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管理方面的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注重实用性的人以为自己能够免受任何理性思维的影响，其实他们不过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而已。”埃丽卡如今的同事们则是另外一种古老哲学传统的奴隶，这种传统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把人类历史当成一个以逻辑意识的发展为主线的故事，将之视为一场理性、高层次才能、情感、本能与动物性之间的角逐。根据这个历史故事的乐观版本，理性逐渐战胜了情感，科学逐渐取代了神话，逻辑逐渐战胜了激情。
这种历史叙事观通常从古希腊开始讲起。柏拉图相信灵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追求真理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最好的东西，激情追求认可和荣耀，而欲望则追求基本的快感。对于柏拉图来说，理智如同一名车夫，需要驾驭两匹水火不容的野马。“如果大脑中能够带来秩序和哲学的元素占了上风，”柏拉图写道，“那么我们就能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成为我们自己的主宰。”
按照这种叙事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理智派取得了大跨度的进步，但在罗马衰落之后，激情派又重返江湖。欧洲跌进了黑暗时代，教育遭受重创，科学止步不前，邪教异端横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科学和会计学的发展，才出现转机。到了17世纪，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们创造了新形式的机器，同时也发明了思考社会的新方法。伟大的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剖析和理解他们的世界。“世界是一台机器”的比喻开始取代“世界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的比喻。社会常常被看做一个钟，它的内部有数百万的零部件在运转着，而上帝则是神圣的钟表匠，是这个精巧的理性宇宙的创造者。
培根和笛卡儿这样的伟大人物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科学方法。笛卡儿试图重新定义“人类理解”的概念。他从零开始，有逻辑、有意识地逐步对每个命题进行分析，找出哪些是真实确凿的。他在逻辑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理解。培根声称，在这个科学的时代，思想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它每一步都要受到正确的引导”。这就需要一整套“确定的计划”和一种全新的、可信的方法论。
在这种新的思考模式下，哲学家和科学家必须改变偏见、习惯和固有的信念。他们必须在他们所要探究的主题上保持冷静，摒弃任何激情。问题必须被分解成相互独立的部分。他们必须有意识、有方法地推进，从问题中最简单的元素开始，一步一步地朝复杂集合的方向前进。他们必须发明一种科学的语言，以避免普通语言的含糊和混乱。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对人类行为进行概括，如同法律条款般，最终获得确切的结果——真理。
科学方法为那些一度由推测和直觉占据的领域带来了严谨，在物理、化学、生物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结果好得让人惊叹。
偏理性主义的技术也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于研究与“组织社会”相关的学问，让社会领域的进步得以像科学领域的进步一样让人印象深刻。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汇集成了一本伟大的百科全书，试图在单独的一本参考书中组织起人类所有的知识。迪马瑟在百科全书中宣称：“理性在哲学家心目中的地位就像恩典在基督徒心目中的地位。恩典驱使基督徒行动，理性则驱使哲学家行动。”
几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家们尝试着创建一门关于人性的科学。他们努力创造能够允许他们预测和塑造人类活动的模型。政治学家、国际关系教授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开发出了各种复杂的模型。管理顾问们进行了各种实验，以便更好地理解管理企业的学问。政治围绕着各种抽象的思想体系和宏观的机制被组织起来，这些机制将所有的事物联系到一起，成为逻辑上一致的一整套信条。
思想的这种理性模式无处不在，看起来既自然又不可避免。理性主义的传统确实很有诱惑力。它承诺带来准确性，这样就可以把人们从模糊性和疑惑所导致的焦虑中解救出来。人们对于人性的感知似乎受到了自己所处时代主流技术的影响。在机械时代及随后的工业时代，把人看做机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把有关人类理解的学问当成跟工程技术和物理学类似的东西也是司空见惯的想法。
在19世纪和20世纪，理性主义更加声势浩大，但它确实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偏见。这种思维模式是化约主义的，它将问题拆分为彼此分离的部分，无视自然形成的系统。这种模式就像盖伊·克拉克斯顿（Guy Claxton）在著作《恣意的心智》（ The Wayward Mind）里描述的那样，重视解释甚于观察。人们花更多的时间解决问题而不是观察情况。它是目标明确的，而不是轻松随意的。它更加重视能够用文字和数字表达出来的知识，而不是那些无法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的知识。它追求能够在各种场合下普遍应用的规则和原理，却轻视了特定场合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理性主义的方法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它假定社会科学家能够消除感情和潜意识的偏见，客观地从外部看待社会。
它假定推理的过程完全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意识的支配。
它假定理性独立于情感和欲望，并且比这两者更加强大。
它假定感知是一面清晰的透镜，给观察者提供直观可靠的视角。
它假定人类行为遵循类似于物理定律的规则，只要我们能够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公司、社会团体、国家、宇宙——这些都是宏大的机器，在不变的因果模式下运作。自然科学是行为科学应当效仿的榜样。
最终，理性主义出现了极端的形式。科技革命带来了科学主义。埃尔文·克里斯托将科学主义定义为“对理性的强调”。科学主义采用了理性主义的调查原则，毫无限制地拓展它们，将所有不符合公式的因素通通排除在外。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对纯理性的过度信仰造成了大量的严重错误和灾难。在18世纪末，法国革命者以在理性主义的土壤上再造世界为名，把社会当做洪水猛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幻想自己已经发现了人类进化永远不变的法则，这些法则可以确保适者生存。在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影响下，公司领袖们试图将工厂里的工人变成超级高效的齿轮。在20世纪，共产主义者试图从社会层面上对整个民族进行改造，打造出一类全新的人，比如“新苏维埃人”（New Soviet Man）。在西方，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整整一代的建筑师们意图将城市改造成理性的机器，而实现目标的方式就是拆掉现存的街区，用多车道的高速公路和跟老城区隔绝的对称住宅工程取代它们。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人员试图在第三世界推行大规模的开发计划，却无视当地的具体情况。大银行和中央银行的金融分析家自以为已经了解了经济周期的规律，创造出了“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时期。
简而言之，这种理性主义的方法孕育了很多伟大的发现，但当它被用来解释或者组织人类世界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一种核心局限性。它非常重视意识认知——你可以称之为二级认知，因为它看得见，可以量化，以某种形式出现，可以被理解。然而，它无视潜意识的影响——你可以称之为一级认知，因为它像云一样是非线性的，难以捉摸而且无法以公式来表达。理性主义者往往倾向于忽略或者轻视无法用他们的方法论量化计算的信息。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的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一书中分析了问题所在。他指出，随着政治活动或者商业活动“趋于组织化，它会倾向于选择更容易受到组织感知的情感和品质。随着它执行积极正面的任务，它也会下意识地把它的世界观局限在它能够处理的范围里，并且下意识地倾向于发展那些能够让它的局限性显得合理的理论和法则，特别是在跟人类思维本质有关的方面”。结果，“它越来越趋向于否认情感和想象。而且，为了表明它对思维力量的信心，它倾向于用局限的、机械性的方式来理解思维的概念”。
理性主义只关注意识，假定意识就是一切。它不能承认潜意识过程的重要性，因为一旦踏入阴暗无底的潜意识洪流，一切对于规则性和可预测性的希望都会烟消云散。理性主义者获得了权力和声望，因为他们被认为已经掌握了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一旦这门科学被推翻了，他们的威望也就荡然无存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理性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地位越来越得以彰显。经济学最初并不是纯理性主义的学问。亚当·斯密认为人类行为受到道德情操和寻求别人赞赏、让自己配得上别人赞赏的欲望驱使。托尔斯坦·凡勃伦、约瑟夫·熊彼特和弗雷德里克·哈耶克借助语言而不是公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们强调，经济活动是在普遍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的。想象同理性一样能够引导人们的行为。当人们突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相同的情形时，可以体验到非连续的思维模式变换。凯恩斯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现实无法用数学这样的普适法则来概括。他写道，经济学“涉及的是自我省察和价值观……它涉及动机、期望和心理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必须时刻注意避免将物质看做恒定和同质的”。
但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学逐渐被理性主义精神所支配。物理学家及其他硬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研究社会科学的科学家们也试图在严谨度和学术声望方面与他们并驾齐驱。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一个物理学家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后来又参与了用杠杆和机泵组建一台机器以说明经济运行原理的工作。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将热力学中的数理原则应用到了经济学中。在金融方面，伊曼纽尔·德尔曼（Emanuel Derman）原本是个物理学家，但他后来成了一名金融师，在导数模型的开发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尽管数学模型确实是理解经济行为很有价值的工具，但它们也像是透镜，过滤掉了人性的某些方面。这些模型都基于这样的假设：人的行为基本上是有规则可循并且可预测的。正如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Akerlof）和罗伯特·席勒（Robert Schiller）提到的那样，他们假设“个体感觉、观念和热情的差异在总体中无关紧要，经济事件是由令人费解的技术因素或者难以捉摸的政府行为所导致的”。
很快，经济学家们开始排除其他一切因素，单纯强调金钱动机。“经济人”同社会人、心理人、伦理人和空想人分离开来，结果只剩下一幅勉强描绘人类本性的简笔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