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6个星期，瑞琪天天开车载着我在我们家和默瑟医生的诊所之间来回穿梭——前后总共7次之多。前几次，默瑟医生用生理盐水清洗我的鼻窦。这种清洗跟你在牙科诊所看牙齿完全不同。牙科大夫把一茶匙尝起来像泡泡糖的粉红液体送进你的嘴巴，叫你漱漱口，然后吐出来。这跟我在默瑟诊所遭受的折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把一根管子——一端连接着注射器，看起来跟我们烤火鸡用的那种管子一般大小——插进我的牙龈上的一个窟窿，直达我脸颊内的一个坑洞，然后开始注射生理盐水，清洗上颚窦的内壁。整个过程中，我只觉得自己那张脸庞热烘烘，仿佛火烧一般，但我得一直低着头，面对一只巨大的、用不锈钢制造的钵子。
默瑟医生不断调整抗生素剂量，试图将感染控制住，直到那条绕着我的喉咙的响尾蛇放过了我，悄悄溜走。然后，他把我牙龈上的缺口缝合起来。动过几次手术，我的牙龈所剩无几。默瑟医生不得不重新缝合3次，伤口才不致迸裂。
我被折磨得痛不欲生。传统医学把我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那种感觉，仿佛你突然被放逐到不毛之地，那儿有一群秃鹰盘旋在天空，伺机扑下来，把你孱弱的身体啄得只剩下一堆白骨。瑞琪的悉心照料，凯尔的膝下承欢，固然让病中的我稍感安慰，但却救不了我。我得设法为自己找出一条活路来。
一个星期四早晨，10点20分，我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去。12月的阳光从卧室窗口涌进来，把房间里的家具和摆设照耀得白灿灿的。凯尔上学去了。瑞琪一早就上了健身房，这会儿还没回家。整个屋子静悄悄的，只听见暖气机嗡嗡嗡响个不停。我掀开被单，爬到床铺的另一侧——瑞琪平日就睡在那儿——慢慢站起身来。从窗口眺望出去，眼一花，只见屋前草坪上的积雪洒满白花花的阳光。我甩了甩双手，在窗前慢跑了几步，活动活动筋骨。
然后，我匆匆穿上破旧的牛仔裤、厚重的黑毛衣和一双用麂皮制造的绿褐双色旅游鞋。我到浴室转了一圈，但却不想刮胡子、梳头发。这需要花费太多精力。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摇摇晃晃走下楼来，打开壁橱，拿出一件灰色羊毛大衣和一双黑手套——那是瑞琪在波士顿路易·威登专卖店替我买的。费了老大的劲儿，终于把大衣和手套穿戴在身上。装束妥当后，我才打开前门。
深深吸了一口气，我迈步走到门廊上。冷飕飕的空气迎面扑过来，刮到我的脸颊上，使我想起小时候，在学校上课不听话，老师飕地抽出戒尺，叭的一声敲打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我突然发觉我忘了带钥匙。一转身，我又走回厨房，从钥匙架上拿下我们家那辆银色沃尔沃旅行车的钥匙。如果我走到车子旁才想起忘了带钥匙，那我今天就肯定走不成了，因为光是穿上大衣，就已经耗费掉大半的精力，哪里还有力气走回厨房去呢。
拿了钥匙，我又走进寒冷的空气中，踩着石阶，沿着小道（瑞琪已经把昨夜降下的好几英寸积雪铲除掉）一路走出家门，然后又踩着用十根铁路枕木铺成的台阶，一步挨着一步，走到车子旁。我心里早就想好了一个计划。
我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开过车子了，心里真担心，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控制好这部沃尔沃车。我发动引擎，开了大概200英尺，在车道尽头停下来。很好，车子停得很好。我向右转，驶进我们社区那条街道，一连开了4英里进入市中心。在“停车购物”牌子前，我向右转，把车子开进购物中心的停车场。这座小小的、狭长的购物中心有一间熟食店、一间发廊、一家房地产公司、一间益智玩具店、一家酒铺和一间健康食品店。我在“天然健康食品公司”门前停下车子，幸好没有撞翻什么东西。我喘着气，挣扎着钻出车门，小心翼翼地踏上人行道，走进这间铺子。
店面很小，大概宽12英尺长30英尺，却堆放着足够摆满整座超级市场的健康食品。一排排货物，几乎直堆叠到天花板上。整个店堂只有足够的空间让一个人转身。右边，柜台后面坐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女孩，18岁左右，一头又长又直的褐色发丝看起来脏兮兮——我猜，自从布什总统访问东京，在国宴上晕倒，把满嘴食物呕吐到日本首相身上后，这个女孩最多只洗过两次头发。一跨进店门，我就看见她手里握着一块特大号意大利三明治，伸到嘴巴里狠狠咬了一口——我猜，这个三明治是从隔壁那家熟食店买来的。看见我走进来，她赶紧把三明治放在柜台上，用包装纸垫着，暂时停止咀嚼。她瞅着我，耸耸肩膀，嘴巴里含含糊糊打个招呼，“呃唔，早。”
“你吃的是健康三明治吗？”我只能使用我那半边还运作正常的脸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来。
她笑了笑——那副笑容不由得让我联想到蜡制的水果——然后鼓起她那两只塞满三明治的腮帮，愣愣地瞪着我。“我男朋友在三明治店打工。”她含含混混地说，然后又开始咀嚼嘴巴里的食物。我瞄了瞄柜台上放着的三明治，旁边还摆着一袋炸薯片和一杯葡萄汽水。天啊，这是哪门子的健康食品。
我感到浑身酸软无力，真想找个东西支撑身体，但我又担心，如果我把手伸出去碰触店里的任何物件，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肯定就会发生，满店堆放的商品稀里哗啦，全都会垮下来，散落一地。
“我需要帮助。”我告诉店里的女孩。“我想找一位专研机能整体性医学的医生看病。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份名单，让我参考？”我的脸庞疼痛不堪，牙龈里的缝线不断刺戳我的脸颊。
女孩摇摇头，猛一吞，把嘴巴里的三明治全都咽进肚子里，然后才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店里没有名单，但我知道有一位名叫汉娜的女士，她认识这附近的每一位大夫，也许她能帮上你的忙！汉娜就住在第226号公路旁的‘日内瓦农庄’。”
农庄距离这儿大约只有5英里。女孩告诉我怎么走。我向她道谢，然后缩起肩膀，转身走出店门，一路蹑手蹑脚以免碰撞到任何东西。
按照女孩的指示，不到10分钟我就找到了这个地方。日内瓦农庄是一栋充满乡野风味的单层小屋。大约30英尺外，矗立着另一栋外观相似、但规模大些的农舍。日内瓦农庄坐落在市郊，我开着车子，沿着一条狭窄的双车道行驶，转入一条碎石路，抬头一望，就看到了100英尺外的农庄。
我来到农舍前，看见门上镶着一块块凸起的木块，上头挂着一面红白两色的塑料牌子“营业中”。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早已经到了我的午睡时间，但我今天必须完成一项使命才能回去。一拐一拐，我踩着台阶走到门前，一头钻了进去。推开大门时，我听见门楣上挂着的一串铃铛叮叮当当响起来，反手关上大门，我又听见铃声响起。前脚才跨过门槛，一股热腾腾的橘子和药草香迎面扑来。仔细一瞧，只见柜台上摆着一个小电炉，炉子上放着一只茶壶，一缕缕水蒸气不断地从壶嘴喷冒出来，弥漫了整间农舍。
柜台后面站着一位身材高大壮实、外表看起来40多岁的妇人。她身上穿着白汗衫和工作服。我走进去时，她手里拿着一只勺子，舀起一些草药放到磅秤上。她那张脸庞洗得很干净，脂粉不施，满头灰褐色长发丝扎成一束马尾，垂挂在脖子后。听见脚步声，她不慌不忙抬起头来，用她那双清亮的蓝眼睛，望着我，脸庞上绽放出温馨的笑容。我在她的笑靥中看到一份自信和慈爱。这个妇人肯定就是汉娜。
“嗨！”她先打招呼。
“嗨！”我点点头。
汉娜右手握着那只用金属做的勺子，好一会儿没吭声，只是乜起眼睛打量我。忽然，她摇摇头，脸上的笑容倏地消失了。她把勺子放在柜台上。
“你病得很重！”她操着浓重的瑞士口音说。听她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幽幽叹息一声，点点头。
“‘天然健康食品公司’的一个女孩子告诉我，你也许可以帮我介绍一位在这附近开业的治疗机能整体性病症的医生。你就是汉娜吧？”
她点点头：“我就是。”
“我刚动过鼻窦手术，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你知道有谁能帮我的忙吗？”
“唔。”汉娜又点了点头。“我家里有一份名单。我这就去拿给你吧。”
汉娜走到门口，倏地回过头来，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她把头探进门里，伸出一只胳臂指了指柜台上摆着的茶壶，对我说：“想喝茶就自己倒吧，甭客气。”说完她就走了。
“谢谢！”我扯起嗓门大声说，但汉娜早就跑到她居住的那栋农舍去了。她煮的青草茶闻起来很香，但这会儿我觉得身体越来越虚弱，什么东西都喝不下。我必须马上回家，否则我就得向汉娜借一张帆布床，在她家后房歇息一会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哪还有工夫跟汉娜喝茶、聊天呢。
我打起精神，浏览这间小铺子。店堂里摆着大约15只橡木桶，里头装着各式各样的茶叶和谷类食品。其中一面墙壁嵌着好几排橡木箱子，看起来小巧玲珑的，里头装着上百种不同的草药。另一面墙壁旁边，摆着一个低矮的架子，上面挂着6本专门探讨和介绍机能整体性的刊物。我想拿起一本来看，但却弯不下腰来。
不到一分钟，汉娜就把名单拿了来。她绕过柜台走到我身旁，翻开第一页，伸出食指，从开头第一个名字一路往下寻觅，终于找到了她认为值得向我推荐的那位大夫——医学博士劳埃德·克塞勒。
汉娜竖起手指头，在纸上敲了两下，望着我说：“这可是一位名医！他在剑桥开业，慕名求医的病人多得不得了。他原本是精神病学家，后来因为女儿得了重病，才开始研究自然疗法。我把他的姓名写下来给你吧。”
“多谢了！”我倚靠在柜台上，撑住虚软无力的身体。
汉娜拿出一本黏糊糊脏兮兮的便条纸，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撕下来递到我手中，然后用她那双慈蔼的蓝眼睛，仔细打量我。“赶快回家去休息吧！别忘了给这位大夫打个电话。”
“我会打电话的。”我点点头，使劲挤出一丝笑容来。“谢谢你，汉娜。”
走出门口，我听见门楣上挂着的铃铛叮叮当当响起来。风迎面吹来，冷飕飕地穿过我的皮肤，直渗入我的肺腑。我忽然感到一阵晕眩，赶紧钻进车子，一屁股坐下来，整个人瘫软在驾驶座上。
一路小心翼翼，我总算平平安安把车子开到家门口，然后踩着楼梯一拐一拐走到楼上，衣服也没脱，就一头栽倒在床上，昏睡了过去。
＊ ＊ ＊
整个冬季，我一拖再拖，终究没给克塞勒医生打电话。我猜，大概是因为我的个性太过倔强，不愿放松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大夫给我治疗。在瑞琪无比温柔、细心的照料下，我终于回到公司上班。虽然工作量大大减少，我总算重返工作岗位。然而，到了3月，我的健康又亮起了红灯，心情登时又跌落到谷底，就像一条躲藏在泥巴路上四轮车遗留下的辙迹中的蛇。有一天在机场，我弯下腰，打开旅行袋拿东西，好久好久却挺不起腰杆。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决定打个电话给克塞勒医生。
两个星期后，我终于出现在克塞勒诊所。汉娜说的一点都不夸张。这家伙果然是个名医，生意好得不得了，简直可以用门庭若市来形容。诊所开在一栋现代化办公大楼中，占据半个楼面，员工超过20人，包括一位营养学家、一位医生助理和一位针灸大夫，加上一群医生、护士和化验员。此外，诊所内还开设了一间健康食品店，光是店员就有好几个人。
第一次看见克塞勒医生，他正站在他那张巨大的胡桃木办公桌后面，手里捧着一杯看起来像沼泽水的东西。这间办公室非常宽敞，墙上嵌着名贵的胡桃木镶板。这会儿，克塞勒医生面对着长长一排落地玻璃窗，慢慢喝完手里那杯东西，然后放下杯子，掏出一条白手绢，轻轻擦拭着嘴唇。他伸出手来，跟我握了一握，脸上绽露出冷冰冰的笑容。接着，他挥挥手，示意我在他的对面坐下来。办公桌前摆着3把椅子，是专门给病人或客人坐的。
克塞勒医生年约50，身材高瘦，脸色苍白，一头鬈曲的白发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他拿出我的病历——那是他的助理花了一个钟头，从我嘴里盘问出来的——一面浏览，一面询问我的症状和饮食。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没做任何检察就直截了当地说，他医得好我的病。就那么干脆。怀抱着一线希望，我向他保证，不管他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尽力配合。
最初的几个星期，克塞勒医生要求我严格节制饮食，同时要我服用各种不同的维他命、酶、免疫系统增强剂和祛毒剂。在他的安排下，我接受食物过敏测试，结果发现，我对一百多种不同的食物——包括小麦和所有乳制品——都会起过敏反应。说了令人难以置信，根据克塞勒医生的诊断，我的鼻窦受到感染，全都是因为我吃了会让我起过敏反应的食物。
这些日子来，默瑟医生把几十种不同的抗生素灌下我的喉咙，结果，我的免疫系统被整得千疮百孔，虚弱不堪，连应付感冒这类小病的力量都没有。更要命的是，默瑟从没告诉我抗生素要跟“嗜酸乳菌”一起服用，结果让我患了严重的念珠菌感染。倘若不及早治疗，这种病搞不好会要我的命。
让我感到惊慌的是，刚接受克塞勒医生治疗时，我竟然觉得身体比以前更加虚弱——感觉上，仿佛有一种不知什么名堂的毒药，在我血管中四处流窜不停。克塞勒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是可能会发生的，但只要我遵照他的规定饮食，不要一时想不开，跑到桥上跳河，再过几天我肯定会觉得好过些。于是我咬紧牙关，苦撑下去——老实说，那一阵子我每天都想伸出手来，掐住这家伙的喉咙，活生生把他勒死。就这样熬过了两个月，果然，那一群盘旋在天空中、准备扑下来啄食我尸首的秃鹰，看看没什么好处，全都飞走了。
整个春季和夏季，我严格遵守克塞勒医生的规定，节制饮食——就算你给我十块钱，我也不会去碰那令人垂涎三尺的干酪牛肉三明治。秋天来临时，我的身体几乎完全康复了，气色也好多了，至少看起来像个人样。我恢复正常作息。在这座我居住了一辈子的城镇行走，我不会再迷路了。有一天，我甚至陪我儿子玩起“太空中的醉鬼”游戏来。我高兴得流下了眼泪。玩这游戏时，瑞琪不在家，否则她肯定会陪我一起哭。后来听我说起这件事，她激动得把我搂进怀里——紧紧地、用力地，不再害怕把我那虚弱的身体压扁或折断。
瑞琪也变了——变得比往常更有活力，走起路来脚步更加轻快，仿佛学期就要结束，暑假即将来临似的。
她终于把她的男人找回来了……至少她是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