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等埃丽卡去找工作，工作就主动找上门来了。招聘人员从她还在读大三时起就一直追随着她，而她就像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女继承人一样避开他们，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等待着合适的追求者。
她走马灯般应付着来自金融类企业的邀请，也曾一度认真考虑过加入某家技术类企业，但最终选择在一家顶尖咨询公司开始她的职业生涯。这家公司为她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她可以选择加入该公司的某个“职能能力群组”或是某个“客户产业群组”。实际上这并不算是什么选择，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两个部门分别是做什么的。
她选择了一个职能能力群组，因为这名字听起来似乎酷一点，然后开始在一个名叫哈里森的男人手下工作。哈里森每周召集组员开3次会，讨论他们正在做的研究项目。这些会议并不是在中间设有麦克风的桌子旁举行的。哈里森聘请了一位室内设计师，让其按自己奇特的想法建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会谈空间。他的团队成员们会来到一片宽敞开放、看起来像是大起居室的区域，各自坐在有垫子的矮椅上。
这种布置原本是为了让员工更加随意，允许组员们自动组合成更小的群组，但实际上不但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反倒使组员们彼此回避。他们会在上午10点进入房间，把咖啡和文件丢在地板上，自己坐在椅子里，稍微调整姿势让身体歪着。椅子会大致围成一个圈，不过某个人会看着窗户，另一个人则盯着墙上的一件艺术品，还有的人或许会对着门。组员们可以这样愉快而且富有成效地连续交谈一个小时，彼此间根本不会有任何眼神接触。
哈里森大约35岁，面色有些苍白，块头偏大但并不健壮，人相当聪明。“你最喜欢的幂定律是什么？”他在埃丽卡刚开始参与这类集体会议时问她，她确实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幂定律是指比例恒定不变的多项式，例如齐波夫定律。”埃丽卡后来得知，齐波夫定律的含义是，在任何语言中，最常见的词出现的频率刚好是次常见的词出现频率的2倍，这一规律对于更加不常见的词同样适用，包括最不常见的词。在任何一个大的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会是次大城市人口的2倍，并以此规律延续下去。
“或者是克莱伯定律！”另一位同事插话道。克莱伯定律指出，任何动物的个体大小与新陈代谢之间都具有恒定的关系。小动物的新陈代谢更快，大动物的新陈代谢更慢。如果你把所有动物的个体大小与新陈代谢速度的比率标示在同一张图表上，会发现它们形成了一条直线，从最小的细菌到最大的河马。
整个房间突然热烈地讨论起幂定律来。除了埃丽卡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条幂定律。埃丽卡感觉自己在这些家伙身边真是显得令人震惊的迟钝，但她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与他们一起工作。
每天的会议都是一场新的智慧火花碰撞会。组员们坐在椅子上，会议越来越久，最后，他们几乎是平躺在椅子上，胳膊交叉在身前。几乎每场会议都会伴随着一次智慧的爆发。有一天，他们花了整整一小时来争论，当一个人在玩“刽子手”游戏时，“爵士”算不算得上是所有可能的词语中最好的选择。
“设想一下，怎样给莎士比亚戏剧配上类似罗伯特·鲁德伦姆式惊悚故事的标题？”有一天，某个同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里亚托的审判。”有人立即建议说。
“埃尔西诺的动荡。”另一个人叫道。这个标题对应的是《哈姆雷特》。
“邓斯纳恩的再造杯。”有人喊道。这个标题对应的是《麦克白》。
这些人好像在会走路前就已经被认定是天才了，他们每个人都像是大学竞技场上的才子或者辩论能手。哈里森曾经提到过，他从医学院辍学是因为觉得学习内容太简单了。如果某人提到在另一家公司有人很聪明，他会反问道：“他是否像我们这么聪明？”埃丽卡跟自己打了个赌：哈里森一旦提到了某个人的名字，却没有立刻指出这人是否曾上过哈佛、耶鲁或麻省理工学院，那他每停顿一秒，她就允许自己吃一颗M&M巧克力。
除此之外就是沉默。一旦他们不再激烈地讨论方法和资料数据，整个团队就沉默着坐在那里——每次可能持续数秒或数分钟。对于习惯了城市喧嚣的埃丽卡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她笔直地坐在自己的椅子里，盯着自己的脚尖，默默地对自己反复念叨着咒语：“我不会打破这沉默，我不会打破这沉默，我不会打破这沉默。”
埃丽卡想知道，这些天才怎么能这样无声无息地坐着。或许这只不过是因为组里绝大多数都是男同事，少数几位女同事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学会了适应这种男性文化。当然，埃丽卡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认同这样的流行观念：男性不如女性善于沟通和投入感情。大量科学证据都支持这一点。男婴比女婴更少与母亲进行眼神接触，并且子宫里的睾酮水平在孕期的头3个月越高，婴儿在出生后与母亲进行眼神接触的频率就越低。剑桥大学的西蒙·拜伦－科恩对关于男性沟通与情感的研究文献进行过总结，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对系统更为好奇，对情感则不太感兴趣。大体而言，他们更愿意按照规则来分析无生命的物体是怎样拼凑成一个整体的，女性则通常是更优秀的情感共鸣者。在“根据部分线索猜测某人情绪状态”的实验中，女性表现得更好。她们在语言记忆和口语表达流畅度方面通常更为优秀。她们并不一定比男性说得更多，但她们在谈话时更善于轮流表达和倾听，并且也更可能谈论其他人，而男性则更可能谈论自己。处于有压力的情境下时，女性更可能寻求他人的帮助。
埃丽卡过去也曾经参与过以男性为主的小组讨论，但讨论过程并不像现在这样。这种文化很特别，它是自上而下的。哈里森已经将社交方面的窘境转化成了某种形式的力量。他变得越是神秘，每个人就越不得不注意他。
他每天都吃同样的午餐：奶油干酪橄榄油三明治。当他还是个男孩时，他就创立了一个方程式帮助他预测赛狗比赛的冠军，而现在他的职责则是找出隐藏的模式。“你读过公司报告中的脚注吗？”当小组有了一位新客户时，他悄悄地问埃丽卡，“他们马上就要体验到转型时刻了。”她仔细翻遍了报告脚注，却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他经常连续好几个小时研究图表——股价、可可的年度生产水平、天气情况以及棉花产量。
他会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客户们敬佩他，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当他在场时，连首席执行官们都变得谦卑起来。每个人都相信，哈里森看完一页的数字就可以告诉他们，5年后他们将会破产还是快速发展。哈里森自己也颇为自信。他表现得对很多事情都有把握——事实上是一切事情——但他最有把握的还要数两件事情：他真的很聪明，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并不聪明。
有几年时间，埃丽卡很喜欢与这个人一起工作，哪怕他有那么多古怪的习惯。她喜欢听他谈论现代哲学。他对桥牌兴趣浓厚，热爱任何具有固定规则的智力游戏。有时，她会帮助他将他错综复杂的洞察与发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不过，她逐渐开始注意到一些事。他的部门做得并不是很好。报告很出色，但业绩太差劲了。虽然会有新客户来，但他们很少能留住。客户会在特定项目方面参考这个小组的意见，但从不会选择他们作为值得信任的长期顾问。
埃丽卡耗费了多得惊人的时间才最终认清这个事实，但是一旦认清，她就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小组。她意识到，尽管会议无休止地进行，但却几乎没有一点儿实质性的争论。相反，每个人只不过是带来各种各样的琐碎信息，以证实哈里森多年前编纂的理论。埃丽卡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观看侍臣们给国王带来糖果，然后围观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尽情享用。
哈里森最喜欢的口头禅是：“这就是你必须知道的一切！”他会针对复杂的情况作出一些尖锐而精辟的评论，然后就大声喊出这句口头禅。埃丽卡意识到，哈里森的评论并不是每次都能涵盖“你必须知道的一切”，但是只要他喊出这句话，谈话就算是结束了。
除此之外，还有当年那个模型。许多年以前，哈里森曾经通过重组一家银行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他在整个银行业成了一个传奇人物。现在每当有银行来找他时，他就会设法再次移植这个模型。他在大银行和小银行、城市银行和乡村银行都尝试过。当他试图在别的国家移植这个模型时，埃丽卡尽力贡献她在文化领域拥有的专业知识。一次会议上，她试图解释由彼得·霍尔和戴维·索斯基开创的“资本主义分类法”。她提出，不同国家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动机系统，并且这些动机系统与该国的权力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德国具有紧密联系的制度，例如工会。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使得雇主难以雇用和解雇雇员。这样的制度意味着德国擅长改良性的革新——此类稳定的革新常见于冶金业和制造业中。美国则具有松散的经济网络，雇用、解雇劳动者以及成立新的企业都较为容易。这使得美国擅长彻底的变革，在软件与技术行业中，此类快速的模式转换经常出现。
哈里森一摆手否定了她的建议。他认为，不同的国家擅长不同的事情是因为不同的政府规章制度，改变这些规章制度就足以改变文化。埃丽卡试图证明，规章制度发源于更经久、更深入的文化，但哈里森已经转移话题了。埃丽卡是一名有价值的员工，但她还没有聪明到值得他不厌其烦地跟她争论的程度。
哈里森并不仅仅这样对待她，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客户。他忽视那些不符合他思维体系的争论。他要求他的团队准备长篇报告，在报告中有理有据地批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仿佛关于这些行业，他们要比专业人士还懂得多。他们故意将报告写得晦涩难懂，以显示他们的“专业”水平。他们不明白不同公司具有不同的风险承受度。他们不明白，某位首席财务官或许正陷于与某位首席执行官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使这位首席执行官陷入更加困难的境遇。潜在的办公室政治斗争当然不会暴露到让他们这些外人无法忽视的地步，而他们对于情景的准确模拟尝试总有可能以失败告终。对埃丽卡而言，只有当哈里森和他的团队做出了某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得体举措时，这一天的工作才算是完整的。在她供职于这家公司的最后5个月里，她每天回家时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这样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如此愚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