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丽卡每天都被塔戈尔特和他的追随者们弄得胆战心惊。晚上，有时直到深夜，她会回到家里向哈罗德倾诉。哈罗德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商业建议能帮上她的忙。几年来，他已经远离商业领域了。但是他确实努力尝试提供一些建议，帮助她解决她所面临的难题。
如今哈罗德已经成了历史协会的资深工作人员。他最初为展览活动编写“观众须知”小册子，现在已经被提拔到管理层，负责协调和组织展览事宜。历史协会是一个乏味的陈旧社团，成立于19世纪，它的仓库里堆积着无数的文物。闲暇时，哈罗德会到储藏文物的地下室打发时光，在旧盒子和旧纸堆里翻来翻去。有时，他会进入地下室中的密室，协会最珍贵的宝贝都藏在这里。
在这些珍宝中，最重要的是林肯遇刺那天福特剧院的一个女演员穿的裙子。在林肯被暗杀者的子弹打中后，她立刻冲进了总统的包厢。在人们为林肯处理伤口时，她把他的头垫在她的裙子上。裙子上印有鲜艳夺目的花朵，上面沾有林肯的鲜血。
到协会上班后不久，有一天哈罗德独自来到密室，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把裙子从盒子里拉出来。他温柔地把它横放在膝盖上。虔诚的感觉蔓延至他的全身，那种感觉实在难以言表。或许可以借用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n Huizinga）的话来描述它：“这是一种与过去直接相通的感觉，与对艺术最纯净的享受同样深刻；这是一种几近欣喜若狂的感受，我感到自己似乎不再是自己，而是像空气一样在周围的世界弥漫开来；我感到自己触摸到了事物的本质，感到自己通过历史感受到了真实。”
当沉迷于这些文物中时，哈罗德仿佛穿越时间到了另一个年代。随着他在协会工作得越久，他变得越沉迷于过去。他会组织关于某个时代的展览——维多利亚时代、美国独立革命时期，或者更早以前——他还会在eBay网上购买那个时代的小版画、报纸和别的小玩意儿。他握着它们就会想起那些曾经摸过它们的手。他会透过放大镜盯着它们看，试图穿越时光。
进入他的办公室犹如回到了某个已经逝去的时代。除了笔记本电脑和书籍，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在哈罗德生活的时代制造出来的——无论家具、笔、版画、半身铜像还是毯子。也许哈罗德没有想过要真的生活在武士时代或者贵族时代，但那些古老的典范让他兴奋不已——古希腊的荣耀、中世纪的骑士精神、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范儿。
有一次展览结束后，一个出版商注意到哈罗德写的展览小册子，就让他写一本电报发明者萨缪尔·摩尔斯（Samuel F.B.Morse）的传记。此后，哈罗德便以两年一本的速度开始写作历史书和传记，虽然不是畅销书，但卖得还不错。他永远不会成为戴维·麦克卢那样的大腕。出于某些原因，他从来没有选择拿破仑、林肯、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大人物作为写作对象。他只是专注于让人钦佩的、学识渊博的男男女女，潜移默化地为读者们提供榜样，教他们如何去生活。
在埃丽卡和塔戈尔特斗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哈罗德正在创作一本关于英国文艺复兴的书。他在描绘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以及其他主导了18世纪英国思潮的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演说家们的众生相。一天晚上，他跟埃丽卡讲述了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启蒙运动的差异，因为他认为这可能对她的工作有所帮助。
法国的启蒙运动是由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孔多赛等思想家所领导的。他们是勇于与迷信和封建斗争的哲学家，力求将世界展现在理性的光辉之下。受科技革命的启发，他们对个人理性可以检测错误并通过逻辑获得普遍真理的能力深信不疑。塔戈尔特和他的团队便是法国启蒙运动通俗化的产物。
但是，哈罗德告诉她，几乎同时还有另一种启蒙运动在进行。英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们承认理性的重要性。他们不是反理性人士，但他们认为纯粹的理性有其局限性，是次要的。大卫·休谟写道：“理性是且只能是感情的奴隶，除服务并顺从于感情之外，永远不可能自诩有别的功能。”“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缺乏教养的人，”埃德蒙·伯克断言，“我们不敢让人们依靠自己的理性去生活和交往，因为我们发觉个人思维里的理性成分太少。”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们看重逻辑、科学和普遍真理，而英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们强调情操的力量。实际上，英国启蒙运动的成员关于人性的观点植根于这样的想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潜意识，也就是一级认知所塑造的。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埃德蒙·伯克写过一本关于美学的书——《崇高与美的哲学追问》（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他发现人类能从中发现美的事物之间有大量的共性。人类并不是空白的黑板，等着被教育填满。他们生来就带有某种偏爱、性情和反感，也是被如此培养成人的。“早在认识还没来得及加入或是反对它们时，感觉和想象就迷住了灵魂。”他写道。
在法国启蒙运动者们看来，自主的个体们因共同利益形成社会契约，而英国启蒙运动者们强调，人生来便具有社会意识，一种在意识水平之下起作用的意识。人生来就有“同胞之谊”的观念，一种对他人痛苦和喜悦感同身受的本能。他们受被赞美和变得值得被赞美的渴望所引导。这些作者们声称，道德感源自这些有一定意识的感情，而不是抽象律法派生出的逻辑产物。
法国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们倾向于将社会及其组织看做等待拆解重组的机器，而英国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们则倾向于将它们看做有机体，是活着的无穷复杂的关系网络。在他们看来，将问题分解成零散的部分往往是错误的，因为从你所研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属性中才能发现真理。事物的背景很关键。抽象的普遍原则往往不值得信任。比起普遍性原则，历史先例往往更能起到指导作用。
英国启蒙运动者们对改变和改革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改变是一种工程过程，它会替换组织的基本性质。改革是一种医学过程，它通过修复创伤和重申本质对本质进行保护。哈罗德试图解释英国启蒙运动的方式能够如何帮助埃丽卡理解塔戈尔特的失误，并让她考虑用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