个神这种观点更感兴趣。他推动阿顿宗教成为国家宗教，并且通过他使这个宇宙神成为唯一的神：人们所讲述的关于其他神祗的一切全都是欺骗和谎言。他怀着庄重的顽固态度，反对巫术思想的一切诱惑，他还排斥了埃及人特别看重的关于死后生活的幻想。在一次对后世科学发现的惊人预见中，他认识到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源就在太阳辐射的能量之中，并把它作为他的神祗的力量的象征来崇拜。他对上帝创造世界而感到喜悦，对自己生活在真理和正义之中而感到荣耀。
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神教宗教的第一次出现，或许是最清楚的一次出现；对决定其起源的历史因素与心理学因素做更深入的洞察，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尽管人们尽了努力，但没有很多关于阿顿宗教的信息资料流传下来。早在埃克赫那顿的懦弱的继承者们统治时期，他所创造的一切便已土崩瓦解了。他所压制的祭司们对他的回忆充满了仇恨和愤怒；阿顿宗教被废除了，这个被污为罪犯的法老的首都遭到毁坏和掳掠。大约在公元前1350年，第十八王朝寿终正寝：在经历了一段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后，哈莱姆哈布将军恢复了秩序，他一直统治到公元前1315年。埃克赫那顿的改革似乎成了一段注定要被忘却的插曲。
这就是历史上所确立的背景；现在开始我们假设的续篇。在埃克赫那顿的亲随者当中，有一个或许被称作图特摩西（Tuthmosis）的人，和当时的许多其他人一样3166——除了它的第二部分一定是“——摩西”之外，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地方。他地位很高，而且是阿顿宗教的一个忠实信徒，但是，与那位喜欢沉思默想的国王相反，他精力旺盛并充满热情。在他看来，埃克赫那顿的死及其宗教的废除意味着他的所有期望的破灭。他继续留在埃及就只能作为一个恶徒而受到排斥，或者作为一个离经叛教者。或许作为边疆省份的首领，他已经和早在几代人之前就已移民过来的某个闪米特部落取得了联系。他必定是在失望和孤独之中转向了这些外国人，在他们当中寻求对其损失的补偿。他选定他们作为他的人民，试图在他们当中实现他的理想。在他的追随者的陪伴下，他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埃及，他以割礼的标志而使他们成为圣徒，给他们制定了法律，引导他们接受了阿顿宗教的教义，这是埃及人刚刚抛弃的宗教。摩西这个人给他的犹太人提出的训言，可能比他的主人和老师埃克赫那顿的训诫更加严厉，而且他可能也已经放弃了对古老北方的太阳神的依赖，这是埃克赫那顿一直追随的神祗。
我们必须把公元前1350年以后的那段空位期作为出埃及的日期。此后一直到完成对迦南国土的占领的那段间隔时间则尤其难以推测。现代历史研究能够从《圣经》的解说在这一方面所遗留下来的，或毋宁说是创造出来的那段含混不清的空白时期中抽取出两个事实。其中一个事实是厄恩斯特·塞林发现的，他认为，即使是按照《圣经》的描述，那些犹太人也是顽固不化的，不服从他们的立法者和领袖的管束，终于有一天起来造了他的反，把他杀掉，抛弃了强加给他们的阿顿宗教，就像早期埃及人抛弃它那样。第二个事实是爱德华·迈尔证实的，他认为，那些从埃及回来的犹太人后来同位于巴勒斯坦、西奈半岛和阿拉伯之间地区的关系最亲近的部落联合起来，并且在阿拉伯米底亚人影响之下，在当地一块名叫卡代什的泉水四溢的地方，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崇拜火山神耶和华，此后不久他们便准备作为征服者而入侵迦南。
这两次事件相互之间以及与出埃及之间的年代关系，是非常难以确定的。最接近的历史参照点是由美楞普塔法老（他统治到公元前1215年）的一块石碑提供的，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战斗报告，把“以色列”列入被打败的敌人之中。如果我们把这块石碑的日期作为界限，那么，我们就为从出埃及开始的事件的全部过程（从公元前1350年后到公元前1215年前）留出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但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很可能和我们正在探究其命运的那些部落无关，实际上我们还掌握着更长的时间间隔。后来的犹太民族在迦南定居这当然不是通过一次征服而迅速完成的，而是在起伏不定和相当长的时期中发生的。如果我们摆脱美楞普塔石碑所施加的限制，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把一代人（30年）的时间归于摩西时期3167，而且至少允许两代人，但很可能更多，一直过渡到在卡代什进行联合的时期。3168在卡代什和入侵迦南之间的间隔只需很短时间。在前一篇论文[第48页]中所展示的犹太传说，为缩短出埃及和在卡代什建立宗教之间的间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相反的情况则正是我们研究的兴趣所在。
但是，所有这一切仍然都是历史，是为了填补我们的历史知识的空缺，因此部分地重复了我在《意象》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我们的兴趣是追寻摩西及其教义的命运，由于犹太人起来造反而将摩西及其教义置于死地。从《旧约全书》的前几卷作者所做的说明来看，这些记载是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写成的，但当然是依据更早的记载3169，我们已经发现，在卡代什的联合与建立宗教伴随着一次现在仍然清晰可辨的双方的妥协。一方所关心的只是否认耶和华神是个新的和外来的神，并强烈要求人们忠实于他；另一方则渴望不要忘记他把犹太人从埃及解放出来以及对摩西这个领袖人物的高大形象的珍贵记忆。这一方也成功地把这件事实和摩西这个人物引进来重新说明早期的历史，至少保留了摩西宗教的外部标志——割礼——而且在使用摩西这个名字方面可能还提出了某些限制性条件。我们已经说过，提出这些要求的代表人物是摩西的追随者即利未人的后代，他们与其同时代人和同胞相分离的时间只有几代人，并且仍然保留着对他的活生生的记忆。我们把诗歌般润饰的解说归功于耶和华的信徒们，归功于他后来的敌手埃洛西思的信徒们。这些解说就像一些墓碑，人们对那些早期事件的真实描述——即关于摩西宗教的实质以及这位伟人的暴死——这些被后代人的记忆逐渐忘却的事情，终于在这些墓碑之下永久地长眠了。而且，如果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做了正确的猜测，那就没有什么令人困惑的事情遗留下来；但是，这可能完全可以预示，这是在犹太人历史中关于摩西这一段插曲的最终结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对犹太人那段经历的最强大影响只是在以后才表现出来的，在许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才强制性地变成了现实。耶和华在性格上和周围民族及部落的诸神可能大不相同。的确，他曾与他们进行过争斗，就像那些民族自己相互争斗一样，但是我们不能设想，在那时耶和华的崇拜者们竟然能想到要否认迦南、莫阿布（Moab）或阿马利克（Amalek）等神祗的存在，更不用说想要否认相信这些神的民族的存在。
随着埃克赫那顿而骤然兴起的一神教观念再次陷入黑暗之中，并且要在黑暗中等待很长时间。恰好位于尼罗河第一大瀑布下方的埃勒芬廷岛上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惊人的信息，犹太人的军事殖民地已在那里定居好几个世纪了。在他们的神庙里；除了主神耶和华外，还有两位女神受到崇拜，其中一个名叫安纳特-耶和华（Anat-yahu）。这些犹太人确实是从他们的祖国分离出来的，并且没有参与那里的宗教发展；（公元前5世纪）埃及的波斯人政府向他们传达了关于来自耶路撒冷的宗教崇拜的新规定。3170回顾更早的时代，我们可以说，耶和华神和摩西神毫无相似之处。阿顿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和他在人世间的代表——或者更恰当地说，他的原型——埃克赫那顿法老一样，当他的祖先征服过的世界帝国分崩离析时，他却消极地袖手旁观。毫无疑问，对于一个随时准备用武力去占领新的国土的民族来说，耶和华比较合适。应该得到赏识的摩西神中的一切，则完全超出了人们对原始民族的理解。
我已经说过——而且在这一点上我很高兴能够表示赞同其他作者的意见——犹太教宗教发展的核心事实是，随着时代的进展，耶和华神失去了他自己的特点，并且越来越类似于摩西的古老的神阿顿。确实，差别依然存在，人们往往一眼看去就能看出哪些差别更重要；但这些差别是很容易解释的。
在埃及，阿顿是在确定了其属地的一段幸运的时期开始其统治的；甚至当帝国开始濒于危险的时候，他的崇拜者们仍然能够不顾一切干扰，继续颂扬和赏识他所创造的一切。犹太人的命运却是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苦难和痛苦事件；他们的神变得苛刻而严厉，而且陷入意志消沉之中。他仍然保持着统治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宇宙神的特点；但是，对他的崇拜已从埃及人转向犹太人；这个事实在附加的信条中表现出来，即犹太人是他选定的子民，他们所尽的特殊的义务最终也将得到特殊的奖励。让悲惨地经历了其不幸命运的这个民族去顺从地相信他们被万能的神所选中，这恐怕并不容易。但他们并不允许自己被这些信念所动摇：他们却增加了自己的罪恶感以便压制他们对上帝的怀疑，或许他们最终视之为“上帝不可思议的教令”，就像当今时代虔诚的人们所做的那样。如果他们还倾向于感到困惑，他竟然允许一个接一个残暴的入侵者——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起来推翻和虐待他们，那么，当他们发现所有这些邪恶的敌人都逐一被征服，敌人建立的帝国也被消灭时，他们便重新认识到了他的力量。
犹太人后来的神在三个重要方面终于和古老的摩西神趋于类似。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方面是，他被真正地承认为是唯一的神，除了他之外，任何其他的神都是不可想象的。埃克赫那顿的一神教被整个民族严肃地接受；的确，该民族如此依附于这种观念，致使这种观念成为他们理智生活的主要内容，使他们不再对别的事情感兴趣。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和祭司阶层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祭司们竭尽全力要建立崇拜上帝的仪式，他们却发现同人民当中流行的强烈思潮截然相反，人民想要复活摩西关于他的神的另外两种教义，先知们的话总是孜孜不倦地宣称，上帝蔑视所有的仪式和牺牲，只要求人们信仰他，并且在真理和正义中生活。而且，当他们赞美在荒野中生活的简朴和神圣时，他们当然是受摩西理想的影响。
现在该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是否有必要把摩西的影响视为犹太人所采纳的上帝观念的最终形式的原因，或者是否还不足以断定，在几百年的文明生活中，犹太人曾向更高的理智性3171自然发展呢？关于这种有可能结束我们所有困惑和猜测的解释，可以做两点说明。第一点，它什么也没有解释。在希腊人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更高度智慧的民族——同样的条件却没有导致一神教，而是导致了多神宗教的分化和哲学思想的开端。在埃及，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一神教是作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副产品而发展起来的：上帝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的绝对统治者法老的反映。对犹太人来说，政治条件极不适合于从一个排他性的民族神的观念发展成为世界的普遍统治者的观念。而这个弱小而又无力量的民族何以竟傲慢到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上帝的宠儿呢？一神教起源于犹太人这个问题便这样成为未解之谜，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这个共同答案，即这是该民族的特殊宗教天才的表观。众所周知，天才是不可理解和不能说明问题的，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它作为一种解释，除非所有其他的解决方法都失败了。3172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犹太人的记载和历史作品本身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它们最明确地主张——这一次和他们自身没有矛盾——关于只有一个神的观念是由摩西带给该民族的。如果对这种主张的可信性还有反对意见的话，那就是，他们发现祭司们在对《圣经》进行修改时把太多的东西追溯到摩西了。像宗教仪式这些无疑是以后年代形成的习俗，也都被说成是摩西制定的律令，其意图显然是为了增加其权威性。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怀疑的依据，但还不足以对此加以否决。因为这种夸张的更深层动机是显而易见的，祭司们的讲述寻求的是，在他们所处的时期和遥远的摩西时代之间建立连续性；它寻求的正是要否认我们已描述为犹太宗教史的最惊人事实的东西，即在摩西制定法律和以后的犹太宗教之间有一条鸿沟——这是一条最初曾由对耶和华的崇拜所填平的鸿沟，以后才慢慢地被掩盖的。尽管其历史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在对《圣经》文本进行特别处理时，有过多的证据来证实其正确性，但是，有人却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否认事件的这一发展过程。在这里祭司们的修正和把新神耶和华变成族长式的神的有倾向性的歪曲目的相同[第44页]。如果我们把制定《祭司法典》的这种动机考虑在内，我们将发现，我们不得不相信，摩西确实是亲自把一神教观念传给犹太人的。我们更完全应该赞同这种看法，因为我们能够说出摩西是从哪里获得这种观念的，而犹太教的祭司们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在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我们把犹太一神教追溯到源自埃及一神教，这样做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把这个问题稍微往后推了一步而已：它所告诉我们的只不过是一神教观念的根源。其答案在于问题不是要获得什么，而是要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事件的真实过程，我们或许可以从中了解到某些东西。
（二）潜伏期和传说
因此，我们承认这个信念，即只有一个神的观念，以及对以其名义所做的起巫术作用的仪式的排斥和强调伦理方面的要求，实际上都是摩西的教义，刚开始时谁也没有注意这些教义，但是在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之后，这些教义又开始发挥作用，并且最终永久地确立下来，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延迟了的作用呢？我们在何处还能遇到这种类似的现象呢？
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些现象在各种不同的领域里并非不常见，它们很可能是以各种或多或少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我们不妨以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历史为例，例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最初它遭到了痛苦的排斥，在数十年里受到粗暴的否认；但是，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它便获得了承认，成为朝向真理迈出的伟大一步。达尔文本人也获得了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里或立碑的荣誉。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们并不难理解。新的真理往往引起人们情绪上的抵抗；这些抵抗表现在一些争论上，通过这些争论，利于这个尚未流行的理论的证据就能受到排斥；看法上的争论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一开始就有追随者和反对者；前者的数量和重要性持续不断地增加，直到最终他们占了上风；在整个争论的岁月中它所关注的主题却从未被忘记。我们很少感到惊讶，事件的整个过程竟占用了相当长时间；我们可能并不完全赞同，我们所关注的事物是群体心理学中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发现，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有恰好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类似物。如果一个人听到了某个新的事物，以某种证据为依托，他应该认为这个事物是真实的，但这个事物与他的某些愿望相矛盾，并且会动摇他以前非常珍视的某些信念，这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他将犹豫不决，寻找能使他怀疑这个新事物的理由，而且他自己要内心斗争好一会儿，直到最后才承认：“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尽管我很难接受它，尽管让我相信它是很痛苦的。”我们由此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自我的理性活动需要时间来克服强烈的感情宣泄所保持的反对意见。这种情况和我们正致力于理解的情况之间的类似性并不很大。
我们提出的另一个例子看来和我们的问题更缺少共同之处。一个体验过某种恐怖事件——例如火车相撞——的人，他侥幸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受伤。然而，在以后几个星期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精神和运动症状，这些症状只能溯源于他受到的惊吓、震惊等情况。他现在患了一种“创伤性神经症”。这是一个相当不可理喻的——就是说，一个新的——事实。在那次事故和第一次出现这些症状之间经过的那段时间被描述为“潜伏期”，是对传染性疾病病理学的一种明显暗示。经过思考之后，我们一定会深感震惊，尽管在这两种情况——创伤性神经症问题和犹太一神教——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可以描述为“潜伏期”的这种特点。按照我们确定无疑的假设，在犹太宗教的历史中，当脱离摩西宗教之后，存在着一段漫长的时期，其间没有发现一神教思想的任何痕迹，也没有发现对仪式的轻蔑或对伦理道德的强调。因此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我们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在特殊的心理学情境中去寻找。
我们已经反复描述过在卡代什所发生的事情，后来成为犹太民族的两个部分在当时结合在一起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一方面，在那些曾在埃及生活过的人中，对于出埃及这件事和摩西这个人物的记忆仍然如此强烈而生动，因此他们要求以早期时代为依据而进行联合。他们或许就是认识摩西本人的那些人的子孙后代，其中有些人仍然感到自己是埃及人，并拥有埃及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完全有理由来压抑对他们的领袖和法律赋予者所遭遇的命运的记忆。该民族的另一部分有一个决定性的目的，那就是美化这个新神。并否认他的外来性。这两个部分同样感兴趣的是否认他们曾有过更早期的宗教，否认其内容的实质。由此便导致了第一次妥协，而且很可能不久便记录在文字中，从埃及归来的人随之带来了文字书写，带来了写作历史的愿望；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才使历史的写作实现了确保不歪曲真理。起初，历史的写作毫无顾忌地按照当时的需要和目的，形成了对历史的解说，仿佛它还没有认识到伪造这个概念似的。由于这些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对同一本材料，即传说的书面记录和口头传述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不一致。在书面记录中被省略或更改了的内容完全可以完整地保留在传说中。传说是对历史写作的一种补充，但同时又是与历史写作相矛盾的。它较少受歪曲目的的影响，或许在某些方面完全没有歪曲的意图，因此，可能比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更真实。但是，口头传说的可信性往往受下述事实的损害，它比书面文字更不稳定、更不明确，当它通过口头交流由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时，往往发生许多更改和变动。像这类传说很可能会遭遇各种不同的命运。我们预期最大的可能是，它会被书面文字所排挤，不能与之相抗衡，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最终将被忘却。但口头传说也可能会遭遇其他命运：一种可能的命运是，传说本身最终成为一种书面记录，随着我们研究的进展，他们将不得不提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我们正在研究的犹太宗教史中的潜伏期现象，或许可以用下述这种情况来解释，由所谓官方历史学家的观点所有意否认的那些事实和观念实际上并没有消失。有关这些事实和观念的信息一直在该民族的传说中持续存在着。正如塞林使我们确信的那样，实际上还有一种关于摩西之死的传说，它和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而且更接近真理。我们可以设想，就像摩西宗教的某些内容不被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所接受一样，当时已显然不能存在的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
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显著事实是，这些传说并不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日渐衰弱，而是在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挤进了后来官方所做的历史修正中，最终表现出强大到足以对该民族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确实，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决定因素在目前来说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畴。
这个事实如此值得注意，以至于我们感到应该对它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问题就包含在其中。犹太人已经放弃了摩西带给他们的阿顿宗教，并转而崇拜另一个神，这个神和邻近民族的巴利姆神（Baalim）3173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以后历代所有有意的努力都未能掩藏住这一耻辱的事实。但是摩西的宗教并没有不留踪迹地消失；对它的某种记忆仍然活生生地保留着——这是一种可能被掩盖和歪曲的传说，而且正是这种关于伟大过去的传说（似乎是在背后）继续发挥着作用，逐渐在人民的心理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终于成功地把耶和华神变成了摩西神，复活了早在数世纪之前就被引进、后来又被放弃了的摩西宗教。一种被抛弃了的传说竟然能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生活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种观念我们确实还不熟悉。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在群体心理学的领域中，对这个领域我们感到尚不通晓。我们将寻找可以类比的东西，至少具有类似性质的事实，即便是在不同领域中的事实，我相信，那种事实是能够发现的。
那一段时期，在犹太人中摩西宗教的复活正处于准备状态，而希腊人发现自己储藏着格外丰富的部落传奇和英雄神话。人们相信，公元前9世纪或前8世纪是两个荷马史诗的发源时间，荷马史诗是从这些传奇中抽取其材料的。运用我们今天的心理学洞见，我们早在施利曼（Schliemann）和埃文斯（Evans）之前就能提出这个问题，希腊人是从哪里获得所有这些传奇材料的？荷马和伟大的雅典戏剧家们在他们的杰作中依据的就是这些材料。答案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民族很可能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经历过一段对外扩张的辉煌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在后来历史的灾难中毁灭了，但有关的含混不清的传说却在这些传奇中保留下来。我们今天的考古学研究现在已经证实了这种猜想，这在过去当然被认为是太离奇了。这些研究已经发现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米诺斯——迈锡尼文明（Minoan-Mycenaean civilization）的证据，很可能这种文明在公元前1250年前的希腊本土上就已告终结。在以后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中几乎没有发现有人提到过它：至多有一种迹象表明，曾有一段时期克里特人统治过海洋，还有人提过米诺斯国王及其宫殿即迷宫（the Labyrinth）的名字。这就是全部的内容，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这些传说却被诗人们抓住了。
其他民族——德国人、印度人、芬兰人——的民族史诗也开始出现。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决定其起源的因素和希腊人的情况相同，这是从事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们的事。我相信，这种研究会产生积极的结果。这里有一个我们识别出来的决定因素：在早期历史的一段时期之后随即便出现了大量重要而又丰富多彩，或许总是充满英雄业绩的内容。但是，它们存在于如此久远的年代，只有一些模糊不清而又不完整的传说留传给了后代。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史诗在以后的年代中却被湮没了。这可以解释为，其决定因素已不复存在。古老的材料已被散失殆尽，至于以后所有的事件，则用历史的作品取代了传说。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业绩也不可能再激励人们写出一篇史诗，即使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也有权抱怨说，他再也找不到像荷马这样的人来颂扬他了。
久远的过去年代对人的想象力具有伟大而又令人困惑的吸引力。每当人类对其现在的环境感到不满时——而且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他们便转回到过去，并且希望他们现在能够证明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黄金时代梦想的真实性3174。他们很可能仍然处在其童年时代的魔力之下，人类并非不偏不倚的记忆使他们把童年时代作为一个无拘无束的欢乐时代。
如果所流传下来的关于过去的一切都是我们称之为传说的一些不完全的和模糊的记忆，那么，这对艺术家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自由地根据他的想象的欲望来填补记忆的空白，来描绘他希望根据他的意图来再现的那一段时期。一个人几乎可以这样说，传说越是含混不清，它对于诗人就越有用。因此，对于传说对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重要性，我们不必感到惊讶，通过和决定史诗的方式进行类比，使我们更倾向于接受这个奇怪的假说，正是关于摩西的传说，对犹太人来说，才把对耶和华的崇拜变成了对古老的摩西宗教的崇拜。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两种情况仍然是大不相同的。一方面其结果是一首诗歌，而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宗教；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假定，在传说的激励下它就是一种忠诚的再现，而史诗当然不可能为这种忠诚提供副本。因此，我们的问题足以表明，还需要进行更适当的类比。
（三）类比
对于我们在犹太宗教史中所发现的那些事件的显著过程来说，唯一令人满意的类比存在于一个遥远的领域之中；但这种类比却是很完满的，而且达到了同一性。在这种类比中，我们再次遇到了潜伏期现象，这是一种需要做出解释的不可理解的表现，即把一个早期出现的，但未被忘记的事件作为一个必要的决定因素。我们还发现了强迫性的特征，它支配着人的心理活动，同时压制着人的逻辑思维——这是一种在史诗诞生过程中没有描写过的特征。
这种类比在心理病理学中，在人类神经症的产生过程中就可以遇到——就是说，在一个属于个体心理学的领域中就可以遇到，而宗教现象必须被看做是群体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发现，这种类比并不像刚开始可能认为的那么令人惊奇——确实，它更像是一种基本原理。
我们把早期经历过而后来被遗忘的那些印象命名为创伤（traumas），我们认为，创伤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关于神经症的病因学是否被普遍认为是创伤性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对这种观点提出的明显的反对意见认为，不可能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发现，在神经症患者的早期历史中有明显的创伤。我们一定常常满足于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对影响每个人的经验和要求的一种不同寻常的变态反应，但其他人是以可称之为正常的另一种方式来对待这些经验和要求的。当除了遗传的和体质的倾向之外，我们找不到解释神经症的方法时，我们当然倾向于认为，神经症不是获得的，而是发展而来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有两个要点必须强调。首先，神经症的产生一律都可追溯到童年期的早期印象3175。其次，有一些情况确实可以作为“创伤”而区别出来，因为它们的效果可以毫无疑问地追溯到这些早期时代的某一种或更强有力的印象上去——这是一些没有得到正常处理的印象，因此人们倾向于认为，如果这些印象没有出现，神经症也就不会出现。如果我们必须把正在探讨的这种类比仅限于这些创伤性的情况，这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也就足够了。但是，在这两组（情况）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要把这两种病因学的决定因素统一在一个概念之中是完全可能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如何给“创伤”下定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只是由于某种数量因素的作用，经验才获得了其创伤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因为对引起某种不同寻常的病理反应的经验提的要求过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暂时认为，在一种体质中某一事物可引起创伤，在另一种体质中却没有这种作用。我们便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个所谓浮动的“补充系列”的概念3176，其中两种因素集中起来满足一种病理要求。一种因素的减少被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所平衡掉了；一般地说，这两种因素是共同起作用的，只有在该系列的两端，才可能有单一的动机在起作用。在提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不把创伤性与非创伤性病因学之间的区别视为与我们正在探讨的这种类比无关。
尽管有某种重复的危险，在这里，我们或许也可以把构成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类比的那些事实集中到一起。这些事实如下。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我们所谓神经症现象（或症状）是某些体验和印象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把这种结果视为病因学的创伤。我们现在面临着两项任务：（1）发现这些体验的共同特点；（2）找出神经症症状的共同特点，而且在这样做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做一些粗略的描述。
（1）a.所有这些创伤都发生在童年早期，一直到大约五岁左右。一个孩子开始咿呀学语的时候的印象往往突出出来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两岁和四岁之间的阶段似乎最重要；还无法有把握地确定，这个感受性敏感的阶段在出生之后多久才开始的。b.这些体验一般地说完全被遗忘了，它们不被记忆所接受，应属于婴儿期记忆缺失阶段，这一阶段通常会被少数不同的记忆痕迹所打断，这些痕迹就是所谓“掩蔽性记忆（screen memories）”3177。c.它们和某种性的性质以及攻击性性质的印象有关，无疑也和对自我的早期伤害（自恋的伤害）有关。在这一方面，应该注意，这样小的孩子还不能明显地区分性活动和攻击性活动，就像他们后来所做的那样。（参见在虐待意义上对性活动的误解3178。）当然，这种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是最令人吃惊的，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考虑。
这三个要点——（在人生的最初5年中）这些经验的最早期表现，这些经验被遗忘这个事实，以及它们的性欲一攻击性内容——是紧密相连的，这些创伤既是患者对自己身体的体验也是感知觉，大部分是视听方面的感知——就是说，既是体验也是印象。这三个要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是靠一种理论建立起来的，是分析工作的产物，分析工作本身就能使人了解到那些被遗忘的经验，或者更生动地但也许不那么正确地说，把这些经验带回到记忆中。该理论认为，与流行的意见相反，人类的性生活（或以后与它相应的事物）表明在早期有一段全盛期，该全盛期在大约五岁时结束，紧跟其后的是所谓潜伏期（一直到青春期），在此期间性欲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已经获得的东西确实经历了一次退行。这一理论已经得到了关于内部生殖器发育的解剖学研究的证实；它引导我们设想，人类是从在5岁便达到了性成熟的一个动物物种演变而来的，而且它还引起人们猜疑，人类性生活的推迟及其二相开始（即有两次高潮）与成为人类的过程（hominization）有密切联系。看起来人类是唯一具有潜伏期和这种性推迟的动物有机体。关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据我所知，这种研究尚未进行过）对于检验这种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幼儿期记忆缺失阶段与性欲的这一早期阶段是一致的，这在心理学上不可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许这种事态为可能发生神经症提供了真实的决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神经症便成为人类的一种特权，从这种观点来看，神经症就像我们身体解剖的某些部分一样，是原始时代的一种遗迹——一种“存活下来的残存物”。
（2）关于神经症现象的共同特点或特征，有两个要点必须强调：a.创伤的作用有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前者是想使创伤再次发挥作用——就是说，要记住被遗忘的经验，或者更恰当地说，使它成为真实的，重新体验一次；或者即使它只是一种早期的情绪关系，在与另一个人的类比关系中也要使它复活过来。我们把这些努力统称为“对创伤的固着”（fixations to the trauma）和一种“强迫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可以把它们合并到所谓正常自我中去，作为其中的一些持久倾向，它们可以赋予自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特征，尽管，或更精确地说是因为，它们的真实基础和历史起源被遗忘了。因此，一个男人在他的童年时代过度地依附母亲，而现在已把这种依附关系遗忘，那么，这个男人可能花费毕生的时间寻找一个他可以使自己依赖的妻子，他可以努力使自己得到妻子的供养和支持。一个在其童年早期被诱奸过的姑娘可能会这样来指导其以后的性生活，以便经常地引起人们对她类似的攻击。可以很容易地猜测到，从关于神经症问题的这些发现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性格形成的一般过程。
创伤的消极反应则遵循着相反的目标，被遗忘的创伤中什么东西也不会回忆起来，任何事件也得不到重复。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防御性反应”（defensivereactions）。它们的主要表现方式就是所谓“回避”，这些反应可能会加强成为“抑制”和“恐怖症”。这些消极的反应也会对性格的形成产生最重大的影响。和它们的对立面一样，创伤的消极作用也是对创伤的固着，只不过它们是有着相反目的的固着。在更狭窄的意义上说，神经症症状就是一些妥协，其中由创伤引发的这两种倾向结合在一起，这样，时而这种倾向，时而另一种倾向便轮流表现出它们的支配作用。这两种反应之间的这种对立作用往往会引起在事件的正常过程中所不能解决的矛盾冲突。
b.所有这些现象、症状以及对自我的限制和稳定的性格变化都有一种强迫性的性质：就是说，它们具有很大的精神强度，同时它们对其他心理过程的组织也表现出一种深远的独立性，而其他心理过程已经适应了外部现实世界的要求，遵从的是逻辑思维的规律。它们（这些病理现象）并不完全或一点也不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并不注意它或注意它的精神方面的代表，这样，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与这两个方面形成积极的对抗。人们可以说，它们是一个国中之国，一个令人难以接近的集合体，与它们合作是不可能的，但它们可以成功地克制住所谓正常的方面，并强迫它为自己服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便意味着内部精神现实取得了对外部世界现实的统治权，通往精神病的道路便豁然开朗。3179即使事情并未发展到如此地步，这种情境的实际重要性也是不可小视的。对那些受神经症支配的人的生活进行抑制以及他们在生活方面的无能便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状况中识别出他们对其过去某一早期阶段进行固着的一种直接表达方式。
现在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个潜伏期，由于类比的关系。潜伏期必定是一个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童年期的某一创伤可能会立即引发神经症，一种童年期神经症，运用了大量防御性努力，并伴随着症状的形成。这种神经症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引起明显的失调，但是它也可能经历一段潜伏的过程而被人们忽视，一般地说，防御在其中占了上风；在任何情况下，自我的变化3180都可以比作伤疤，是要保留下来的。童年期神经症毫无阻碍地继续进入成年期神经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更经常的情况是，它成功地经历了一段显然不受干扰的发展时期——这是一段由于生理潜伏期的干预所支持或使之成为可能的事物发展过程。直到后来才发生了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已经确定下来的神经症才明显地表现为创伤的一种推迟了的结果。这发生在进入青春期时或青春期稍后。在前一种情况下，神经症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生理成熟而被加强了的本能，现在能够重新进行最初曾被防御作用所打败了的那场斗争。在后一种情况下，神经症的发生是由于防御所带来的自我的反应和变化被证明是对付新的生活任务的一种障碍，这样，严重的冲突便在真正的外部世界和自我的要求之间发生了，自我则寻求保存它费尽千辛万苦才在其防御性斗争中获得的组织作用。在对创伤的第一次反应和以后疾病的发作之间的神经症潜伏期现象必须被看做是典型的。后来发生的这种疾病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想要治愈的努力——看做是力图再次与被创伤的影响所分裂的那些自我的其余的部分进行和解，并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对立的强大整体。但是，这种努力却很少成功，除非分析工作对它提供帮助，但即使这样也并非总能成功；它经常是以自我的完全破坏和分崩离析而告终，或者最终被早期分裂出去的并且现在仍受创伤支配的那一部分所压倒。
为了说服读者，我们有必要对众多神经症患者的生活史做些详细介绍。但是，鉴于这一主题非常噜苏和困难，因此，这样做就会完全毁掉这本著作的特色，本书就会变成一种关于神经症理论的专著，而且即便如此，很可能只对少数选定把研究和实践精神分析作为其毕生事业的读者有影响。既然我在这里是和更多的读者讲话，我只能请求读者们暂时相信我以上所做的节略性的说明；而且在我这一方面，我必须承认，只有当这些理论的基础被证明是正确的，我现在引导读者得出的这些引申之意才能被接受。
然而，我能够尝试讲述一个单一的病例。用这一病例就能特别清楚地展示我已经提那种神经症的许多特点。当然，我们一定不要指望一个病例就能说明一切情况，而且，如果其主题远离了我们正寻求类比的那个题目，我们也不必感到失望。
就像在中产阶级家庭里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个小男孩在出生最初几年里与他的父母同居一室，在他还没有学会讲话的年龄，他就一再经常地有机会观察到他的父母之间的性活动——看到某些事情，听到的就更多了。在他第一次自发地遗精之后立即发作的神经症中，最早期的和最麻烦的症状就是睡眠障碍，在夜间他对噪声格外敏感，而且他一旦被惊醒，就再也不能入睡。这种睡眠障碍是一种真正的折中症状。一方面，这是他的一种防御表现，是为了抵抗他在夜间所经历过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是力图重建那种醒觉状态，他能够在这种状态中倾听那些印象。
通过这种类型的观察，这个孩子过早地产生了一种攻击性的男子气，并且开始用手使他的小生殖器兴奋起来，还多次试图对他的母亲进行性攻击，以便使自己与父亲相认同，他是把自己放到了父亲的位置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母亲终于禁止他再玩弄生殖器，而且还吓唬他说，她要告诉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将以摘掉他这个邪恶的器官以示惩罚。这种阉割的威胁对这个男孩子产生了一种异常强大的创伤作用。他放弃了性活动，并且改变了性格。他不再把自己同父亲相认同，而是害怕他，对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并且通过偶尔的淘气，激惹他实施肉体的惩罚；对他来说，这样做有一种性的意义，这样做他就能够使自己和他那受到虐待的母亲相认同。他越来越渴望依附他的母亲，仿佛一刻没有她的爱，他便活不下去似的，因为他在母亲的爱中看到了一种保护作用，以抵御来自其父亲的阉割威胁。在这种经过改变的俄狄浦斯情结中，这个小男孩度过了他的潜伏期，他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障碍，他成了一个好孩子，而且在学校里也相当成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追溯了创伤的直接作用，而且证实了潜伏期这个事实。
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产生了明显的神经症，并且表现出第二种主要症状——性无能（sextual impotence）。他已经丧失了阴茎的敏感性，不想再触摸它，也不敢为了性的目的而去接近一个女性。他的性活动仅限于精神性手淫（psychical masturbation），伴随着施虐狂-受虐狂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不难识别出他早期所观察到的他的父母性交的后果。随着青春期所带来的这种被加强了的男子气概被用作对父亲的强烈仇恨和对他进行反抗。与他父亲的这种关系发展到极端，竟使他不在乎达到自我毁灭的程度，这种关系也应该为他在生活中失败以及同外部世界发生冲突负责。他必须在职业上失败，因为是他的父亲强迫他接受这一职业的。他也不交任何朋友，而且从未和上司保持良好关系。
当他在这些症状和无能的负担之下，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终于娶了一个妻子时，在他身上便出现了一些性格特质，仿佛这些性格特质就是其存在的核心，这使他与周围的人建立联系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形成了一种完全自我中心的、专横而且野蛮的人格，这种人格使他清楚地感觉到有必要压制和侮辱其他人。这是对他父亲的一种忠实的拷贝，因为在他的记忆中已经形成了关于父亲的形象：就是说，重新复活了对其父亲的认同作用，这种认同作用在他过去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出于性的动机而表现出来。在本故事的这一部分，我们认识到了被压抑的事物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在创伤的直接后果和潜伏期现象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把这种回归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特征。
（四）应用
早期创伤——防御作用——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事物的部分回归。这就是我们为神经症的发展所列出的公式。现在请读者进一步设想，在人类的生活中曾出现过某件事情，它和个体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相类似：就是说，假设这里也发生了一些具有性攻击性质的事件，这些事件留下了持久的后果，但是绝大部分都被避开了，而且被遗忘了，而且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潜伏期之后，这些事件又重新发生作用，并且在其结构和目的上产生了类似于神经症症状的现象。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猜测到这些事件，而且我们想要说明，它们与神经症症状相类似的结果就是宗教现象。由于进化论观点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怀疑人类有一段史前时期，而且由于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说，被遗忘了——因此，这种结论几乎具有一种公理的作用。当我们听说，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有效的而且被遗忘的创伤与人类大家庭的生活相关时，我们可以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未曾预料到的额外收获，我们的讨论到目前为止尚未涉及。
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些主张，在这里我只需重复一下这些话。我的构想起源于达尔文（Darwin，1871，第2卷，第362页以下）的一段声明，并且采纳了阿特金森（Atkinson，1903，第220页以下）的一个假设。这些观点认为，在原始时代原始人过着小型游牧部落的生活3181，每一个部落都在一个强有力的男性统治之下。这段时期的日期无法确定，它也不和我们所知道的地理时代同步，很有可能这些人类的物种还远未形成语言。这种构想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假设，我打算描述的这些事件在所有原始人身上都出现过——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有的祖先身上都出现过。这个故事是以相当浓缩的形式讲述的，仿佛它只发生过一次似的，而事实上它包含着数千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期中又重复过无数次。那个强壮的男子是整个部落的首领和父亲，而且他有无限的权力，他粗暴地行使这些权力。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财产——包括他自己部落中的妻子们和女儿们，或许还有一些从其他部落抢来的女人。他的儿子们的命运则十分艰难：如果他们引起了父亲的妒忌，就会被杀掉，或者被阉割，或者被驱赶出去。他们唯一的办法是以小团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通过抢夺而使自己得到妻子，而且当他们中的某个人能在这一方面取得成功时，便使自己抬高到与原始部落中的父亲相类似的地位。由于自然的原因，最小的儿子便占据了格外有利的地位。他们受到母亲爱的保护，并且能够利用父亲年事日高的现实，在他死后取而代之。我们似乎发现，在许多传奇和童话故事中都有驱逐长子和喜爱幼子的反响。
对于改变这种“社会”组织的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似乎是，那些生活在一个团体中的被驱逐的弟兄们，联合起来推翻了他们的父亲，按照那些时代的风俗，把他生吞活剥地吃掉了。我们没有必要回避这种同类相食的现象；它持续到久远的时代。但是，基本的观点是，我们把同样的情感态度运用于那些我们能够通过分析研究而在当前时代的原始观念中——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确立起来的原始人身上。就是说，我们假设，他们不仅痛恨和害怕他们的父亲，而且把他作为一个榜样来尊崇，而且他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想取代他的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同类相食的行为理解为企图通过吃掉他的一块肉来确保与他的认同作用。
我们必须设想，在杀死父亲之后，又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弟兄们相互争夺父亲的继承权，他们每个人都想独占这一权力。他们认识到进行这些斗争既危险又毫无用处，他们回想起曾在一起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活动，以及在他们被放逐期间所产生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使他们最终达成了一致，形成了一种社会契约。伴随着本能放弃3182的第一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了，它承认相互之间的义务，引进了明确的规章制度，宣称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说，道德和正义开始了。每一个人都放弃了他想要获得其父亲的地位和占有他的母亲及姐妹的想法。这样便产生了乱伦的禁忌和禁止族内通婚。由于除掉父亲而解放出来的相当一大部分绝对权力便移交给了女人们：母系氏族制时代便开始了。在这个“兄弟联盟”的时代，仍然保持着对父亲的回忆。一个强大的动物——最初或许也是一种总是令人恐惧的动物——便被选作父亲的替代物。这种选择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是，人们后来在人类自己和动物之间所建立的鸿沟，在原始人那里并不存在，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也不存在，我们已经能够把他们对动物的恐惧理解为对父亲的恐惧。关于图腾动物，仍完全保持着对父亲的情感关系方面最初的二分法，一方面，图腾被视为氏族的具有血肉之躯的祖先和起保护作用的精灵，它必须受到崇拜和保护，而另一方面，当节日到来时，便为他准备了同原始的父亲所遇到的相同的命运。它被宰杀，并且被全部落的人共同分食。根据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1894），这就是图腾宴。这个伟大的节日实际上是对儿子们联合起来战胜父亲的一次胜利的庆祝。
在这一点上，宗教的地位又当如何呢？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来看待图腾制度，连同它是对父亲替代物的崇拜，由图腾宴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各种纪念性节日和禁律的制定，若有违犯就会被处死——我是说，我们有理由把图腾制度视为人类历史中宗教得以表现的第一种形式，它也进一步证实了图腾制度从一开始就和社会规则及道德义务有联系。在这里我们只能对宗教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最概括性的说明。毫无疑问，它们同人类的发展及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
由图腾崇拜所引发的第一步，是使受到崇拜的存在物人性化。人形诸神的出现取代了动物图腾的位置，但动物图腾的派生物并没有消失。神要么仍然以动物的形式为代表，要么至少有一张动物的面孔，或者，动物图腾成为这个神最喜爱的伙伴，与他不可分离，或者像传奇所讲述的那样，这个神杀死的恰好就是这种动物，而这个动物图腾毕竟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早期阶段。在这种进化的某一时期，伟大的母性神出现了，我们并不容易确定它发生在哪一时期，很可能甚至在男性神出现以前，而且此后在他们身旁受到了很长时间的崇拜。与此同时发生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母权制被族长制的重建所取代。说真的，这些新的父亲们从未达到过原始人父亲的那种无限权力；他们人数众多，以比游牧部落更大的联盟的形式住在一起。他们必须相互协调一致，并且始终受社会秩序的限制。很有可能母性女神是在母权制受到削弱的时代起源的，以作为对轻视母性的补偿。男性之神最初是作为伟大母亲身旁的儿子出现的，只是后来才清楚地表现出父亲这类人物的特色。这些多神教的男性诸神反映的是族长制时代的状况。他们人数众多，相互制约，而且有时还要服从一个地位更高的统帅之神。然而，下一步就把我们引向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那个题目——回到那个有着无限统治权的单一的父亲之神3183。
必须承认，在这个历史的概览中有一些漏洞，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不够确定。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宣称我们对原始历史的构想是纯粹想象出来的，那么，他就严重地低估了其中所包含的材料的丰富性和明显的价值。关于过去的很大一部分材料，在这里被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例如，图腾崇拜和男性联盟。其他部分也都完全一模一样地保存下来。权威人士们经常对古代图腾宴的意义和内容以如此忠诚的方式在基督教圣餐的仪式中得到重复而惊诧不已，在这种仪式上，信奉者们以象征的形式分享他们的神的血和肉。大量的、被遗忘了的原始时代的遗风在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中留存下来，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分析研究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丰富材料，填补了我们对远古时代知识的缺欠。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我只需提出动物恐怖症（animal phobias）即可，儿子竟然害怕被父亲吃掉，这在我们成人看来是很奇怪的，而且还非常强烈地害怕被阉割。在我们的构想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捏造的，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坚实基础的支持。
如果我们关于原始历史的说明可以作为完全有价值的可信的事物来接受，那么，在宗教教义和仪式中有两种因素将被识别出来：一种是对古代家族史及其存留物的固着；另一种则是对过去的复活，经过漫长的间隔，又回复了已被遗忘的一切。正是这后一部分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们忽视，因而也没有被理解，在这里我们至少举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来说明。
特别值得强调下面这个事实，从遗忘中得以恢复的每一部分都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力量，对人民大众产生着无可比拟的强大影响，并且提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真理的主张，对它进行任何逻辑上的反对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一种“我之所以相信它，正是因为它的荒谬”（credo quia absurdum）。3184这个明显的特征只能按照精神病患者的妄想模式才能得到理解。我们早已了解到，一部分被遗忘了的真理隐藏在妄想的观念之中，当这种妄想的观念复现时，它必然会受到歪曲和误解，而依附于这种妄想的强迫性信念则产生于这个真理的核心，并把它传播出去，达到错误的程度，以至于得把它包藏起来。我们必须承认，像这样的一种成分是可以称之为历史真理的，也包括宗教的信条在内。确实，这些宗教信条带有精神病症状的特征，但是，作为一些群体现象，它们不再因孤立无援而受到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