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弗拉姆·舒尔茨（Wolfram Schultz）是剑桥大学的神经学家，为了探明帕金森症的原因，他对猿猴进行过研究。他把苹果汁喷到猴子的口中，此时可以观察到它们大脑内多巴胺神经细胞的小规模活动。喷了几次之后，他注意到，多巴胺神经细胞恰恰在果汁到达之前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他设计了一项实验，每次在喷果汁之前都给出一个声音信号。这样几次之后，猴子们发现在喝到果汁之前会有一个声音信号，于是它们的神经细胞在听到声音信号时就开始活跃，而不是在喝到果汁的时候。这就难住了舒尔茨和他的同事：为什么这些神经细胞不是简单地只对犒赏本身（果汁）产生反应呢？
瑞德·蒙塔古、彼得·达延和泰伦斯·谢诺沃斯给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答案。神经系统更加偏向于犒赏预测，而不是犒赏本身。大脑整天都在构建预测模型，例如某种声音信号意味着即将喝到果汁。当这些模型中有一个能够精确地预测现实的时候，大脑就会体验到一点犒赏的兴奋，至少是令人欣慰的安宁。当模型与现实相冲突的时候，大脑则会感到紧张和担心。
蒙塔古认为，大脑的主要作用就是建模。我们不停地在大脑中构建小的预测模型，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如果我把手放在这里，那么这件事就会发生；如果我笑，那么她就会笑。假如我们的模型与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吻合，我们会体验到一点甘露般的甜头；如果不吻合，那就麻烦了，大脑不得不弄明白究竟出了什么差错，并将对模型进行调整。
这种功能是欲望的基本组成结构之一。每天，我们的大脑都会根据储存在里面的工作模型生成预测模型。内部模型常常与外部世界产生冲突，于是我们努力构想出能够帮我们理解世界的各种概念，或者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更好地与世界融洽相处。当我们掌控了某种处境或者某些任务时，大脑会产生愉悦的波动。这样的波动并不是在一成不变的融洽生活中就能产生的，否则的话，我们的大脑就能一辈子处于这种愉悦的波动中了。事实上，只有在紧张被消除的时候，波动才会产生，所以幸福的生活有着它循环往复的节奏：从困难到融洽，从困难到融洽。这一切都受到迷恋、渴望内外部模式相吻合的驱使。
这种对融洽或者迷恋的渴望，会通过平凡小事体现出来。比如当人们完成一个填字游戏时，或者当他们坐下来发现桌子布置得井井有条，恰恰符合他们“就该如此”的标准时，人们就会体验到一丝愉悦。
迷恋也能通过古怪的方式体现出来。人们会本能地被熟悉的事物所吸引。例如，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学者布雷特·佩勒姆（Brett Pelham）通过实验揭示了一些貌似奇怪的情况：名叫丹尼斯（Dennis）和丹尼丝（Denise）的人更有可能成为牙医（dentist）；名叫劳伦斯（Lawrence）和劳里（Laurie）的人更可能成为律师（lawyer）；名叫路易斯（Louis）的人极可能会搬到圣路易斯州（Saint Louis），而名叫乔治（George）的人则可能会搬到佐治亚州（Georgia）。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却被他们出生时父母偶然起的名字的发音，以及发音与自己名字相似的事物或多或少地影响了。
迷恋驱使我们在职场中也追求精益求精。有时，当我们专注于某些工作的时候，思维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就开始消失了。有经验的马术师的训练和他训练的马动作能协调一致。木匠和他手中的工具会合二为一。数学家会沉迷在他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在这些令人赞叹的时刻，内外部的模型会开始融合，达到彼此和谐的境界。
迷恋在精神上驱使着我们。我们都喜欢别人说我们是多么正确（某些广播中和电视上的专家借助恭维听众或观众的办法赚得盆满钵满）。当某种恰当的理论恰好落到实处时，我们都会感受到愉悦与兴奋。我们都喜欢跟周围的环境相处融洽的感觉。正如布鲁斯·韦克斯勒（Bruce Wexler）在《大脑与文化》（Brain and Culture）一书中讲述的那样，我们耗费前半生努力构造与世界相符的内在模型，然后花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调整世界，使之符合我们的内在模型。很多酒吧的深夜纠纷都是因为某人试图让别人用跟他相同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因为领土、财富和利益问题，许多时候都是为了迫使对方用本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有些国家间的冲突之所以根深蒂固，就是因为双方都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历史观。
绝大多数人重返儿时的家或者他们的思维模型第一次被锻造的地方时都会被深深打动。当我们重返我们成长的地方时，我们最注重的是一些细节——那家药店依然如儿时一般静静地伫立在老地方，公园的篱笆也是原来的模样，还有冬日太阳的角度，我们曾走来走去的人行横道等，都一如既往。我们并非因为它们的价值（比如“那条人行横道是最好的人行横道”）而深爱这些小细节。大脑为儿时的家涂抹上了一层特别的感情色彩，因为这些是我们所熟知的模式。著名作家路易斯曾注意到：“小孩会喜欢上一个坏脾气的老花匠，而老花匠对此却浑然不觉，还会在小孩竭力想要和他打招呼的时候避开。花匠必须是一个‘老’花匠，他要‘一直’都在那个老地方——‘一直’代表了短暂且似乎难以追忆的孩提时代。”
迷恋的渴望在人们感到自己与自然和上帝相融合的神圣时刻显得最为深切，这时人们的灵魂会受到鼓舞，一种与宇宙浑然一体的感觉在心中弥漫。
最重要的是，人们寻求对彼此的迷恋。在出生后两周内，婴儿在听到别的婴儿痛苦叫喊时就会哭，但在听到自己哭声的录音时却不会。1945年，澳大利亚医生雷妮·施皮茨对一家孤儿院进行了调查研究。这家孤儿院本身非常注重清洁卫生，每8个婴儿都有一个护士照顾。婴儿们的饮食得到了精心的安排，但为了尽量减少与细菌的接触，他们整天都没有人陪。基于同样的原因，婴儿床之间也被帘子隔开了。尽管具备了所有这些卫生防护措施，孤儿院里仍有37%的婴儿在两岁之前就夭折了。孤儿院忽略了生存必需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情感上的接触。
人们会被与自己相似的人吸引。当我们遇见陌生人时，我们会立刻开始依照对方的行为采取与之相应的行为。拳王阿里堪称有史以来最快的拳手，平均花190毫秒就能找出对手的防守漏洞并开始进攻。而大学生平均只需要花21毫秒就开始不自觉地使自己的动作与朋友的动作同步。
朋友之间在深入对话的时候会模仿彼此的呼吸模式，而被要求去观察对话者的人则会开始模仿对话者的肢体语言，模仿得越像，他们对对话者之间的关系理解得越深刻。在信息激素作用的更深层面上，在一起生活的女人月经周期往往会趋于一致。
神经科学家马可·亚科波尼（Marco Iacoboni）提出，“感应”这个词的语气强烈程度已经不足以描述这些思维过程的作用了。当我们感知到别人的快乐时，我们就会跟他一起笑，仿佛那是我们自己的快乐。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痛苦时，哪怕只是在荧幕上，这痛苦也会反射到我们的大脑里，尽管稍微减轻一些，却也犹如我们自己的痛苦。
“当你的朋友成为你的好朋友时，原本与友谊无关的所有关于他的事情都变得熟悉和可爱起来。”路易斯这样写道。他继续阐述说，朋友之间的爱“除了爱所慷慨赋予的责任之外，无须承担任何其他责任，几乎彻底摆脱了嫉妒，并且无须考虑爱与被爱的双方是否具备资格，它超越了一切，是精神与心灵上的爱，它是我们人类所能想象到的天使之间的爱”。
人们一旦在某个团体里产生归属感，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要求他们遵守这个团体的行为规范。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做过一项著名的实验：让受试者看到长度明显不同的3条线，然后让一群人把受试者围起来（这些人秘密地为阿希工作），这群人坚持认为这些线都一样长。面对群体的压力，70%的研究对象至少有一次顺从了大家的意见，说这些线长度相同。仅有20%的研究对象拒绝认同这个显而易见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