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紧急搜捕令》台词）
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局限。
大多数人都很熟悉这样一种观念：在进化历程中，人类激情的起源与我们当前设定的目标之间不相匹配，这是我们诸多痛苦的根源所在。出于对饥荒的预期，人们暴饮暴食，尽管饥荒从未出现；人们发生危险的通奸行为并怀孕，尽管他们并不想要孩子；人们疯狂地舞动身体，以此来应对无法逃避的压力。
在情感方面是这样，在智力方面也可能如此。认知能力进化的最初意图与当前人类赋予它们的新意图之间不相协调，这可能是我们的某些困惑产生的根源。这一点在涉及一些粗略的数据加工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进行六位数相乘时，人们不会进行心算，人们也不会试图去记住遇见的每个人的电话号码，因为他们知道大脑的组织设计并不适合这些任务。但当涉及我们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方式时，情况就不这么明显了。大脑使我们能够接触到现实的各个层面，比如物体、动物和人，这些都是我们的祖先在上百万年的时间里需要面对的事物。但是随着科学技术逐渐揭示出新的隐秘世界，我们那些纯朴的直觉可能就会处于茫然状态了。
纯朴的直觉都包括哪些呢？许多认知科学家相信，人类的推理活动并不是由大脑中一个单一的具有通用目的的计算机完成的。世界是多样的，而我们拥有不同的直觉和逻辑，每种直觉、逻辑都与现实的一部分相对应。这些认识世界的方式被称为系统、模块、立场、机能、大脑器官、多元智能以及推理机（reasoning engine）。这些功能在个体生命早期就出现了，每个正常人都具备，而且这些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大脑中不同神经网络的运作。这些神经网络可能是由不同的基因组合配置而成的，也可能是脑组织为了解决不同的问题，应对不同的感觉传入模式而进行自组织时形成的。而最有可能的是，这些神经网络是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我们的推理能力与大学系部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能力并不是广阔的知识领域，可以用任何的优良工具进行分析。每一种能力都依托于一种核心的直觉，而这种直觉非常适用于分析人类进化时所处的环境。虽然认知科学家并不赞同《格雷解剖学》（Gray’s Anatomy）关于心智的观点，但我这里提供了一个具有尝试性，同时又站得住脚的认知能力以及关于这些认知能力所依托的核心直觉的清单：
● 直觉物理学，我们用它来观察物体是如何跌落、弹起以及弯曲的。它的核心直觉是物体的概念。物体是指占据一定空间，在一个持续时间跨度内存在，遵循各种运动规律和作用力规律的存在。这些并不是牛顿三大定律，而是更接近于中世纪的推动力概念，即一种使得物体产生运动并逐渐静止的“活力”。
● 对生物或自然史的直观看法，我们用它来理解整个生物世界。它的核心直觉是，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都有一个隐藏的本质，这一本质使它们有了外形和生命力，并驱动着它们的生长和身体机能。
● 直觉工程学，我们用它来制作、了解工具和其他人造物。它的核心直觉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被赋予了某种意图的物体，即人类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设计出来的物体。
● 直觉心理学，我们利用它来理解他人。它的核心直觉是，其他人并不是物体或机器，而是拥有着称为心智或者心灵这样一些看不见的实体的生物。心智包括信念和欲望，是激发行为的直接原因。
● 空间感知，我们用它来周游世界，感知事物的位置。它是建立在航迹推测以及心理地图网络基础之上的。航迹推测会随着身体的移动和转动而不断更新它的坐标。每一类心理地图都是由不同的参照系（眼睛、大脑、身体或现实世界中那些醒目的物体和位置）架构而成的。
● 数字感知，我们用它来进行数量方面的思考。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能力基础之上：对较少数量的物体进行准确计数，对较大数目的物体进行粗略估计。
● 概率感知，我们用它来对不确定事件的可能性进行推理。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能力基础之上的：计算事件的相对频率，即某些类型的事件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出现的比率。
● 直觉经济学，我们用它来进行商品及利益交换。它是建立在互惠性交换基础上的，所谓互惠性交换就是一方给予另一方某种益处，同时从对方那里获取等价回报的权利。
● 心理数据库和心智逻辑，我们用它们来表达观念，从旧观念中推导出新观念。它们建立在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发生，或者谁对谁做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及什么原因等问题加以判断的基础上。这种判断与心理网络相连，可以用“和、或者、否则、全部、一些、必须、可能、原因”等一些逻辑运算符号和因果运算符号进行重新组合。
● 语言，我们用它来与他人分享那些源于心智逻辑的观念。语言建立在心理词典的基础上，而心理词典是由我们识记的单词和一套由组合规则的心理语法组成的。这些规则将元音和辅音组合成单词，又将单词组合成词组和短语，最终组合成句子。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就可以从被组合的各个部分的意思以及它们的组合方式推断出新组合成的意思。
心智还包括其他一些构成部分，在这些构成部分中，很难讲清楚认知是如何消退，而情感又是如何开始的。这些构成部分包括一个与恐惧情感相对应的危险评估系统，以及与厌恶情感相对应的污染评价系统，还包括一种道德感。但道德感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需要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对它进行讨论。
这些认知世界的方式以及核心直觉适合的是那些目不识丁，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一小撮人，他们远离现代文明，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过活，依赖自己所能搬运的东西生存。我们的祖先脱离这种生活方式过上定居生活也只不过几千年而已，这个周期太短，进化还未能使人类大脑发生很多变化（如果不是一点变化也没有的话）。很显然，大脑还缺乏理解当今这个由科学和技术造就的令人炫目的新世界的能力。对许多知识领域来说，大脑还没有进化出专门适用于该领域的组织结构，大脑和基因组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专业分化的迹象。人类无论是在婴儿期还是之后的生命阶段里，都没有显示出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自发生成的直观理解。这些知识领域包括现代物理学、宇宙论、遗传学、进化学、神经科学、胚胎学、经济学和数学。
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必须要去学校或通过阅读书籍才能学会学科知识，而在于我们并不具有直观理解这些知识的心智工具。我们或依赖于类推法使原有的某种智力继续发挥功能，或是依赖于由其他机能一鳞半爪式地拼凑而成的心智构造。对这些领域的理解极有可能很困难、很肤浅，而且还会受到原始直观感受的干扰。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争议，当然这些争议是位于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一更大范围的争议之中的。本章的核心是，在这些争论中，不仅要考虑道德、经验以及政治方面的因素，而且还要考虑认知因素：大脑先天具有的界定问题的方式。大脑的认知构造是我们在思考诸如教育、生物伦理、食品安全、经济以及理解自身之类的很多难题时被遗漏的一环。
教育
人类天生的思考方式体现得最为明显的一个领域是学校。任何一种教育理论必然是建立在某种人性论基础之上的，而在20世纪，这些人性论基础主要是“白板说”以及“高贵的野蛮人”。
传统的教育主要建立在“白板说”的基础之上：学生脑袋空空地来到学校接受知识，然后在随后的考试中将这些知识展示出来，传统教育的批评者称之为“储蓄-放贷”模式。早期的学校生涯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期，这种常见的哲学背后的人性论也是“白板说”。当下，有很多学校正利用这一阶段向学生灌输有关于环境、性别、性行为以及伦理多样性的理想化态度。
就激进教育实践本身而言，它是建立在“高贵的野蛮人”这一人性假设之上的。正如尼尔（A.S.Neil）在他那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夏山学校》（Summerhill）中所写：“孩子生来是聪明的，现实的。假如成年人不约束他，他就会尽可能地发展自己的潜能。”尼尔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他的激进理论家们都认为，学校应该废除考试、评分、课程设置甚至是教材。虽然几乎没有哪所学校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这场运动却对教育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整体语言（Whole Language）阅读法认为，不应该教给孩子具体字母的发音，应该使之置身于书海之中，这样一来他的阅读技能就能自发生成。而建构主义的数学教学理论认为，不应该让孩子练习算术表，而应该让他们通过小组解决问题的方式来享受发现数学真理的乐趣。但在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客观化测验时，上述两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结果都很糟糕，而其倡导者往往对标准化测验不屑一顾。
心智这种复杂系统是由进化塑造而成的，这种看法与上述观念截然对立。苏珊·凯里（Susan Carey）、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戴维·吉尔里（David Geary）等认知科学家在著作中提出了不同看法。教育既不是在白板上作画，也不是让孩子们的高尚之花尽情绽放，教育是一种技术，它是试图在弥补人类心灵先天不擅长的领域。孩子们不需要去学校学习走路、交谈、认识物体或者记住他们朋友的性格，虽然这些任务比阅读、加法运算或记住历史日期等任务的难度要大很多。但他们必须要去学校学习写字、数学和科学，因为这些知识体系和技能被发明出来的时间都不长，而专门负责这些知识、技能的大脑组织还没有进化出来。
儿童既非空空如也的接收器，也不是普通的学习者，他们大脑中有一个“工具箱”，里边有可以使儿童按照特定方式进行推理和学习的“工具”，这些“工具”必须能够以一种智慧的方式使用，从而解决超出这些工具的设计目的之外的问题。这意味着，教育者不仅要将新知识和新技能输入到儿童的大脑之中，而且还要调适或废除旧的知识和技能。学生如果不能将建立在直觉之上的物理学抛到脑后，就无法学习牛顿物理学。他们如果不能忘掉建立在本质这个关键术语之上的直觉生物学，就无法学习现代生物学。学生们如果不能忘掉直觉工程学，即认为任何设计都反映了某个设计者的主观意图，那么也就无法学习进化理论。
学校教育也要求学生发现并强化那些通常被埋没在无意识的黑箱子中的技能。一个儿童在学习阅读时，如果要将口语中完美组合在一起的元音和辅音与纸上的字迹联系起来的话，他就必须要注意到元音和辅音字母的存在。有效的教育也要求学生能用已有的大脑机能应对新的问题。当我们回想起“五乘以五等于二十五”这句话时，语言片段就被赋予了计算功能。语法逻辑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掌握大数的概念，在“四千三百五十七”（four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fifty-seven）这个表达方式中，它的语法结构与英文中的名词短语，如帽子（hat）、外套（coat）及连指手套（mitten）的语法结构相一致。当一个学生对这样一个数字短语进行语义解析时，他头脑中运行的是聚合思维，这与加法的数学运算密切相关。通过将数字或等式转化为图形，我们就可以借助于空间知觉，用图表的形式来理解各种数学关系。直觉工程学有助于对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学习（器官被理解成具有一定功能的器具），而直觉物理学有利于对化学和生物学的学习（物质，包括有生命的物质是由极其微小、很有弹性而又粘连在一起的物体构成的）。
吉尔里指出了最后一点含义。尽管一些观点认为学习是快乐的事，但由于教育的大部分内容并不符合人类天生的认知能力，因此掌握这些知识的过程可能并不总是轻松愉快的。儿童去交友，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发展运动技能，探索物理世界，这些可能是源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内驱力，但他们并不一定具有调整先天认知能力，以完成像形式数学运算这样的人为任务的内驱力。由于学习上的回报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此，要想使儿童坚持不懈地付出艰苦努力，取得学习上的巨大成就，就需要家庭、同伴群体和社会文化给其以激励，将个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归因为其在学业方面的成就。
生命伦理
心理学门外汉的直觉心理学，或者说这些人的心智理论是大脑所具有的最令人惊奇的能力之一。我们不会将他人看成是带有发条的玩偶，而会将他们看成是受到心理活动驱使的生物：心理属于一种非物质实体，看不到，摸不着。但对于我们来说，心理是像身体和物体一样的现实存在。普通人的心智理论除了可以让我们根据一个人的信念、欲望来预测他的行为之外，还与我们的移情能力以及与我们关于生命和死亡的观念相联系。一具死尸和一个活人之间的区别是，死尸不具有所谓心理的极其重要的力量。心智理论是灵魂这一概念的源泉。“机器中的幽灵”这一观念正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如何样看待他人的思维模式中。
反过来，相信灵魂存在的信念正好又与我们的道德信念相契合。道德规范的核心使我们认识到他人拥有和自我一样的利益诉求，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他们“有欲求，有悲伤，需要朋友”，因此，他们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但这些“他人”是谁？我们需要一个分界线，这样我们就可以冷酷地对待岩石和植物，同时也使我们将其他人看作拥有不可剥夺权利的“人”。否则，我们就会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光滑的斜坡上，极易滑向罪恶的深渊，或是将那些对我们不利的人处理掉，亦或是将个体的生命价值带入荒诞的考量之中。正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指出的那样，由于我们拥有灵魂，所以每个人的价值都是无可限量的，这样一种观念似乎能够为我们划出分界线。
一直到近代，灵魂这种直觉概念都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所用。活着的人是有灵魂的，当个体尚是胚胎时灵魂就存在了，当一个人死去时，灵魂也会随之离开。动物、植物和非生物体则根本没有灵魂。但科学研究正在逐步揭示出，我们所说的灵魂——感性、理智和意志之所在——是由大脑的信息加工活动构成的，而大脑的活动又受到生物学规律的制约。对于人类个体而言，随着一个单细胞发育所带来的细胞组织分化，灵魂也就逐步形成了。对于物种而言，低等生物的大脑在进化作用下不断完善，灵魂也就形成了。
虽然灵魂的概念与自然现象契合得很好——一个妇女要么怀孕，要么没有；一个男人要么活着，要么死了。但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正在使我们面对一些超出这种二分法的案例。这些案例不仅仅是为科学而科学的好奇探究，还与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交织在了一起，包括避孕、流产、杀婴、动物权利、克隆、安乐死，以及一些与人类胚胎，尤其是干细胞获取相关的问题。
面对这些困难的选择，借助于生物学找到或者设立像“生命何时开始”这样的分界线无疑很有诱惑力。但这种想法只不过是将两种不可比较的看待生命和心智的方式之间的冲突突显出来了。非物质的灵魂的概念在直觉上和道德上非常有用，但它无法与大脑活动这一科学概念相调和，因为科学研究认为，大脑活动是在个体发展史和种系发展史上逐步出现的。不管我们将生命和非生命或心智和非心智之间的分界线划定在何处，总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例子会跳出来挑战我们的道德直觉。
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就是受孕时刻，这往往被认为标志着一个灵魂的诞生。在那一刻，一个崭新的人类基因组就被确定了下来，一个在未来能够发育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实体就形成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中的一些派别都将受孕时刻认定为肉体被赋予灵魂的时刻以及生命的开始（这自然使堕胎变成了一种谋杀）。但正如我们在显微镜下会发现直尺实际上是参差不齐的，关于人类生育的研究表明，受孕时刻根本就不是一个时间点。有时会有多个精子同时进入卵子的外膜，在这种情况下，卵子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排出额外的性染色体。
在这一时间段内，灵魂是什么？又存在于哪里呢？即便是只有一个精子进入，它的基因也要等待一天或者更长时间才能与卵子的基因结合，而新构成的基因组也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才能控制细胞。因此，受孕时刻实际上是一个时间跨度，范围约为24～48小时。孕体也并不必然就能发育成一个婴儿。有2/3～3/4的孕体无法进入子宫，自然也就夭折了，一些是由于存在基因缺陷，一些则是由于尚不明了的某些原因。
可能有人会说：不管在这一时间段的哪一时间点，事实都是一个新的基因组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新个体的生命蓝图形成了。依据这一推理，灵魂可以等同于基因组。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随着胚胎细胞的分裂，它们可以分裂为几个胚胎，形成了同卵双胞胎、三胞胎等。那此时是同卵双胞胎在共用一个灵魂吗？迪昂五胞胎（Dionne quintuplet）中的每一位都有1/5的灵魂吗？如果不是，那么其他四个灵魂是怎么来的呢？
事实上，处在发育中的胚胎的每一个细胞最终都能够发育成一个儿童。那么一个多细胞的胚胎，它的每个细胞中都有一个灵魂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这些细胞失去了这一功能时，其他灵魂又该归向何处呢？不仅存在一个胚胎发育成两个人的情况，有时候还会出现两个胚胎发育成一个人的现象。在极个别情况下，两个应该发育成异卵双胞胎的受精卵还会结合成一个胚胎，最终孕育出一个婴儿，这个孩子就成了一个基因嵌合体，他的部分细胞拥有一个基因组，其他细胞拥有另外一个基因组。那么，我们能说他身体里有两个灵魂吗？
就此而言，如果人类克隆是可能（它看起来没有任何技术障碍）的话，一个人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拥有对于孕体来说独一无二的能力，即发育成一个个体的能力。确实，用一个人的脸颊细胞的基因孕育出来的个体，感觉上是经过非自然干预孕育出来的，但这就像在试管里使卵细胞受孕一样真实。然而，没有人对试管婴儿拥有灵魂表示否认。
个体被赋予灵魂的时刻发生在受孕期，这种观念既不容易与生物学相调和，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性。这种观念认为，我们应该将使用宫腔内避孕器和紧急避孕药的人视为凶手，因为他们阻止了孕体进入子宫。这种观念意味着，我们应该将医学研究从癌症和心脏病治疗转向如何阻止数不清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孕体的自发流产。这种观念甚至会促使我们要为试管婴儿技术中留下的大量胚胎（现在正置于生殖医院的冰箱中）找到代孕妈妈。
无论是为了降低不孕、先天性缺陷以及儿科癌症而进行的受孕和早期胚胎发育研究，还是有助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氏病、糖尿病、脊髓神经损伤的干细胞研究，都被这种观念视为非法活动。这一观念还是对这样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直觉的嘲讽：他人值得我们进行道德考量，是因为他们有情感——他们具有爱、思考、计划、享受和承受痛苦的能力——而所有的情感又都依赖于神经系统的功能。
将一个人等同于一个孕体所带来的巨大的道德成本，以及在面对现代生物学时依然保持这种信念所需要的认知技巧，有时会导致我们对内心深处所持有的信念进行痛苦的再思考。2001年，美国犹他州国会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在研究了生殖科学，并对他的摩门教信仰进行反思后，决定与他的反对堕胎的长期同盟者决裂，转而支持干细胞研究。他说：“我的良心对此思量再三，我只是无法将子宫内手脚可以活动，心脏在跳动的婴儿等同于冰箱内的一个胚胎。”
身体被赋予灵魂的观念不仅是宗教教条的产物，它还植根在人们的心理活动中，只要人们没有很好地领会生物学的新发现，这种观念就有可能浮现出来。公众对于克隆的反应就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有人担心克隆技术可能会使我们长生不死，有人担心克隆技术会制造出一支绝对服从命令的士兵军团，还有一些人则担心任何时候只要有需要，人们就会从克隆人身上采集相应的器官，克隆人会成为器官供应的源泉。
最近由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第六日》（The Sixth Day）中，克隆人被称作“白板”，DNA只赋予了他们外在的形体而无内在的心智；只有将被克隆者的神经记录下载给他们之后，他们才能获得内在的心智。1997年，当绵羊多莉被克隆出来时，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封面设计出了一支由无数个克劳迪娅·希弗、希特勒和爱因斯坦组成的游行方队，就好像超模、法西斯独裁者和科学天才都可以借助DNA被复制出来。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克隆人和被克隆者看成是出生时间不同的同卵双胞胎。如果爱因斯坦有一个双胞胎兄弟，那么这个人将不会像是一个僵尸，如果爱因斯坦先于他离开人世，他也不会继承爱因斯坦的意识，即使不经过挣扎他也不会放弃自己那些重要的身体器官，可能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的成就（因为智商只能部分遗传）。如果用爱因斯坦的细胞克隆出来一个人的话，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关于克隆的这些稀奇古怪的错误看法，可以追溯到身体被赋予灵魂这一顽固的信条。
关于克隆的一种观点认为，克隆只是对身体的复制，与灵魂无关，由此也引发了僵尸军团、白板克隆人、身体器官工厂等担忧。关于克隆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克隆是对身体和灵魂的双重复制，这又使人产生这样的担忧：人们可能会像浮士德那样为了攫取长生不死而出卖自己的灵魂，也可能会复制出另一个希特勒。与此同时，这种观点也给遭受丧子之痛的父母们克隆死去的孩子的迫切愿望提供了支撑。事实上，克隆出来的孩子在生活环境方面与他那被克隆的兄弟姐妹并不相同，他的大脑组织也与他们相异，情感体验更是大相径庭。
我们所说的“人”是从逐步发育的大脑中逐渐形成的，这一发现迫使我们对生物伦理问题进行重构。如果生物学家能够发现人类大脑第一次装配完毕，接通电流并开始运转存在一个时点的话，问题无疑就没有那么麻烦，但实际并不是那样。神经系统在胚胎中是以简单管状器官形式存在的，然后逐渐分化出大脑和脊髓神经。大脑在胎儿期就开始运转了，在儿童期甚至是青少年时期，大脑依然会进行一些神经连线。宗教伦理学家和世俗的伦理学家要求我们找到“区分人的标准”，这意味着我们在大脑的发育过程中要找到一个分界线。但任何认为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分界线的观点都会导致道德上的谬论。
如果将出生视为是否具备人格的分界线，那么我们应该允许在婴儿诞生之前存在一个堕胎时间，而事实上，孕晚期的胎儿和一个新生儿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显著性差异。看起来依据发育能力来设定分界线更为合理一些。但发育能力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取决于当前的生物医疗技术和父母们愿意让他们的孩子承担的伤害风险。而这显然会引发后续问题：如果允许将一个24周大的胎儿流产掉，那为什么不能够将24周多一天的胎儿堕掉呢？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24周多两天、多三天，等等，一直到出生时的胎儿呢？另一方面，如果不允许将出生前一天的胎儿堕掉，那么对于出生前两天、前三天等等，直到受孕时刻的孕体呢？
反过来讲，当思考临终前的安乐死和生存意愿时，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像一阵青烟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相反，他们的大脑和身体的各个部分的衰竭是逐步地，不均衡地发生的。在活着和死亡之间有多种形态，不同程度的存在形式，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这一点还将更加明显。
当考虑动物权利方面的主张时，我们将再次面临这一问题。主张赋予任何有意识的生物以生命权的激进主义者必然会得出结论说，吃汉堡包的人也参与了谋杀，杀虫剂就是大规模屠杀的凶手。而牺牲几只老鼠，从而使上百万儿童摆脱死亡的医学研究（因为没有人会赞同用人来做此类实验，从这点来看，老鼠拥有了我们通常赋予人类的权利）也会被这些人视为违法。
另一方面，认为只有现代智人才具有人格，而反对赋予动物权利的人们只不过是一群顽固的种群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并不比顽固的种族主义者的观点更值得推敲，后者认为白人的价值高于非裔美国人。毕竟，其他哺乳动物为了活命会去争斗，能体验到快乐，在安乐状态受到危害时会感到痛苦、恐惧和压力。类人猿也会像人类那样，表现出因好奇心和亲人之爱而体验到的快乐，以及由无聊、孤独和悲伤所触发的痛苦。为什么这些利益被认为是人类独有，而不是其他动物也可享有的呢？
一些道德哲学家将人格等同于人类偶然间获得的认知特质，从而试图在这一充满争议的领域中划出一条分界线。这些认知特质包括人类有能力通过反思认识到自己有连续的意识，可以制订未来的计划，害怕死亡以及表露出不愿意死亡的意向。乍一看，这条分界线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将人类和动物、胚胎区分开了。但是划出这样一条分界线也意味着，杀死不想要的新生儿、老年人以及存在精神障碍的人没有过错，因为这些人都不具备这样的特质。一个标准如果具有这样的含义，那么将没有人愿意接受它。
这些两难问题没有解决方案，因为它们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直觉心理学与生物学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可通约性：直觉心理学认为一个人或灵魂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而生物学揭示出的残酷事实是，人类大脑是逐步演化而来的，它的发育也是一个过程，同样，它的死亡也是一个过程。这意味着，堕胎、安乐死和动物权利这样的道德难题将永远不可能得到确切的、让人直观上感到满意的答案。但这并非意味着没有任何值得拥护的政策，也并非意味着一切应由个人偏好、政治权力或宗教教条来决定。
正如生物伦理学家罗纳德·格林（Ronald Green）指出的那样，这只是意味着我们需要对问题进行重构：不再去寻找一条自然存在的分界线，而是去选择一条能够使每项政策的善恶冲突达到最佳妥协的分界线。我们在每种情境下做出的决策都应该是切实可行的，能够使幸福最大化，使当前和未来的苦难最小化。当前的很多政策都实现了这类折中：允许用动物来进行研究，但对其实施设定限制；一个即将出生的胎儿并不具有一个人的全部法律地位，除非是出于保护孕妇生命或健康的目的，否则不允许将之堕掉。格林注意到，从发现分界线到选择分界线的转变是一场哥白尼式的概念革命。而试图发现幽灵进入机器中的确切时间点的旧观念在科学面前是站不住脚的，21世纪也将没有关于它们的政策指南。
传统观念反对实用主义式的、就事论事的决策方法，因为它认为这将会导致滑坡谬误。如果允许堕胎的话，我们很快就将允许杀害婴儿；如果允许开展干细胞研究，我们将会造就一个由政府通过基因工程制造出来的人类组成的美丽新世界。但在这里我想，人类认知的本质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一两难困境，而不是必须要选择其中一端。滑坡谬误暗含的假定是，概念上的分类必然会带来明确的分界线，使我们能够做出非此即彼或者怎样都行的决策。但人类的概念并不是那样发挥作用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概念的分界线是模糊的，而人类的心智却能够区分出模糊的分界线和根本不存在的分界线。“成年人”和“儿童”就是一些模糊的分类范畴，因此我们可以将饮酒年龄提高到21岁或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但那并不会使我们犯滑坡谬误，我们不会将饮酒年龄提高到50岁，或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5岁。因为虽然“成年人”和“儿童”的分界线很模糊，但后一种政策还是与我们关于“成年人”和“儿童”的概念发生了冲突。依据这种方式，可以比照生物学事实建立生命和心智的概念，而不必担心会犯滑坡谬误。
食品安全
1999年，当一场龙卷风导致印度数百万人忍饥挨饿时，一些激进分子指责救济团体派送的饭菜里含有转基因谷物和大豆（这些谷物和大豆在美国并没有显示出对人体有明显的伤害性）。激进分子也反对“黄金大米”（golden rice），虽然黄金大米经过基因转变后能够预防发展中国家数百万儿童的失明问题，能够缓解2.5亿人的维生素A缺乏症。而另一些激进分子更是毁坏了测试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以及开发新转基因食品的研究设施。对这些人来说，即便这些食品是安全的也不能接受。
2001年，欧盟公布的一项对过去15年间的81个研究项目进行回顾的报告显示，人们并没有发现转基因作物给人类健康或者环境带来了新的危险。对于生物学家来说，转基因食品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并不比“天然”食品更具危害性，与天然食品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事实上，由于选择性繁育和杂交，健康食品商店出售的每一种动物和蔬菜的基因可能已经转变了数千年。胡萝卜的祖先是野生的，根茎纤小、略带苦味且颜色发白；玉米的祖先约有30厘米高，玉米穗很容易折断，而且结出的玉米粒稀疏坚硬。
植物是达尔文式的生物，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作为人类的食物，因此它们并不会刻意变得好吃、对人体健康有益，或很容易种植和收获。相反，它们会进化出刺激性的、带有毒素的、吃起来很苦的化合物，以免被人类吃掉。因此天然食品并不会特别安全。要对抗害虫，植物选择性繁育的“自然”方法就是增加自身毒素的浓度。一种天然的马铃薯不得不从市场撤掉，就是因为有研究证明它会使人中毒。同样的，自然风味（按照一位食品科学家的定义，指“用过时的技术调制出来的风味”）与人造风味相比，从化学的角度很难看出有什么区别，而当两者有所区别时，自然风味的危险性往往会更大一些。当“天然”的杏仁味，安息香醛，是从桃核中获取的时候，会含有微量氰化物；当它是化学合成的“人造风味”时则不会有氰化物的存在。
对所有人工合成食品和转基因食品的过分担忧，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显然并不理智，这只会使食品更加昂贵，穷人更加无法获得。这些似是而非的恐惧源于何处呢？一部分源于报章杂志有关致癌物质的头条新闻，它们不加批判地对任何发现食用大剂量化合物的老鼠患癌症比例提高的研究进行报道。还有一部分则源于我们关于生物的直觉感受，这种直觉最早是由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于1890年确认的。最近保罗·罗津（Paul Rozin）、苏珊·格尔曼（Susan Gelman）、弗兰克·凯尔（Frank Keil）、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和其他认知科学家又在实验室对此进行了研究。
人们的直觉生物学源于这样一种观念：生物背后存在一个不可见的本质，它赋予了生物以外形和动力。这种本质主义信念在童年早期就出现了，在传统文化背景中，它们主导着人们对动物和植物的看法。通常这种直觉会使人受益匪浅。学龄前儿童通过这种直觉就能够推断出，一个看起来像臭鼬的浣熊将会生下小浣熊；将苹果中的一粒种子和花朵一起埋在罐子里，将会长出一棵苹果树；一个动物的行为依赖于它的内脏而不是外表。它使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将外观不同的动物（比如毛毛虫和蝴蝶）归结为同一种类；它使人们从生物身上提取汁液和粉末，并将之作为医药、毒药和补充食品；它使人们避免去食用接触了传染物质（如排泄物、病人和腐肉）的东西，从而避免病从口入。
但这种直觉本质主义也会使人犯错。儿童会错误地认为，一对说英语的父母生下的孩子，即便在一个说法语的家庭长大，也依然会说英语；他们还会认为，男孩子会留短发，女孩子会穿裙子，即便他们的家庭当中有一个同性别的成员并不符合这种习惯要求时也是如此。传统文化中的人们相信巫术或魔法。他们认为，看起来相似的物体拥有相似的力量，因此，磨碎的犀牛角能够治疗勃起功能障碍；他们相信动物的躯体能够将力量传递给任何与之结合的事物，因此吃一个凶猛动物的肢体或者披上它的毛皮，将会使一个人变得凶猛。
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也不应太过自鸣得意。罗津曾经指出，我们自己也有魔法式的直觉。大部分美国人并不会触碰一只消过毒甚至是塑料的蟑螂，他们不会喝蟑螂碰过的饮料，即便接触时间只有几分之一秒。甚至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的大学生们也会相信一个人吃什么就会有什么样的特质。他们相信一个猎捕海龟食其肉，捕捉野猪获取其鬃毛的部族将会擅长游泳，而一个猎捕海龟获取龟壳，捕捉野猪并食其肉的部族将长于战斗。
恩斯特·迈尔在他的生物学历史著作中指出，很多生物学家最开始之所以拒绝自然选择理论，是因为他们相信每一个物种都是由其背后的本质决定的，每一个物种都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类型。他们无法使自己的头脑接受这样的概念：物种是由不同的个体构成的种群，随着进化的推移，一个物种可能与另一个物种混杂在一起。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担忧也就不足为奇了：每一种生物都有一个本质，这种标准的人类直觉就是担忧的根源所在。人们会认为天然食品拥有动植物般纯粹的本质，认为天然食品生长的田园环境中蕴藏着使人焕发青春的能量。人们会认为转基因食品或者含有人工添加剂的食品，是被有意加入了污染物质，这种污染的根源在具有腐蚀性的实验室或工厂里。在批判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时，建立在遗传学、生物伦理学、进化论和风险分析基础之上的观点往往被人们置若罔闻。
直觉本质主义并不是人们产生一些毫无道理的危险感知的唯一原因。风险分析家惊讶地发现，人们的恐惧往往与客观的危险因素毫不相关。许多人害怕乘坐飞机，而乘坐汽车出行的危险性是飞机的11倍。人们害怕葬身鲨鱼之腹，而他们被淹死在浴缸的可能性是前者的400倍。有些人会大声疾呼，要求除掉饮用水中的三卤甲烷和三氯乙烯，即便成本很高也在所不惜，但他们食用的常见的花生酱三明治带来的患癌风险是前者的数百倍（因为花生可能含有高致癌霉菌）。这些风险有一部分被错估了，因为它们激发了人类天生对高处、幽闭、捕食和中毒的恐惧。即便在告诉人们关于风险的客观信息后，他们也可能会因大脑中固有的概率估算方式而无法对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某人某年因大肠杆菌中毒而死亡的概率是0.000 001”，这样的一句话基本上是无法让人理解的。首先，前边或者后边有很多个零的数字会超出人们的数字感知能力的范围。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每350万人次中就会有一起因不系安全带而导致的撞车死亡事件，但这样的演讲无法让听众产生触动。但如果对风险进行重估，告诉听众每个人在其一生中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是百分之一，听众就会表示他们愿意系上安全带。
人们对统计数据不理解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独立事件的可能性。比如说，我在一场飞机失事中死亡的可能性（与之对应的是一些事件相对于另一些事件的频率，比如说所有在飞机失事中死亡的乘客占总乘客的百分比），实在是一个让人困惑不解的概念，即便对数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一些专业性作家提出的某些特定事件的概率，比如说，英国卢顿大学布雷厄姆（Braham）发明永动机的概率为25:1，或者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尚在人世，活得还不错的概率为1 000:1，我们能从中读取出什么意义呢？埃尔维斯要么活着要么死了，因此，我们会说他活着的概率是0.001，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同样的，航空安全分析家告诉我们，平均来讲，大型商业飞机每降落一次，我们的平均寿命就会减少15分钟，这是什么意思呢？当飞机降落时，我的寿命要么减少远远超过15分钟，要么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一些数学家认为，一个单独事件的概率更像是自信心的直观反映，其区间是从0到1，而不像是一个有意义的数值。
大脑在估量概率时，更习惯于估量记忆中或者想象中的事件的相对频率。因此，与那些更常见、更让人烦忧的事件相比，如报纸B14版所报道的撞车和电梯坠落事件，最近发生的事件以及容易被记住的事件更易让人感到担忧，如飞机失事、鲨鱼攻击人类和炭疽感染等。这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风险分析家说的是A，一般人却听成B。在听到可能会将某地作为核垃圾填埋地后，一个专家可能会画出一个故障树，标出如果有放射线泄露的话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例如，侵蚀、岩床断裂、无意钻探或不正确的密封处理都会使反射线渗入地下水。反过来，地下水的运动、火山活动或者大型陨石的冲击都会将辐射性的垃圾带入生物圈。每一连串的事件都可以赋予其一个概率。
因此，所有的原因合起来导致一场事故发生的概率是可以估算出来的。然而，当普通公众听到这些分析时，他们不仅没有放心，反而变得更加恐慌了。他们无法意识到避免事故发生的方法有很多！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的是灾难场景的数量，而不是灾难场景加总起来出现的概率之和。
所有这些并非意味着一般人就是傻瓜，或者说，“专家”可以把人们觉得没用的技术强加给他们。即便对于风险有了全面了解，理性的人也会放弃某些进步的技术。按照那些忽略人们心理感受的标准来看，无论一件事情是否“合理”，如果它让人们从内心里觉得厌恶，那么一个民主社会就应该允许人们拒绝它。许多人拒绝食用经过卫生处理的人类排泄物培植的蔬菜，避免乘坐带有玻璃地板的电梯，这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事物具有危险性，而是因为他们一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毛骨悚然。如果他们对于食用转基因食品和住在核电厂附近也有同样反应的话，那么只要不将自己的偏好强加于他人或使他人付出代价，他们就拥有拒绝应用这些事物的权利。
同样，即便技术专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某项风险的理性估计（这本身尚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他们也不能规定人们应承担何种程度的风险。即便核电厂反应炉核心熔毁的风险极小，人们也可能会反对建立一个核电厂，这不是因为他们高估了风险，而是他们觉得即便发生核灾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后果也非常可怕。当然，如果人们觉得好处尽归富人和权贵，而风险却要他们承担时，那么，任何妥协折中都令人无法接受。
然而，理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人类古老的思考方式之间的差异，不只是让我们在做出个人和集体层面的决策时获得更佳的信息，还能够帮助科学家和专栏作家避免受到常见误解的干扰，从而对一种新技术做出准确的解释。此外，它还有助于所有人准确理解这项技术，这样我们就能站在一个可以向自己和他人证明其正当性的立场上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
经济
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写道：“人类天生就有一种习性，就是用一个事物交换另一个事物。”以物易物、互惠互助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其历史非常久远。数万年前的考古遗址中就发现了漂亮的贝壳和打磨过的燧石，这些东西距离它们的原产地都有数百英里的距离，这表明它们是经过商业网络而到达现在的地方的。
人类学家艾伦·费斯克（Alan Fiske）对人种志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事实上所有的人类交易活动都可以划分为四种模式，每一种背后都含有一种独特的心理。第一种是共同分享：一群人，如家庭成员之间，他们共同享有事物而不会计较谁得到了什么。第二种是权威排序：如果居于支配地位的人想获得地位较低的人的任何东西，他们就可以将这些东西没收。而其他两种交易模式则是依据交换来定义的。
最常见的交换类型是费斯克的所谓的等价匹配交换。人们交换货物或在不同的时间给予对方好处，交易事物的价值是等同的，或是高度相似的，或是很容易进行比较的。交易的参与者通过简单的加减法来估量自己的交易结果，而当回报等同于投资时他们就会感到满意。交易的参与者觉得交换使双方建立起了一种关系，人们常常会进一步完善交换方式以巩固这种关系。
例如，在太平洋群岛的交易圈内，礼物在部落酋长之间转来转去，最终可能会回到最初的送礼者手中（很多美国人怀疑这是互赠圣诞水果蛋糕时才会发生的事情）。当某人获取了利益而不回赠以同样的好处时，他就破坏了等价匹配关系，其他的交易者也会觉得受到了欺骗，从而进行报复。在大部分的狩猎采集社会中，等价匹配是进行贸易的唯一机制。费斯克注意到，这种原则背后的支撑是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的心理模式，约翰·托比与勒达·考莫斯迈德的研究表明，这种思维模式也很容易为美国人所接受。这种心理模式似乎是直觉经济学的核心。
费斯克将等价匹配模式与所谓的市场定价两种完全不同的系统进行了对比，后者是现代经济的根基，是一个由租赁、价格、工资和利率构成的系统。市场定价系统依赖于乘法、除法、分数和大数值的数学运算，以及货币、信用、书面合同和复杂的劳动分工等社会制度。狩猎采集社会并不存在市场定价，在我们的进化历史上这种系统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为它依赖于书写、货币、形式数学等技术，而这些技术在人类历史上很晚才出现。
即便是在今天，市场定价系统中进行的交换活动，也会包含一些个体不可能完全掌握的因果链。我今天敲击键盘输入字母写作这本书，它将使我在今后的日子里能获得一些食品，但这不是因为我将会拿一本《白板》与一个香蕉种植者进行交易，而是因为存在着由第三方、第四方、第五方（出版商、图书销售商、卡车运输公司和货物经纪人）构成的复杂交易网，我依赖于这张网，但并不完全理解各方都在做些什么。
那么应将四种互动模式中的哪一种运用于当前的关系之中呢？当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时，结果可能是茫然不理解，产生不愉快甚至公然的敌视。你可以试想以下情景，一个客人要掏钱给主人感谢她的宴请，一个人咆哮着命令他的朋友，或者一个雇员从他老板的盘子里夹虾仁吃。通常一个人认为是等价匹配的交易，而另一个人却认为是市场定价交易的误解很普遍，甚至是很危险的。这两种交易模式涉及完全不同的心理，一种心理是直觉性的，带有普遍性，一种是稀缺的、习得的，这两种心理之间的冲突在经济史上很常见。
认为一个物体具有真实的、不变的价值，而不是对某一特定时空下愿意购买它的人来说才具有价值，经济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之为“物质谬误”（physical fallacy）。这就是等价匹配心理和市场定价心理的不同。当用三只小鸡交换一把刀子的时候不会出现物质谬误，但如果交换需要以货币、信用、第三方为中介时，这种谬误就可能导致很严峻的后果。这些供需法则的替代方案往往会导致浪费、短缺和黑市。物质谬误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很多地区都会宣布利息是非法的，这种做法是来自这样一种直觉观念：让一个借多少钱还多少钱的人多还一些钱是一种贪婪的做法。当然，人们在某一时间点借钱，然后迟些时间还钱的唯一原因就是借钱时间点上的金钱对于他们来说价值要大于还钱时的价值。
一个事物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改变，这就为放贷者提供了一个利基市场，他们使有价值的东西在不同的时间点流动，与此类似，事物的价值也会随着空间的变化而改变，这就为经纪人创造了一个利基市场，他们可以使有价值的东西从一个空间移动到另一个空间。于我而言，街边店铺中的一根香蕉的价值要远大于160千米之外的大型零售店中的香蕉的价值，因此，我愿意多掏点钱给店铺老板，而不是把钱付给香蕉进口商。虽然“砍掉中间商”，我花在每根香蕉上的钱会更少。基于类似的原因，进口商也愿意向店铺老板收取一个较低的价格，虽然他本可以向我收取一个较高的价格。
但由于借贷者、中间商不生产有形的物质，因此他们的贡献很难让人理解，所以常常被人们看作撇油器、寄生虫。人类历史上一再出现强迫中间商集中居住、没收其财产甚至驱逐和围攻他们的暴力行为，而这些人往往是精于中间商利基市场的少数族裔。欧洲的犹太人就是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但海外华人、黎巴嫩人、亚美尼亚人、印度的古吉拉特人和齐智人也都遭遇过同样的迫害史。
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下，一位经济学家向我们证明了物质谬误很轻易就可以从人们的心理中生成，无论历史环境如何都是如此。当这位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战俘营里时，他目睹了这种心理的形成过程。每个月战俘们都会从红十字会那里收到一模一样的包裹。于是，有几个战俘在营房中向那些看重某些事物而轻视另一些事物，或在月底之前就用完了定量供给的战俘们销售或者预借巧克力、香烟和其他产品。这些中间商从每一笔交易中都能获得一点薄利，结果战俘们对他们深恶痛绝——这正是中间商少数族裔悲惨命运的缩影。这位经济学家写道：“战俘们对中间商的作用，以及他将买方和卖方召集在一起的艰苦工作视而不见；利润不再被看作劳动报酬，而被看作一种狡诈行为的结果。尽管中间商角色的存在无可争议，但战俘们依然认为他们的存在是多余的。”
在一个高科技的世界里，修正人类直觉缺陷的最好方法是教育。因此我们的教育政策要有所侧重：向学生提供最重要的了解现代世界的认知工具，提供和他们与生俱有的认知工具完全不相同的认知工具。例如，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的这些危险的谬误，要求我们在高校中高度重视经济学、进化生物学、概率和统计学等课程。遗憾的是，自中世纪以来，大部分的高校课程都没有怎么变过，几乎也不可能改变，因为没有人想因为宣扬对外语、英国文学、三角学或者古典文学的学习无关紧要，而被看成是一个庸俗之人。
然而，不管一门学科如何重要，一天还是只有24个小时，决定讲授这门课也就意味着要放弃讲授另外一门课。问题不在于三角学是否重要，而在于它是否比统计学重要；问题不在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否应该了解古典文学，而在于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了解古典文学重要还是学习基本的经济学重要。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正在不断挑战着我们的直觉，负责任地讲，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权衡是不可避免的。
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在1951年写道：“我们的天性是一个无限的空间，智慧穿行其中，没有尽头。”我们所拥有的无穷智慧源于大脑这个组合系统的力量。正如几个音符可以组合出任何的旋律，几个字符可以组合出任何的文本，几个观念——人物、地点、事件、原因、变化、运动、和、或者、否——可以组合出无限的思想空间。构想出无限多的新观念组合的能力是人类智慧的源动力，是人类获取成功的关键。数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构想出了新的行为次序，从而可以进行游戏、提取毒素、治疗疾病和巩固联盟。现代人的思维则可以设想一种物质是由原子组合而成的，一种生物的生长蓝图是由DNA核苷酸组合而成的，数量关系可以用数学符号来表示。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组合系统，通过它我们可以分享这些智慧的成果。
人类大脑的组合能力有助于解释一个悖谬，一个关于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地位的悖论。200年前，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呼吁我们要注意人性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食物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必须的”。第二个特点是“两性之间的激情是必要的，而且会基本保持它目前的状态”。他的著名论断是：
人口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土地能够供应的食物的数量。当不受约束时，人口会以指数速度增长。而食物却在以线性速度增长。任何对数字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会发现，前一种数量相对于后一种数量来说是多么庞大。
马尔萨斯悲观地认为，人口的增加将会带来饥荒，而任何救助性的努力都只会带来更加悲惨的后果，因为穷人生育出的孩子注定要挨饿。近些年，很多悲观的预言家重复了他的这种论断。1967年，威廉·帕多克（William Paddock）和保罗·帕多克（Paul Paddock）夫妇合著了一本名为《饥荒1975！》（Famine 1975！）的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的作者，即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1970年预言说，到20世纪80年代将会有6 500万美国人和40亿其他国家的人死于饥饿。1972年，一个由著名思想家组成的群体——罗马俱乐部预测说，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要么自然资源会开始灾难性地减少，要么就是世界上会到处充斥着污染物。
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马尔萨斯式的预测已经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埃利希也错了，因为既没有出现40亿人饿死的事情，也没有出现自然资源减少的状况。1980年，埃利希与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打赌，认为五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金属将在80年代末期变得越来越稀缺，因此其价格会上涨。但关于五种金属的赌注，他都输了。虽然地球上的人类数量（现在有70亿）、人均消费的能量和资源都增加了，但是饥荒和短缺并没有出现。当然，可怕的饥荒依然在发生，但并不是由于人口数量和食物数量之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不匹配而引发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 Sen）指出，这些饥荒都是由一些短期的因素或者是政治和军事动乱引起的，因为这些因素使得食物无法到达需要它们的人手中。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地球的状况，彻底弄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以免我们的努力南辕北辙。简单的马尔萨斯式的思维模式的一再失败，表明了它不是分析环境挑战的最佳方式。然而，马尔萨斯的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那么它错在哪里了呢？
马尔萨斯式预言最直接的问题是，它们低估了技术变革在增加舒适生活所需的资源供给方面的作用。在20世纪，食品供给有了指数式的增长，而不是线性的增长。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种出了更多的庄稼。食品加工商将更多的粮食转化成可食用的食品。卡车、轮船和飞机可以确保食品在坏掉或者被害虫吃掉以前到达更多人的手中。石油和金属的储量增加了，因为工程师们发现了更多的矿藏，并找到了获取它们的新方法。
许多人不愿意承认技术扮演的这种神奇的角色。听起来，技术的鼓吹者仿佛是世界博览会中一场装模作样的未来主义展览的画外音一样。人们可能会觉得，技术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缓解方案而已，它并不是一个永不耗竭的魔法源泉。它不可能逃脱数学规律的制约，即以指数速度增长的人口数量与有限的以算术速度增长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要想保持乐观主义，看来需要让人们相信这种循环可以被打破。
但是，最近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援引了认知信息加工所具有的组合性质，向人们证明了这种循环究竟会如何被打破。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人类的物质性存在会受到观念而不是要素的制约。就其本身而言，人们并不需要煤炭、铜线或纸张；他们需要的是给家庭取暖、与他人沟通以及储存信息的需求。要想满足这些需求，并不需要增加物质资源的供应。借助于新观念——诀窍、设计或技术——来实现对现有资源的重新组合，可以产出更多我们想要的东西。例如，过去人们认为石油会污染水井；后来它变成了一种燃料，取代了供给不断减少的鲸油。过去人们用沙子来制作玻璃，现在人们用它来制作芯片和光纤。
罗默提出的第二点属于经济学家所说的非竞争性商品的观点。竞争性商品，如食品、燃料和工具，是由物质和能量构成的。如果一个人使用了，另外一个人就无法使用它，正如俗语所说的：“不能既要吃饼，又想要把饼保存好。”但是观念是由信息构成的，而信息复制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一个面包的制作方法，一栋建筑的蓝图，一门种植水稻的技术，一种药物的化学式，一个有用的科学规律或者一个计算程序，在给予他人时，给予者什么也不会失去。非竞争性商品奇迹般地激增，使人们最近面临着知识产权这个新问题，我们正在努力修正建立在物权基础上的法律，使其能够解决信息权问题，如音乐唱片就很容易通过互联网实现共享。
非竞争性商品的力量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一直存在。人类学家约翰·托比和伊尔文·德沃尔（Irven DeVore）认为，数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占据了世界生态系统的“认知生态位”（cognitive niche）。随着心算的进化，人类逐渐开始能够模仿环境的因果构造，在思维中构思各种场景，从而找出新的方法对周围的岩石、植物和动物加以利用。人类的实践智慧可能是与语言（它使方法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共享）和社会认知（它使人们能够进行合作而不被欺骗）一起进化的，从而造就了一个可以说是依赖观念力量而生存的物种。
罗默指出，创造新观念这一复合过程能够推翻马尔萨斯的逻辑：
每一代人都曾认为，如果发明不了新的方法或观念，有限的资源和让人生厌的副作用将会使人口增长面临着上限。而每一代人都低估了我们找到新方法和新观念的潜力。我们常常未能领会的是还有多少观念等着我们去探索。这种困难与我们面对化合物时的困难是一样的。可能出现的新化合物不是以叠加来增长的，而是成倍增长的。
例如，每次从100种化学元素中挑出4种，按照10种不同的百分比进行化合，可以产生出3 300亿种化合物。如果科学家们每天能够对1 000种化合物进行研究，那么他们需要花费100万年的时间才能够研究完所有可能的化合物。将各种工具植入计算机程序或者将各种零部件植入一个机器的方式也非常多，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从原则上来讲，人口数量以指数速度增长的话，人类的认知能力也会以同等速度增长，由此我们就可以解决从未变成现实的马尔萨斯式的大灾难带来的困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对自己使用自然资源的方式感到自满。可能出现的新观念空间大到令人吃惊，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正好位于这一空间中，或者说我们需要新观念的时候正好能够找到它。它只是意味着，在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不仅要承认我们的身体和资源的影响，还要承认心智的作用。
老话说得好，好事不仅可以带来收益，还要付出代价，对于人类大脑的组合能力来说，这句话也同样适用。如果大脑不是通向现实的窗口，而是一种生物器官，那么很多真理就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掌握科学发现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
现代物理学曾经使我们认为人类可能已经到达了认知的终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物理学中最好的理论是真理，但是这些理论呈现出的关于现实的画面，对人类（中等体型的灵长类物种）大脑中进化出来的关于空间、时间和物质直觉来说毫无意义。物理学中稀奇古怪的观点——例如，时间是随着大爆炸而产生的；宇宙在四维空间是弯曲的，而且可能是有限的；粒子可以以波的形态运动——越是思考它们，我们就越是感到大伤脑筋。这些缺乏逻辑论证的想法，使我们无法停止思考类似于“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样子”“宇宙的边缘之外是什么”“粒子如何同时通过两个缝隙”等问题。
即便是发现了这些现实的本质的物理学家们也声称，他们并不理解自己提出的这些理论。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将量子力学描述为“神秘而又混乱的学科，没有人真正理解它，但是我们知道如何用它。”理查德·费曼写道：“我想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如果可以，尽量不要不停地问‘它怎么是那样的’……没有人知道这门学科为什么是那样的。”在一次采访中，费曼补充说：“如果你觉得你理解量子理论，那么你其实并不理解它！”
人类关于生命和心智的直觉，与其关于物质和空间的直觉一样，可能是与最好的科学呈现给我们的稀奇古怪的世界相冲突的。我们已经知道，认为生命是由有魔力的灵魂和肉体结合而成的观念，与本书中将心智视为逐步发育而成的大脑活动的观念相抵牾。其他关于心智的直觉也会发现，我们在追逐不断取得进展的认知神经科学前沿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笨拙。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意识和决策来自大脑中神经网络的电化学活动。但关于运动的分子如何释放出主观情感（而不是单纯的智能运算），如何带来自由选择的选项（而非确定的行为）等问题，对于人类在更新世就进化出的心智来说依然是未解之谜。
这些谜团非常令人懊恼。意识和自由意志似乎充斥在任何层面的神经生物学现象中，我们无法将之精确还原成大脑各个部分的组合或互动。我们的组合智慧提供的最佳分析也无法弄清楚这些奇怪的存在，思想家们似乎注定要么否认它们的存在，要么陷入神秘主义之中。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世界可能始终会存在一丝神秘主义，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无休止地沉浸在古老宗教和哲学谜题的思考中，而这些谜题最终又是建立在物质和意识概念之上的。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的《魔鬼词典》（The Devil Dictionary）里面有这样一个词条：
心智，名词。大脑运行的一种神秘的物质形式。意识的主要活动是弄清它自身的本质，但这种尝试往往徒劳无功，因为事实是，除了其自身，意识无法借助于任何其他事物来弄清楚它自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