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白板》
2002年9月，我开始进行《白板》的巡回演讲，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会改写。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白板》一书颇具争议。我自己当然也非常清楚，一些提出了超前观念的前人都曾受到诽谤、围攻，被列入黑名单，有时候甚至会遭到袭击。为了安全起见，我过去一直有意远离智力的种族差异这一社会科学研究的雷区。但是，不平等、性别、暴力、政治、儿童抚养等诸多热点议题始终萦绕在我身边，因此当接站的出租车到达目的地，我打开车门时，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正在离开一个令人舒心的学术领域，即将迈入一个痛苦的世界。
我想我可能会遭遇这样一些痛苦：充满辱骂性的评论、BBC广播电视节目中的大呼小叫，但总的来说，我昂首走过了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白板》荣获了两项图书奖：普利策奖和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并荣登多项年度最佳图书榜，获得了许多赞美之词，在平装本的扉页上更是足足写了好几页的摘录。我最喜欢的评价是：“《白板》一书……出乎意料地令人振奋。这有点像遭遇了入室盗窃，你感到震惊，因为你熟悉的东西都不见了，你忍不住去思考该用什么来取代。”我收到了许许多多的信件、电子邮件以及一些其他形式的读者提问，即便其中一些问题是带有批评性质的，它们也极具建设意义。
为何我的担忧，即《白板》可能会毁掉我的职业生涯，以及可能会招致同事们的警告，最后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原因可能在于，这本书关注的是对以往捍卫人性的著作的各种过激的批评，因此，任何一种过激的反应都只会证明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
《白板》没有被人们当作是一本危险的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对于批评者们所曲解的试图利用生物学观点来洞察人类事务的宿命论，本书是持否定态度的。正是由于我所欣赏的人性观，使得我能够轻而易举地否定宿命论。尽管我本人大力鼓吹进化心理学和行为遗传学，但就我接受的学术训练以及后来的学术实践而言，我属于一位认知科学家，我非常欣赏思维与语言之间无限组合的能力。正是这些组合能力，使人类能够针对自身进化固有的局限性进而构建出各种权宜之策，并对之进行思考、分享和检验，这些权宜之策包括：教育、科学和民主政府。《白板》认为，这些权宜之策背后涉及的认知能力，同人类更加卑劣、更加原始的驱动力一起构成了人性。“白板说”的盛行，源于这样一种谬误，即承认人性的存在将意味着人们会对来自环境的信息输入变得麻木不仁。事实上，强调人性的存在并不会促使我们去追问，人类是否会对文化环境做出反应。相反，这会促使我们去追问人类是如何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环境并对之做出反应的。
我不仅看不到承认人性中的阴暗面与指出克服它的最佳方法之间存在矛盾，而且还深入地探讨了为何人类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2011年，我将本书第17章中最后提到的内容扩展成了一本书，即《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为什么暴力在减少》，这是我记忆当中最为乐观的一本书。这本书针对的是那些对进行心理学常见的批评之声，以及这些批评所引发的困惑，这些批评者断言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取向会使人类改良社会的希望落空，是在为那种反动的宿命论辩护。
然而，《白板》一书的主要观点不容易被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它指出了现代知识界的一个禁忌，这也是众多读者所公认的禁忌。我发现，让人很难相信的一点是，任何一位拥有眼睛，拥有生物学知识和一些常识的人会真的相信：男女两性之间是难以区分的；儿童的个性是由父母塑造而成的；所有人的先天智力都是一样的；经过训练，所有人都会认为任何一种事物的美观性与其他任何一种事物一样；所有的攻击行为都应归罪于流行文化。然而，上述这些可能由令人敬仰的知识分子被迫在公众面前公开承认的观点，与他们在私下里声称的观点截然不同。我认为，《白板》阐明了知识界这种令人苦恼的现象。
生物学视角下的人性观被接受了吗
关于《白板》，我被问及的最多的问题是，这本书出版以来，在这14年左右的时间里，知识界是否有所变化。我的回答是：“是的，有一点点变化。”过去的情况通常是，任何一本援引生物学观点来解释人类事务的通俗性或学术性作品，只是用生物学来进行解释，而且必须要承认这种做法存在多么大的争议。现在，我们可以深入到生物学那些能够给我们带来启示的地方，看看某种解释能否在生物学上站得住脚。在过去的10年间，我围绕着道德、基因组学、生物伦理学、亲属关系、宗教及暴力等议题撰写了大量科普性文章，有时还引入了进化论和遗传学的观点，但这并没有引起编辑或者读者的震惊反应，但若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们肯定会感到震惊。当然，这并不是例外。我在写《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时所参考的历史和政治科学方面的诸多资料，都恰当地援引了人性的生物学观点，正如那些重要的报纸专栏作家。
但与此同时，很多大众刊物以及其他一些知识论坛依旧在公然表达他们对生物学解释的恐惧。这里仅举三个例子：
● 最近发表的上千篇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文章对支付给那些天生高智商者更多的报酬是否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提出质疑。要注意到，关于这一经验性问题的答案是，无关乎道德与政治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本就应该减少。事实上，如何更好地阐述这一政治性问题，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先回答这一经验性问题。
● 另外，新闻界近期还对大学生群体中的性胁迫事件发生率产生了兴趣，其给出的唯一值得一提的解释是，美国大学校园中与美国社会一样存在一种“强奸文化”，它会美化和鼓励人们犯罪。完全强调禁忌也是一种非常可信的解释：因为就平均水平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渴望不带感情色彩的性行为。如果把一大批年轻男性和女性放在一个“对性持肯定态度”的校园文化中，就会有很大机会产生醉酒鬼混的行为，性胁迫事件就发生在这种危险情境中。事实上，这种共识常常被看作等同于对强奸的原谅和接受，甚至是纵容。这是众多荒谬的道德推理中最为奇怪的一种，事实上，就人性而言，这种常识依然是传统智慧的一部分。
● 如果我有足够的影响力，我希望“儿童”这一章节可以终结各个时代的科学研究领域的错误，这些研究报告声称，儿童的家庭环境与其大脑发育及行为表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且得出结论说，必定是前者影响到了后者。然而，在我接下来搜集的相关例证中，一篇声称要对青少年进行限制的文章中这样说道：“研究发现，长时间玩暴力游戏或者观看含有暴力内容的电视节目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多的暴力倾向。”但它完全忽视了这一可能性，即因为这些青少年充满暴力性，因此，他们才会去寻求暴力性的娱乐方式。还有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儿童大脑皮层的表面积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且得出结论说：“富人更有可能获得更多资源，这或许会对儿童大脑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但研究中却从未提及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儿童可能遗传了父母的基因，正是这种基因让他们拥有更大的大脑，并因此而更加聪明，更加富裕（事实上这一点已经获得了行为遗传学的充分证明）。第三种研究发现是，与父母分离的孩子或是忽视型父母的孩子会表现出更多的不适应，由此研究者得出结论说：“父母起着关键性作用。”
而另外一些例子是否能够系统地证明“白板说”中的其他一些观念？其中一个例子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社会科学家马克·霍洛维茨（Mark Horowitz）、威廉·亚沃尔斯基（William Yaworsky）、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Kickham）在他们的一篇名为《白板在哪里》的文章中，发表了他们在2012年进行的关于社会学家的大样本调查结果。将他们这次的调查结果与1992年的一项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在过去的20年间，将进化生物学或进化社会学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观点中的人数比例增长了3倍，即由之前的2.5%增长到现在的8.3%。而且，还有37%的人“要么信奉进化论，要么充满乐观地相信进化论能够深入揭示社会现象”，这一比例也较20多年前有所增长。然而，这些调查结果也表明，2/3的社会学家并不认为，解释所有生物体起源问题的理论也能够解释人类的社会生活。霍洛维茨等人对他们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很显然，由平克所引发的对‘白板说’的批评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大多数理论家“否认自然选择在一系列的人类倾向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且，他们的评论也揭示出许多两极化思维的例子，比如：“我们如何最先了解这一‘世界’，最重要的是通过语言、知识以及社会意义。哪些是与生俱来的，哪些属于后天教养获得的，这一问题是脱离了社会的，是无法给出答案的。如果我们试图去寻找答案，就会导致还原论。”
霍洛维茨等人对该问卷作了补充，又增加了两项关于社会学理论教科书的调查（其中一项是他们自己的调查，一项是由马查勒克和马丁在2004年进行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些教科书中很少提到进化生物学或进化心理学，其中一本教科书的作者认为，这一领域深深陷入到了“还原论”和基因决定论当中。人们看起来好像和“机器人”没什么区别：严格按照基因的规定行事，文化环境不产生任何影响……尽管社会生物学的理论和研究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社会学家仍表现得像不可理喻的“稻草人”那样。
然而，对于遗传学和进化论的这种敌意是否源于一种可辩护的学术性质疑呢？我认为大多数的反对意见事实上来自政治方面而非科学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调查中特定问题所作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解释能否被接受，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政治倾向。其一，对于同性恋产生的原因，有70%的社会学家都同意这种说法：“同性恋具有生物学根源。”无独有偶，这一问题上“政治正确”立场同“白板说”是相对立的：如果同性恋者的性取向天生如此，那么这样一个令人质疑的观点就会随之而来：如果他们做出了不道德的选择也不应该受到指责，而宗教和文化领域的保守派则会指责这种选择。大多数社会学家觉得另外一个可以用生物学解释的问题是：人类对脂肪和糖类的偏好——根据当前人们可以接受的观点，这一点被应用于农产品加工方面，使得人们迷恋上了垃圾食品。对于那些无关乎政治的问题，比如对蛇和蜘蛛的恐惧，大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进化论层面的解释似乎是可信的。从这一问题开始，随着政治敏感度的提高，能够接受进化解释的人数百分比逐步下降。其中，体现最明显的是关于性别差异的问题。为何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加淫乱和暴力，更热衷于色情，更痴迷于贞操？在这一问题上，大多数人拒绝接受显而易见的进化论解释。
社会学家群体内部在接受进化论的能力方面也是存在差别的，霍洛维茨等人再一次确认了该现象形成的原因，“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政治意识形态都是最重要的变量”，而且“强烈反对生物学的往往是一些激进分子”，而信奉“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观点”（注意，这并不等同于女性主义本身）的人，同样对进化生物学持敌对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进化论思想家们的政治偏执。霍洛维茨等人援引了一位学者的观点：“社会生物学的倡导者们都属于政治上的右翼分子，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倾向。”事实上，社会生物学的倡导者可能会否认这一点，因为这种倾向并不存在。两项针对进化论取向的心理学和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所做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学生的政治倾向并不比他们那些持非进化论取向的同伴更接近右倾。当然，这一点与我在“政治”一章中对左派达尔文主义的兴起的探讨是一致的。
《白板》引发的种种争议
这些调查证实了我的判断，由《白板》引发的政治、道德以及科学领域的争议，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就如同这本书刚刚出版时那样。当然，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其中的大部分争议都一一出现了。这里将出示一些具体的观察结果，这将有助于我们不断更新这本书涉及的各个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我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与时俱进。
前言 基于我自己了解的情况，预期这本书的主题会引发神经科学家们做出怎样的反应：基因与环境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无法对其中任何一方做出清楚的阐释。就我的个人经验来看，人们做出的这种无法解决的反应属于一种最佳的回避方式，当被人们问及遗传性的问题时，科学家们试图快速逃避，因为该问题的答案使他们感到极不舒服。当然，基因与环境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交互作用，但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交互作用阐释清楚，弄明白其中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我的文章《为何先天与后天的问题不会消失》当中，我呼吁人们不要回避这一问题，对此问题我称之为“整体式交互作用论”。并且，围绕先天与后天引发的大量问题如果能够被精确地描述出来，事实上这些问题是可以获得科学答案的。
第1章：三种流行的人性论 我将“白板”这个术语看作是对中世纪拉丁语（tabula rasa，即空白的板子）以及洛克的“白纸”隐喻的延伸。心理学家梅兰妮·阿斯里尔（Melanie Asriel）告诉我，这个词有一个更早、更准确的出处。在《论灵魂》（De Anima）中亚里士多德这样写道：“从一定意义上讲，心灵就是任何能够思考的事物，但事实上它什么都不是，除非它开始能够思考……心灵所思考的内容必定存在其内部，就好像书写板上所写的字母一样，但实际上心灵上面什么内容都没有。”1300年之后，在其著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也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隐喻：“然而，说到人类智慧……它体现在对事物的理解能力方面，而且，它首先‘看起来就像一块干干净净的板子，上面什么内容也没有’。”非常有意思的是，两位思想家都强调了人类思维的无限可能性，而不是它最初的空白状态。
第3章：连接生物学与文化的四座桥梁 反对“白板说”和“机器中的幽灵”的科学证据已经积累得越来越多。认知神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及情感神经科学领域已经开始进行偏重于精神体验层面的生理机制定位的研究，这些精神层面的体验包括同理心、道德推理、意志行动、宗教信仰以及自我意识反思。进化心理学已经开始成熟起来，进入到了绝大多数的研究领域中（戴维·巴斯在2015年出版了《进化心理学手册》，现在已经出了第二版，其中提及了进化心理学的最新进展），还利用最新的技术来探测人类基因组当中自然选择的明显特征。当《白板》还在撰写过程中时，大脑发育的遗传模式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现在已经成为艾伦脑科学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在大脑科学领域的研究重点，同时，其他一些国家项目也在计划绘制连接组（即人类大脑的线路图），并模拟大规模的神经网络。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出现了大量研究分支，以至于有时候很难知道如何对那些运算层面的、神经生物学层面的以及进化层面的分析结果加以整合。戴维·吉尔里2005年出版的《心灵起源》（Origin of Mind），以及约翰·安德森2009年出版的《人类心灵如何产生于物理世界》（How Can the Mind Occur in the Physical Universe），这两本书都对该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时期内，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已经彻底将“机器中的幽灵”驱除，在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几乎全是一些医疗骗子和被操控的孩子们的媚俗回忆录。这些人声称，在濒死体验中他们的灵魂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并且还看到了天堂。心理学家朱利安·穆索利诺（Julien Musolino）在他2015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灵魂的谬误》（The Soul Fallacy）当中揭露了这些欺骗和错觉。
过去14年间的研究还证明了我对“高贵的野蛮人”学说的怀疑的正确性。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第2章里面，我对有关非政府社会当中致命性暴力的高发生率的新证据进行了评论。尽管从卢梭提出的“人类学家的和平”当中会得出完全相反的观点，但其他评论还是证实了这个结论。攻击倾向的遗传性（这个说法引发了BBC的大呼小叫）在2002年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在今天更是已经获得全面性的支持。
谈到遗传力，人性科学当中最受鄙视的行为遗传学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尽管行为遗传学的有关研究发现（尤其是第一定律，即所有行为特性都是可遗传的）通常会受到思想保守的权威人士以及畅销书作者的否认，但正是这些研究发现，避免了最近主流心理学当中发生的可重复性危机。在最近的可重复性闹剧中，受到高度吹捧的心理学研究结果有大约2/3是不可重复的。不像新闻记者为了吸引眼球，依据社会心理学实验所炮制的那些矫揉造作、违背人们直觉的东西，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发现是大规模的，并非是从文件抽屉里面堆积的无意义的研究结果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它是建立在6位数到7位数的样本基础之上的，在几十年间和许多国家中都得到了重复验证。在一篇名为《行为遗传学中十大可重复的研究发现》（The Top 10 Replicated Findings from Behavioral Genetics）的文章中，作者在讲“我们告诉你那样”这句话时几乎毫不掩饰他们的兴奋之情。现在人们还会不时地看到评论家们对于行为遗传学的方法论的攻击，这些人只不过是重复了激进科学的主要观点，但类似的反对意见在很久以前就出现了，并且很容易将之驳倒。
我提出的一个主张对“高贵的野蛮人”理论进行了驳斥，然而这个主张现在需要修改了：德里克·弗里曼对玛格丽特·米德围绕萨摩亚人的性别特征而进行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批评。人类学家保罗·山克曼（Paul Shankman）指出，米德受到指责，是因为她被其调查对象耍弄了，因为这些青少年向她提供了关于他们自己对两性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弗里曼对米德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她与以往一样，受自己的意识形态所驱使，事实上，给人的感觉是她处于半疯状态。那么究竟谁是对的呢？米德的同事，一位人类学家，曾经在萨摩亚进行过田野调查，他告诉我说，米德和弗里曼都是正确的，只不过他们关注的是不同的萨摩亚人。当时，米德还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在萨摩亚人的身份等级中属于一个无名之辈，因而她能够接触到的只是当地的一些普通人，他们的性取向的确要比西方主流社会的人们自由得多。而弗里曼则是一个占优势地位的男性，他访谈的对象主要是一些世家子弟，这些人的态度相对保守和私人化。
第4章：文化是有助于人类生存的一种独特设计 尽管一些社会科学家仍然坚持涂尔干的学说，认为文化是无关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然而知识界的融通运动在大步前进，并且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考察个体的选择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得以蔓延，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文化现象。
从经验层面来看，我们目前生活在大数据时代：关于人类行为的文化产物已经拥有大量的数据资料。我在分析语言这种典型的文化实体时，就多次使用了这些数据资料。我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思想本质》[31]（The Stuff of Thought），在其中的一章里对英语语言中关于新词的接受进行了分析，此外，在分析其他问题的时候，我还使用了一份详尽的有关婴儿姓名的数据资料，这份资料原本是提供给社会保障局使用的。我还参加了一个由让-巴蒂斯特·米歇尔（Jean-Baptiste Michel）和埃雷兹·利伯曼·艾丹（Erez Lieberman Aidan）领导的项目组，研发出了一套谷歌书籍词频统计器（Google Ngram viewer），这是一种在线工具，可以描绘出近两个世纪的500万册书籍当中字符串的出现频率。此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我们称之为文化组学（Culturomics）。就理论层面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将网络科学应用于各种现象的风潮，这些现象包括社会枢纽、社会感染、邻里效应、临界点、扩散性、小世界理论、六度分隔理论等。邓肯·沃茨（Duncan Watts）的著作《六度》（Six Degree），以及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与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的著作《大连接》[32]（Connected）对这些惊人的新发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释。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写作主题当中涉及混合语（lingua francas）的出现以及全球化对于讲不同语言的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与沙哈尔·罗南、凯萨·伊达尔戈以及其他人合作研究），此外还涉及危险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基于迈克尔·梅西及其合作者的已有研究）。心理学家、新闻记者苏珊·平克（Susan Pinker，我的妹妹）在其2014年的著作《村庄效应》（The Village Effect）中，对社会网络（包括传统社会网络和数字化社会网络）在健康和心理幸福感方面具有的含义进行了阐释。
关于文化的科学理解，还有另一种研究取向，即将其直接与生物进化类比，由此形成了一种被称作“文化进化”或者“文化的群体选择”的理论。我在一篇名为《群体选择的虚假魅力》（The False Allure of Group Selection）的文章中提出，这种类比通常是带有误导性的。
第5章：最后的抵抗 这一章中描述了三类科学发现，我认为这些研究发现通常都被曲解了，目的是为了给“白板说”提供一个貌似科学的版本。
第一类发现是，人类基因组中蛋白编码基因的数目要比人们预计的少很多。现在这一点被人们视作是转移注意力的话题：基因组的其他部分负载着信息，从而调节基因的表达，逐步形成有机体的性状。
第二类发现是，新白板运动起源于人们对人工智能网络或者是联结主义模型的狂热，它们试图通过对大量输入的统计信息的有效利用，从而无需借助任何一丁点儿的先天结构就能实现运行，这种狂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延伸到了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如“深度学习”算法为人脸识别、社会网络源以及其他一些应用设备的软件提供动力支持。然而，计算机科学家内斯特·戴维斯（Ernest Davis）、心理学家盖瑞·马库斯已经证明，与一般水平的人类推理相比，这些算法的功能严重不足。前者不仅可以处理那些出现频率高的容易实现的目标，而且还可以处理无穷尽的全新概念，诸如“发霉的蓝莓苏打”和“体操运动员写小说”。因此，基于统计学习的算法证明了人工智能研究的这一典型进展模式：“快速发展……到了一个中等水平，随之而来的就是越来越慢的改进。”就认知心理学内部来说，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非结构性联结主义模型联结者非常盛行，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贝叶斯模型所取代，该模型不仅吸收了大型数据集的统计模型，只不过是与先前的预期，即哪一种假设可能性最大结合了起来，这种预期属于一种先验性知识。关于大脑的第三类知识，即神经系统的可塑性，时至今日仍然是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
观察到大脑内部因为学习而发生了变化，这类发现所带来的新奇性正在逐步消失，要使学习成为可能，大脑内部必定要发生某些变化，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伴随着这些进展，那些认为任何一个人都能够让其大脑做任何事情的夸大其词也渐渐变得不多见了。关于大脑可塑性研究是伴随着对神经发育过程中基因的指导作用，以及对人类连接组的研究逐步产生的。
寄希望于某些生物现象提供一种出路，让人们从进化论及遗传学的宿命论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渴望随处可见。因此，不可避免的是，新的研究主题将会不断涌现，作为长久渴望的一种释放途径。最新一个被盯上的研究主题是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这一领域是对基因表达的一种调节。只要我们知道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包含有一套完整的基因组版本，我们就会知道，为了对细胞之外的信号做出反应，基因必然会打开或者关闭。否则，当我们的肝细胞分泌出构成角膜的蛋白质的时候，我们的眼球就会一天到晚地释放肝酶。近年来，人们已经更深入地了解到基因调节的一些重要机制，尤其是甲基分子接近或者远离DNA链条上的特定位置将会影响到潜在的基因是否能被激活。然而，许多人在面对基因这一调节机制的新发现时，做出的反应就如同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发现，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天性与教养的问题。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研究发现教育或者心理治疗，或者新语言的学习能够改变大脑的内部结构时，许多支持“白板说”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启示一样（似乎学习发生在胰脏内部）！而现在，他们则在大声呼吁，多样化的经验能够真正改变人的基因表达（似乎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会不断生产基因组24/7当中所需的蛋白质）。表观遗传学已经成为新的橡皮泥，这种可随意塑形、输入-复制型的原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对遗传与环境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去信奉那种整体交互作用论。此外，将一种生物必然性错误地当作一种进化方面的发现，以及对表观遗传学的狂热将信息意义上的“基因”与身体的整个蛋白质编码机器意义上的“基因”混淆了，前者的实际功能是对神经发育过程中的大脑活动进行组织。同样地，它还混淆了通过感觉进行信息加工意义上的“环境”和DNA分子的生化环境意义上的“环境”。同样夸大表观遗传学的虚幻妄想的还有一系列真正让人感到惊讶的研究，即一些附属于DNA链的表观遗传学标记是由环境信息（通常意义上的压力源，例如饥饿或者母亲的忽视）导致的，这些信息会由母亲传递到子女身上。关于基因表达的这些代际效应有时候会被曲解成拉马克主义（Lamarckian），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这些效应并没有改变DNA序列，经过一到两代之后就会反转过来，它们自身也受到基因的控制作用，或许它们代表了一种达尔文式的适应，这种适应方式有助于有机体为了使其后代更好地适应压力情境而提前做好准备（它们也可能属于一种暂时性损伤）。此外，这种代际间的后生效应（transgenerational epigenetic effects）在啮齿类动物身上得到了证明。这些动物每隔几个月就会繁殖一次；而对于寿命较长的人类来说，外推法（extrapolation）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属于臆测，或者是基于不可靠的小样本的研究。正如流行病学家乔治·戴夫（George Davey）所指出的那样，将表观遗传学作为“对于不知道任何答案的问题，目前最流行的反应”，对此，许多生物学家相当愤怒。在科因（Coyne）、郝德与马廷尼森（Heard & Martienssen）、君斯特、费斯曼、麦高恩及斯特斯登（Juengst, Fishman, McGowan，&Settersten）、莫菲特（Moffitt）和贝克莱、黑格（Haig）这些人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关于表观遗传学虚幻妄想的破灭迹象。
第二部分：科学视角VS政治视角 尽管进化心理学家和行为遗传学家在公众场合不会再被人指指点点（正如我所提到的，《白板》这本书并没有引发针对我的阴谋诡计），但是自2002年以来，针对美国大学中的非传统思想家的恐吓与审查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民权律师格雷格·鲁卡诺夫（Greg Lukianoff）在他最近的两本书《言论的自由》（Freedom from Speech）和《忘却自由》（Unlearning Liberty）中对这种情形的恶化进行了分析。鲁卡诺夫同时还担任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总监，该基金会曾试图向美国大学校园中的言论限制开战。我个人对研究“危险的意识形态”时所应秉持的伦理的分析，可以在我为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2006年出版的论文集《你的危险思想是什么》（What is Your Dangerous Idea）所写的序言中看到。
第6章：两本著作引发的论战 本章主要描述了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冈所遭受的仇视性诽谤，当《白板》一书还在写作阶段时，这个问题依然饱受争议。随着越来越多的能够证明查冈的清白，并且证明起诉者属于江湖骗子的资料证据的出现，美国人类学协会做出了回应，取消了其在2000年所做的报告。查冈在2013年出版的自传《高贵的野蛮人》当中，向他的支持者们讲述了这一故事。医学史学家艾丽丝·德雷格尔（Alice Dreger）在《对美国人类学协会的黑暗入侵》（Darkness’s Descent on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一文，以及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伽利略的中指》（Galileo’s Middle Finger）中巧妙地将这一传奇故事进行了重新讲述。在这本书中，德雷格尔还记录了另一件丑闻，正好与本章的主体相吻合：性取向研究者迈克尔·贝利（Michael Bailey）的事例。贝利在2003年出版的著作《要成为女王的男人》（The Man Who Would Be Queen）中提出的一个理论惹怒了跨性别人士，从此他的生活不得安宁。
第三部分：我们为什么不必为人性而担忧 莫里哀笔下的那位中产阶级绅士在得知自己一生当中一直受到人们的议论时，他感到非常高兴。同样，《白板》出版之后，我非常高兴地发现，原来自己是一位“人道主义者”，自此之后，我就成为了倡导世俗伦理运动的代言人，这些世俗伦理是建立在理性、科学以及人类的繁荣昌盛的基础之上的。最近的人道主义宣言包括了格雷戈·爱泼斯坦（Greg Epstein）的《善良无需上帝》（Good Without God）、罗伊·斯佩克哈特（Roy Speckhardt）的《人文主义改变世界》（Creating Change Through Humanism）、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的《有信仰的人生》（Life After Faith）、格雷灵（A.C.Grayling）的《论上帝》（The God Argument）。
该部分最后一章的主题是“虚无主义之忧”，即认为我们无需宗教观念上的灵魂，也能够拥有强大的意义和道德观念。2005年到2007年间“新无神论者”撰写的畅销四部曲，使该主题一下子进入了公众意识中。这些畅销书包括：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错觉》（The God Delusion），丹尼尔·丹尼特的《破除魔咒》（Breaking the Spell），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上帝并不伟大》（God is Not Great）。为了探讨世俗伦理的根源，我推荐我妻子丽贝卡·纽伯格·格德斯坦（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的《背叛斯宾诺莎：带给我们现代性的变节犹太人》（Betraying Spinoza：The Renegade Jew Who Gave us Modernity）以及她的《柏拉图在谷歌：为什么哲学不会消亡》（Plato at the Googleplex：Why Philosophy Won’t Go Away）。世俗和宗教的意义观念所引发的激情被写进了她2010年出版的小说《关于上帝存在的36种争议：一本虚构的小说》（Thirty-Six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A Work of Fiction）。
第四部分：认识自我 在我2007年的著作《思想本质》，以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与心理学有关的两章里面（第8章和第9章），可以看到我对认知、情感以及社会关系的缺陷的更深层次的探讨。近年来，其他许多可查阅的书籍已经对这些章节的内容进行了扩展，这些著作主要有：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的《快乐是如何起作用的》（How Pleasure Works）以及《善恶之源》（Just Babies）、乔纳森·海特的《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的《道德部落》（Moral Tribes）、布鲁斯·胡德（Bruce Hood）的《超感官》（Super Sense）、罗伯特·特里弗斯的《愚人愚道》（The Folly of Fools）、罗伯特·库尔茨班（Robert Kurzban）的《人人都是伪君子》（Why Everyone（Else）is a Hypocrite）、丹尼尔·卡尼曼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
第16章：政治 托马斯·索维尔基于左翼和右翼政治意识形态提出的人性对比理论做出了新尝试，它试图提炼出每一个人的本质。在其《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一书中，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提出，两种意识形态通过不同的家庭隐喻来解释社会，右翼推崇“严父”家庭模式，而左翼推崇“慈爱父母”家庭模式。乔纳森·海特在其《正义之心》中提出，保守派对一系列广泛的思想观念都赋予了道德化的意义，这些观念包括服从权威、遵从社会规范，对纯洁和神圣的保护等，而自由主义者只倡导公平、对需要人士提供关爱，以及预防伤害的发生（可参考我2008年的文章《道德本能》）。此外，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我补充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地理分布，如南部和西南部的保守“红州”以及北部和沿海地区的自由“蓝州”就属于各地区如何解决这些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见证。南部和西南部还有部分边界地区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处于无法律状态，相应地，在看待女人、教堂以及用自律克制野蛮的规范等问题时，这里的人们发展出一种尊重的文化。北部和沿岸各州继承了欧洲政府的机构设置和相关的尊严文化，这是一个持续了数世纪之久的“文明化的过程”。
这四个理论是存在关联的。如果儿童属于霍布斯学说中的野兽，那么他们就需要一个“严父”；如果他们是“高贵的野蛮人”，那他们将会在其“慈爱父母”的荫庇下茁壮成长。如果人们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那么其行为就必须受到传统文化、权威以及神圣价值观的约束；相反，如果人类生来就具有智慧与理性，那么他们自己就能够判断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有害或无害的。关于美国地理划分的起源，与其说是基于不同的“人性”观，还不如说是基于驯服人性的不同策略。
第17章：暴力 本章的基本观点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暴力是呈下降趋势的。我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本新书对本章当中关于暴力发展趋势的分析又做了进一步的扩展，但并不是取代了本章的内容，因为在该书中，关注的焦点是那些普遍存在的、否认暴力具有任何进化性或遗传成分的证据。
第18章：性别 我认为的《白板》没有引发人们的过激反应的看法也并非完全属实。它只是没有导致针对我本人的过激反应，却把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早在2005年夏季，萨默斯时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应邀在一个主题为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领域中的性别失衡的（STEM）封闭性会议上发表即兴讲话。萨默斯重复了劳动经济学家们的陈词滥调，认为不同人在就业结果方面的差异并不能证明歧视的存在，因为就业结果不同，也可能是由培训、天赋、生活的优先顺序以及其他一些平均特质导致的。萨默斯曾经读过《白板》一书，并且记住了“性别”这一章当中的文献评论，他提出，要解释在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领域中的性别差异问题，必须要考虑这四种假定情况：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壁垒的持续存在；在养育孩子的责任感方面存在两性差异；在才能、性格以及兴趣的平均水平上存在两性差异；在才能、性格以及兴趣的个体差别方面存在两性差异，那些处于极端水平的往往男性居多。使萨默斯声名狼藉的是，他在这段讲话中提到了“固有天赋”这个短语。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我之前的邻居，麻省理工大学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当时也在听众席上。她同样也说了一段臭名昭著的话：当听到萨默斯的这番话时，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呕吐还是晕过去”。她向《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位作家讲述了这些内容后，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斥责和抗议，事件最后以萨默斯在2006年辞去哈佛大学校长职务而告终（不过促使其辞职的还有其他一些事件）。
那些读过萨默斯讲话的文字记录的人，一定会对他的这番讲话的谨慎和精妙产生深刻印象，但这被证明是与主题不相干的。从萨默斯的批评者们的反应来看，他们正好落入了“忧虑与虚无主义”章节中的某些页面：把批判对象稻草人化、缺乏统计知识、不愿意看数据、混淆了公平和相同、证实了“戈德温法则[33]”的有效性。
几位对此感到相当震惊的学者，为了哈佛大学的信誉考虑，呼吁就这一问题进行一场文明的、以事实为依据的对话。2005年4月，在哈佛大学心智行为计划项目（Mind/Brain/Behavior Initiative）的资助下，我与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我长期以来的同事、发展心理学家伊莉莎白·史培基（Elizabeth Spelke），就先天的性别差异问题进行了一场对话。我认为任何人，只要他参加了这一盛会，观看了相关视频或者文字，都会认为，即便是人性这一话题中那些最让人感到焦虑的争议，都可以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进行讨论。
对于萨默斯来说，这一切来得有些迟了。人们依旧诽谤他具有大男子主义，认为“女性不会做数学题”。然而，在我看来，他所讲的有关兴趣和生活优先次序考虑方面的性别差异的言论，在后来的文献综述中被证明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这些评论包括诸如戴维·吉尔里新版的《男女两性》（Male, Female）以及苏珊·平克的《性别悖论》（The Sexual Paradox）。而且他所说的关于数学能力和性别歧视的更具煽动性的言论后来也被证明是有道理的。
尽管人们记住萨默斯，是因为他援引了平均能力的水平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的观点，但是他真正想强调的是能力水平在个体间的性别差异，因为男性在高端分布的不均衡性的现象与当下讨论的（而非其他的）问题，即在精英大学中的科学和工程系里面女性人数严重不足这一问题之间是存在关联性的。2006年，心理学家史蒂夫·斯特兰德（Steve Strand）和伊恩·媞尔妮（Ian Deary）以30万英国小学生为超大样本，对他们的考试成绩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尽管女孩在言语推理方面的平均得分稍高于男孩，而男孩在数量推理方面的平均得分稍高于女孩，但是在定量分析的得分范围内，无论是高分端还是低分端，男孩所占的比例都要远远高于女生（在最高端的1/10范围内，男孩人数占了总人数的60%）。另一些为萨默斯平反的证据来自于心理学家温迪·威廉姆斯（Wendy Williams）和史蒂芬·切奇（Stephen Ceci）进行的系列研究。
在萨默斯的言论中，不能得到证实的是他的推测，即在导致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领域的性别差距的四种原因当中，性别歧视属于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当时几乎很少有对这些因素进行多种排序的依据。威廉姆斯和切奇对有关教授面试与招聘以及研究资助和审稿的大量数据资料进行了分析，最后几乎没有发现与歧视有关的证据，而且在那些依据研究偏见的黄金标准（即评审员对于虚假简历的反应）的新研究中，他们报告说：“在四个领域（生物学、工程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当中，男性和女性教职员工对女性求职者更为偏爱，与同样可以胜任的男性相比，选择女性求职者和选择男性求职者的人数比例是2:1。这一性别偏见正好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人数严重不足的现象相反。
第19章：儿童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章，事实上也是我写的内容当中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同时，这也属于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撇开萨默斯事件不谈）。几乎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来自我之前预期的可能出现的误解，尽管我已经使尽了各种解释性技能来预先阻止这些误解的出现。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人理解行为遗传学的第二和第三条法则的含义是什么，不管你多么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也无济于事。几乎所有人都将它们和第一条法则相混淆了，并得出结论说，行为遗传学唯一的告诫就是“一切取决于基因”。另一种顽固的错误理解则认为，如果父母不能够塑造孩子的个性和智力，那么教养就是“无关紧要的了”。
那么这三大法则能否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呢？其实，每一条法则都包含在普洛明等人的《行为遗传学中十大可重复的研究发现》之中。最近一项大型的有关双生子的元分析研究，搜索了上千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数以万计的双胞胎数据资料，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结果也证实了三大法则。最近，智力的可遗传性（第一法则的主要表现）已经被一种全新的方法所证明，这一方法补充了有关双胞胎和收养子女的经典研究。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搜集了数以千计彼此毫不相干的个体基因样本，对各种细微的统计效力进行汇总，结果表明，在智力方面，大约一半的变异是可以通过基因进行预测的，这一结果与传统方法的估计结果相类似。
这让我想到我以前的学生詹姆斯·李（James Lee），还有克里斯多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以及其他合作者一起提出了行为遗传学的第四条法则：“一种典型的人类行为特性会关联到很多的基因变异体，而每一种基因变异体都只能解释一小部分比例的行为变化。”幸好，我抵制住了种种误导，并没有在这一章中极力宣扬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这些研究认为，发现了一些单个基因的存在，据说这些基因能够解释所有人类心理特质方面的差异。这样的基因即便真的存在，也是非常少量的。当我成为第一批基因组测序的成员之一时，我个人就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且，我还知道自己携带了一种导致秃顶的基因（但是由于某种环境因素的调节，这种基因并没有发挥作用，我也并没有变成秃顶）。就像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许多强调“X基因”的观点一样，这只是基于小样本人群的研究，是通过对基因组的观测揭示的基因变异与个体特性之间关系的一种假阳性结果。在样本数量足够大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基因，它们的影响非常稳定，但效果非常微弱。我和詹姆斯·李、查布里斯参与了一个研究团体，在最近一项研究中确认了三种基因座，每一种只能解释大约一个智商点的1/3，随后，该研究团体又确认了更多的基因座，并将它们与大脑发育的机制联系在一起。最新的情况是，我在写这段话时，收到了李给我发来的一封邮件，他原打算在遗传学大会上展示最新的研究发现，现在却告诉我，该协会主席刚刚发表了一个主题发言，先入为主地谴责这项研究带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仇视同性恋的倾向。
同样，在《行为遗传学中十大可重复的研究发现》当中，有关环境变量的一些研究，比如父母教养行为以及社会经济地位都属于可遗传的，这些结果都令人难以理解（就如同这些变量与儿童的个人特征之间的关系一样）。乍听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我们的基因怎么会影响到环境？基因的确能够影响环境。基因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选择，进而让我们处于特定的环境中，同时还通过他人对我们由遗传得来的特征做出的反应来影响环境。换句话说，儿童的智力和个性特征会影响其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以及其最终所处的社会环境，甚至反过来这样的影响模式也是成立的。
第三条法则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像琼斯先生一样神秘却又极其强大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它塑造着人的智力、个性以及生活状况，但又不同于基因、家庭或者文化的作用。或者简单地讲，这个难题就是：如何解释在相同环境中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之间的差异？在这一章中，我提出了“独特环境”这一术语（假设降临在一个家庭里面的某个孩子身上的而不是其他孩子身上的经验），这一术语仍需斟酌，而且这一差异也可能是由大脑发育过程中遭遇到的一些随机事件引发的。有时候遗传学家称之为“黯淡的前景”，因为它并不看好我们在预测人格和智力方面的能力。
我个人并不觉得这有多么令人沮丧。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到我或其他人的想法，因为这一点正在逐步成为现实。有人每天抽一包烟却活到90多岁，而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却因心脏病发作而倒地身亡，这让流行病学家倍感挫折，因为他们解释不了这一现象（即便是把基因纳入到考虑之中也仍旧无法解释），他们也开始认可幸运女神在我们身体的运作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一点必然会更大程度地作用于我们大脑的运作过程。早在2002年，人们已经知道，基因不可能决定大脑中的每一个线路，因此在大脑发育过程中必然存在许多变化莫测的随机事件的作用空间。在此之后，神经科学家已经证实前景可能比这更糟糕，因为还有巨大的随机变异会潜入到我们的基因组本身。每个人的基因中都携带有60种新的基因突变，这些基因突变似乎是诸如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之类的精神疾病的主要成因。既然导致人们容易产生心理疾患的基因似乎与导致健康人群出现普通变异的基因是一样的（这属于另一个行为遗传学领域十大可重复的研究发现），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基因突变促进了我们人格的形成。而且，这一点可能会令人们感到更加沮丧，因为随着大脑的不断发育和功能的不断完善，我们的神经元依然会面临更多或大或小的突变，这很容易对大脑的运作产生影响。如果这些生殖细胞和体细胞突变算得上是一种重要的如同琼斯先生般不可捉摸的因素，那么基因在塑造我们自身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远远超出了经典行为遗传学的估量，因为这些基因突变并不是亲生的兄弟姐妹或者同卵双胞胎之间共有的，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之前被视作是支持遗传影响力的主要证据来源。
关于第三条法则，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与基因突变和其他发育型噪音之间并非相互排斥的），即神秘的塑造因素当中包括了反复无常却又对个性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成长经验，它们构成了我们独特的生命历程。普洛明等人认为，环境的影响就如同遗传的影响一样，可能会分布在上千件事情上，而在每件事情上都只显示了一丁点儿作用。本章的写作灵感主要来自于哈里斯1998年出版的著作《教养的迷思》。继该书之后，哈里斯又在2006年撰写了《独一无二》（No Two Alike），这本书进一步发展了她的理论假设，认为每个儿童都拥有其独特的成长经验，这一经验会赋予他们在朋辈群体中相应的社会角色，在此基础上他们又会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个性。《教养的迷思》在2008年重新出版。哈里斯的这两部著作都精彩绝伦，妙趣横生，任何对“是什么造就了我们”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把它们列为必读书目。
第20章：艺术 与第19章一样，本章中的议题把人们激怒了，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同种族、性别、暴力、政治或者不公平等问题相比，这一问题引发了更多的争议。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是在攻击现代主义的艺术价值，但我既没有资格，也无意去这样做。事实上，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弗吉尼亚·伍尔芙、巴勃罗·毕加索和包豪斯，而且我个人的艺术品位也倾向于现代主义。我并非在假装自己是一个艺术评论家，我只是尝试着将20世纪中先后出现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这一发展趋势与本书的主题，即对人性的否定联系起来。在此情况下，必然由“白板说”得出这样一种推论：审美方面的愉悦感属于一种社会建构，与我们的感知和情感方面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这种推断正好可以反过来解释某些形式的精英艺术、评论以及学术研究为何越来越缺乏活力和声望。
要是我现在去撰写这一章的话，我会做出更精细的区分。在小说、艺术以及建筑等领域中出现的现代主义的伟大作品，的确与我们的审美能力密切相关，当然，这种关系只是以某些非传统的方式存在的。某些艺术形式（比如现代主义的精英音乐）要比其他一些艺术形式（比如小说和诗歌）对美的排斥更为强烈。先是现代主义对精英艺术施加了限制，然后催生了后现代主义，这个时候对内在美的排斥走向了极端，于是就出现了无调音乐、粗野主义建筑、后现代主义文学评论以及怪诞的概念艺术等诸多流派。
本章的另一个主题是，人们过分哀叹人文学科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蔑视科学的思维方式、拒绝将人性科学的新理念纳入到艺术分析当中导致的。这一点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相关证据可以参见2013年我同评论家及编辑里昂·维瑟缇尔（Leon Wieseltier）的意见交换。
利用心理学和生物学的知识为艺术作品提供新的借鉴，这一方面的进展速度非常缓慢，对此我大失所望。当然，有些例外情况，比如像丹尼斯·达顿（Denis Dutton）的《艺术本能》（The Art Instinct）、阿尼鲁达·帕特尔（Anirudh Patel）的《音乐、语言和大脑》（Music, Language, and the Brain）乔纳森·戈特沙的《讲故事的动物》（The Storytelling Animal）。其中一层障碍是，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缺少合作，他们在专业特长方面原本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家试图按照科学标准来解释艺术，但他们的解释非常浅薄而且过于简单化。在这一点上，人文学者的看法是对的。对人文学者而言，有足够的理由去尝试将自己在各类作品与流派方面的学识与有关人类情感和审美反应的科学认识结合起来。最好的办法是，在大学里面培养新一代深谙这两种文化的学者。但是，人文学科的毕业生告诉我说，任何讨论，只要涉及达尔文而不是涉及德里达或者福柯，最后都会无一例外地证明了“戈德温法则”的正确性。
尽管对科学持友好态度的学者尝试去弥合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但他们自身的盲点构成了知识大融通的另一层障碍。正如我在对威尔逊主编的《文学动物》（The Literary Animal，2007年出版的一个论文集，收集了达尔文主义文学评论的文章）的评论中指出的，这些学者往往只是借鉴了进化心理学的一小部分观点，主要是择偶的进化心理学思想来为艺术提供借鉴。此外，他们还经常援引一种从生物学上来看极不靠谱的民间智慧式的进化观点，该观点认为，一切适应都是为了形成“群体凝聚力”。要想加强科学在艺术领域中的应用，必须将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关于社会冲突的分析成果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就如同“人类苦难的诸多根源”那一章中深入探讨的。
最后的反思
虽然我一直强调，《白板》在今天的重要意义仍然不亚于其在2002年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认为它在十几年间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则属于一种思想僵化的表现。我个人最大的转变就是由原来对人性黑暗面的强调转变到对人性光明面的强调。我依然相信，人类的前景仍是黯淡的，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从扭曲的人性中得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我们是散落的星骸，终究无法回归那片最初的花海。而且，自《白板》出版以来，我的世界观开始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人类发展进程的早期充满了暴力，但现代人类尊崇长寿、健康、文化素养以及物质财富。我获悉的这些资料进一步强化了我在第17章的后半部分的结尾处提出的观点：对于人类的许多弊病来说，一方面人性既是问题所在，另一方面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