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个颇具揭示性的问题。哈里森已经围绕对智商的尊崇形成了一整套生活方式，乃至影响了整个职业生涯。他通常会基于智力水平雇用员工，基于智力水平与别人交往。他告诉客户，他将提供一个由常春藤联盟高校毕业生组成的小组来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从而给客户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某种程度上，哈里森对于智力的笃信确有其合理性。几十年来，研究者们已经对智商进行了颇为广泛的研究，对它了解甚多。一个人在童年时获得的智商分数在很大程度上可用于预测他/她成年后的智商分数。在某种智力技能方面表现良好的人，很可能在其他许多方面也表现良好。在言语推理方面表现确实优秀的人，很可能也善于解决数学问题和阅读理解，虽然他们可能在其他智力技能方面表现得没那么好，例如记忆辨认。
人在智商测验中的表现会受到遗传因素的显著影响。一个人母亲的智商分数是跟他/她智商分数相关性最大的单个预测指标。高智商的人在学校及类似学校的环境中表现得更好。正如迪恩·哈默和彼得·库普兰（Peter Copeland）所指出的：“在一项又一项的研究中，智商一直都是学校成绩的最佳预测指标。”
如果你想要领导一家企业，智商超过100很可能会有助于你实现目标。如果你想从事原子物理领域的研究工作，智商超过120很可能会有助于你实现目标。
但是，哈里森对于智商的强调确实也存在着若干问题。首先，智商具备令人惊讶的可塑性。环境因素在影响智商水平时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进行的一项针对黑人孩子的研究表明，每错失一年学校教育，他们的平均智商分数会减少6分。父母的关注似乎也会对孩子的智商有所影响。兄弟姐妹中，老大的智商往往会比老二的高，而老二的智商又往往会比老三的高。不过，一旦他们的出生日期之间存在3年以上的间隔，这种效应就会消失。这方面的理论认为，母亲们与第一个孩子交谈得更多，并且会使用更为复杂的句子。当她们在较短间隔内接二连三地生育孩子时，她们不得不分散注意力才能顾及每个孩子。
关于智商可塑性最清晰的证据是弗林效应。1947~2002年，发达国家的智商水平以每10年增长3%的速度稳定上升。这一效应在各个国家、各个年龄段以及大量不同环境中被反复观测到，并且已经成为了“环境会影响智商”的可靠证据。
有趣的是，智商测试的各部分分数并没有出现一致的增长。2000年参与智商测试的人在词汇和阅读理解部分的表现，普遍并不比1950年参与智商测试的人好多少，但他们在回答那些用于测试抽象推理能力的问题时表现要好得多。詹姆斯·R·弗林写道：“今天的孩子们更加擅长当场解决问题，不需要事先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
弗林的解释是，不同的年代会激发不同的技能。19世纪的社会激励人们具备更丰富的具体思维能力，而当代社会则激励人们具备更丰富的抽象思维能力。因为遗传基因的作用而善于进行抽象推理的人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技能，所以在这方面表现得越来越好。他们的遗传能力在社会经验的作用下成倍增长，结果就是智商越来越高。
尽管如此，一旦脱离了学校环境，智商就不再是一项非常可靠的成就预测指标。在消除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拥有高智商的人未必会拥有更和睦的人际关系与更美满的婚姻状况。他们在养育孩子方面并不能做得更好。在《智力手册》（Handbook of Intelligence）的一章中，佛罗里达大学学者理查德·瓦格纳调查了智商与工作成就间的关系后得出结论：“智商只能造成大约4%的工作成就差异。”在这本手册的另一章中，约翰·迈耶、彼得·萨洛维和戴维·卡鲁索得出结论，智商对成功人生的贡献最多可以达到20%。就连这样的数字也包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正如理查德·尼斯贝特所阐述的那样：“天性将这一切的作用搅在一起，即使多重回归方法也无法将它们分开。”不过，专家们普遍认为，只要忽略掉某些相当明显的关联（比如聪明人更容易成为数学家），那么智商和人生成就之间实际上只有非常松散的联系。
“特曼研究”是一项著名的纵向研究，该研究追踪了一组具备极高智商的学生（他们的智商都不低于135）。研究人员期望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继续拥有杰出的职业生涯。他们做得不错，其中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律师或公司高管。但这群人里没有任何一位成为超级明星，也没有出现普利策奖或麦克阿瑟奖章的获得者。梅丽塔·奥登于1968年完成的跟进研究表明，受试者中那些看起来做得最好的人只拥有略高于其他人的智商。他们真正的特点是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是那些在童年时就表现出强大进取心的人。
一旦一个人的智商越过120的门槛，更高的智商与更杰出的成就之间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关系了。从理论上来说，智商达到150的人比智商为120的人聪明得多，然而这多出的30分几乎不能在这些人的人生成就当中产生任何可测量到的有利影响。正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异类》[1]（Outliers）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或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的美国人大多数并未进过诸如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之类被公认为只招收优秀学生的一流大学。他们的确进入了那些还算好的大学——罗林斯学院、华盛顿大学、格林内尔学院。如果你的聪明程度足够让你进入一所还算好的大学，那么你的聪明程度就足以让你有所成就，即使是在化学和医学研究这样的学术领域。你并不一定非要属于全人类中智商最高的那0.5%。俄亥俄大学学者杰伊·扎戈斯基曾针对7403名美国年轻人进行过一项“全国青少年纵向调查”，结果表明，积累大量财富与高智商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
哈里森的错误在于，他将智商等同于思维能力。事实并非如此：智力仅仅是思维能力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在智商测验中得分高的人擅长于逻辑、线性以及计算类的任务，但是如果想要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色，还必须依靠特定的性格特征和特质。这就好像一名士兵可能拥有相当强壮的身体，如果你让他参加只考察俯卧撑和引体向上的能力测验，他可能会做得非常好。但是除非他拥有勇气、自律、技巧、想象力，反应迅捷，否则他在混乱的战场中还是难以生还。同样，一位思想者可能非常聪明，但除非他拥有诸如坦诚、严谨和公正这样的道德优点，否则他也可能没办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成功。
在《智力测验错过了什么》（What Intelligence Tests Miss）一书中，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E.Stanovich）列举了一些会影响人们现实成就的心理特质：“在下决心之前先收集信息的倾向，在得出结论之前先寻求不同观点的倾向，在回答问题之前先进行广泛思考的倾向，将个人观点用证据进行证明的倾向，在采取行动前考虑未来结果的倾向，在作决定前明确衡量情境优劣的倾向，以及寻求微妙之处和避免绝对主义的倾向。”
换而言之，思维能力和心理特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心理特质类似于道德品质，它由经验和努力铸就而成，铭刻在思维内部。
[1]《异类》一书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09年6月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