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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物:爱、性格和成就的潜在根源》怎样才算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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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有一天,准确地说是在一次连续48小时的聚会之后,宿命干预了哈罗德的生活。当时他和马克以及朋友圈的部分成员待在一家以运动为主题的酒吧里,观看世界杯比赛。比赛逐渐进入高潮阶段,还剩下最后几分钟,突然马克用胳膊肘碰了碰他的肩膀,将刚才突然涌现的念头告诉他:“嗨,你愿意搬到洛杉矶,和我一起成为电视节目制片人吗?”

哈罗德盯了他一秒钟,然后继续看比赛。“你真的仔细考虑过这件事吗?”

“我没必要仔细思考,这是我命中注定的,这是我天生就应该去做的。”比赛进行得更加激烈。酒吧里的其他人都在尖叫,而马克则向哈罗德描述他们或许即将要面对的生活。首先要制作一些毫无价值的电视节目——或许是电视购物节目或者警察局宣传片,接下来拿着钱休息几年享受人生,然后再制作一些更正经的节目,接下来在世界各地投资房产并更加幸福地享受人生,最后制作一些能通过美国HBO有线电视网播出的经典作品以改变整个世界。按照马克的描述,从事这份工作好处多多,不仅可以赚得盆满钵满,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而且永远没必要被某件事、某个项目或某个创意所束缚。这是完美的自由生活。

有趣的是,哈罗德毫不怀疑马克能够做到他打算做的一切。马克拥有一种曾被哈罗德称为“与社会同步肤浅”的特质,也就是说,马克的肤浅想法总是能够迎合市场,在市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他从来没有被太复杂或太前沿的事情诱惑过。他喜欢的东西,大众普遍都会喜欢;他厌恶的东西,大众普遍都会厌恶——至少他的想法和那些为了前半夜看电视、周末晚上看电影而活着的人一样。

然而,哈罗德还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可不是合适的生活方式。”他回答道。辩论就这样开始了。这场辩论其实早已注定了,早在几年前哈罗德第一次走进大学宿舍见到马克时就是这样。马克与哈罗德的根本分歧在于究竟是注重自由还是承诺,认为无拘无束的生活更幸福还是稳定的生活更幸福。

马克申明了自己的立场,然后哈罗德也申明了自己的立场,两人的立场都没有任何独特新颖之处。马克描绘出一幅充满刺激和娱乐的人生蓝图——周游世界、尝试新鲜事物。他把这样的人生和那些苦闷单调的中年人的人生相比,后者每天去干同样的工作,每天下班后面对妻子,用酒精麻醉自己入睡以度过安静无望的生活。

哈罗德则站在另一边。他描绘出一幅由情感关系和稳定纽带联结而成的人生蓝图——邀请老朋友共进晚餐,抚育逐渐成年的孩子,成为家乡和社区的关键人物。他也把这样的生活跟追求浮华、肤浅的人的人生作对比,后者只能拥有逢场作戏的露水姻缘,表面上拥有华丽的奢侈品,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积蓄,最终不得不度过悲伤孤独的晚年。

这场辩论其实由来已久——这正是《在路上》(On the Road)和《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这两部电影之间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科学可以对这样的辩论进行裁决。实际数据比较倾向于哈罗德的立场。

近年来,研究人员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调查人们幸福的原因。他们的调查方式大多是首先询问人们是否幸福,然后逐一寻找答案与他们日常生活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这种方式似乎不太可靠,但它的结论却出乎意料地一致和可信。

研究人员首先发现,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生活在较富裕国度的人们往往更幸福,较富裕的人们往往比贫穷的人们更幸福,但这种关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人们怎样定义幸福,这正是专家们争辩的关键话题。正如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在《这个世界幸福吗》(Happiness Around the World)一书中所描述的,认为自己幸福的尼日利亚人所占的比例跟认为自己幸福的日本人所占的比例相当,尽管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尼日利亚的25倍之多。对自己生活感到满足的孟加拉人所占的比例居然是对自己生活感到满足的俄罗斯人所占的比例的2倍。过去50年中,美国人的普遍生活标准急剧提升,但这并没有让美国人的普遍幸福感急剧提升。美国社会变得比过去更不公平,但这种不公平并没有对国民的幸福感带来明显影响,甚至对穷人都影响不大。

彩票中奖会让人短期内幸福感爆棚,但它几乎不会带来任何长期影响。从底层奋斗到中产阶层的幸福感要远远大于从中产阶层奋斗到上流社会的幸福感,幸福感曲线会变得越来越平坦。尽管人们在中年时期最容易晋级提升,他们还是普遍感到不幸福。人们在20多岁和60多岁时最幸福,这时他们的职业生涯要么尚未起步,要么已经告一段落。尤其重视物质享受的人比不重视物质享受的人更容易感到不幸福。

研究人员的下一个明确发现是,人们不善于判断什么会让自己幸福。人们往往高估了工作、金钱和房产的价值,却低估了亲密关系和艰巨考验的重要性。普通美国人认为,如果一年可以挣到超过9万美元的收入,他们就可以“实现所有梦想”,但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如果说金钱和幸福之间的关联是复杂的,那么社交网络与幸福之间的关联则并不复杂。一个人社交网络中的朋友间的感情越深厚,他就越容易感到幸福。拥有长期稳固婚姻生活的人比没有经历过长期稳固婚姻生活的人更幸福。一项研究表明,结婚所产生的精神收益相当于每年多挣10万美元。另外一项研究表明,参加朋友圈每月一次的聚会所产生的幸福感相当于工资翻番。

在一年中拥有稳定性伴侣的人比经常更换性伴侣的人更幸福。有更多朋友的人感觉生活压力更小而且活得更长。性格外向的人比性格内向的人更幸福。丹尼尔·卡尼曼、艾伦·克鲁格、戴维·施卡德(David Schkade)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绝大部分能够提升幸福感的日常活动——例如做爱、下班后联谊、与朋友共进晚餐——都带有社交性质,而能够降低幸福感的日常活动——例如上下班——则往往是独自一人进行的。最有助于提升幸福感的职业带有社交性质(业务经理、理发师、健康顾问或护理师),而最可能降低幸福感的职业要么带有反常社交性质(妓女),要么是远离社交的(机器操作员)。

罗伊·鲍梅斯特对以上迹象作出了这样的总结:“一个人究竟是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还是孤身一人,会强烈地影响这个人的幸福感程度,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因素。”

在这场以“应该怎样生活”为主题的人生辩论中,马克引用了那些为自由自在、开辟崭新人生喝彩的电影和摇滚歌曲,哈罗德则表示这些电影情节和歌词不过是为迎合青少年而刻意安排的营销策略而已。他认为成年人应该期待两件事,这两件事正是他自己所期待的:首先,他认为应该拥有幸福的婚姻。如果一个人拥有幸福的婚姻,那么无论这个人在职场生涯中遭遇多少挫折,都会保持相当幸福的状态。如果一个人拥有失败的婚姻,那么无论这个人在职场生涯中取得何等成就,都不会感到非常幸福和满足。

之后,哈罗德表示他希望能找到某项使命,让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其中,无论是工作还是兴趣爱好。他想象自己会为此真正地努力工作,经受挫折和坎坷,最后凭借自己的汗水和辛劳换来成功和他人的认可。

他知道这两个目标或许彼此冲突。婚姻会占据他完成使命的时间,而使命也会占据他与亲友相聚的时间。他不知道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但是这两者都是他想要的,而且它们都与马克感兴趣的随心所欲、走马观花式的人生观格格不入。哈罗德成长于当代美国文化环境中,40多年来,这种文化一直称颂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但是哈罗德意识到,他需要的是更多的团结、联系和交融。他不能独自表现出完美的自我,只有与其他人一起努力才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