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说法，埃丽卡是向自私与短视的欲望屈服了。在她内心的激情和脆弱感的作用下，她背叛了自己在婚礼那天向哈罗德许下的誓约。
这种传统的理解方式是建立在某种关于人类思维的民间智慧的基础上的。这种民间智慧认为，道德抉择的核心内容是影响力的斗争。斗争的一方是自私和本能的激情，另一方是理性的影响力。理性用逻辑来评估情形，运用相关的道德原则解决道德困惑，找出适当的行动方针。然后，理性会利用意志力试图控制激情。当我们表现得让人钦佩时，理性会征服激情，控制意志。用南希·里根的话来说，理性只是“说不”。当我们表现出自私和短视的行为时，我们要么没有运用理性，要么任凭激情压倒了它。
在这种观念里，作为二级认知的意识是英雄，而作为一级认知的本能则是坏蛋。前者站在理智和道德一边，后者站在激情、罪恶和自私一边。
但这种比喻并不符合埃丽卡从她跟假想先生的越轨行为中感受到的真实体验。埃丽卡在不知不觉中出轨，之后为此承受痛苦，但这并不是因为她屈从于一时的激情，事后才冷静地意识到她亵渎了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当她那天晚上在床上不断自责时，她的内心涌动着强烈的激情，比她被引诱犯下过错时更加强烈。这并不是因为她后来有意识地对她的窘境进行了理性思考，并且冷静地再次反思了她的决定。她的感觉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悔意是莫名其妙地找上她的，跟出轨行为一样神秘莫测。
埃丽卡的真实体验并不像是一场关于理智与激情之间斗争的戏剧。准确地说，当假想先生来到房间里站在她面前时，埃丽卡对这种情况是一种感觉，而她根据这种感觉采取了行动。然而到那天夜里，对当时情况的另一种感觉突如其来地淹没了她。一种情绪替换了之前的那一种。
她几乎觉得她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以略显迫切激动的方式来看待出轨的引诱，而另一个则将这件事视为耻辱。这正像《圣经·创世纪》所描述的那样：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后，他们睁开眼睛看见了彼此不加遮掩的身体。晚些时候，她看着她自己，没办法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此外，和假想先生一同犯下的过错已经给她留下了某种精神创伤。在随后的几年里，当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的时候，她甚至都不用考虑该如何回应。根本没有诱惑需要她来抵御，因为只要想想再度出轨的事情，她心中就会产生痛苦和厌恶的感觉——就像一只猫本能地避开烫伤过它的火炉一样。埃丽卡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的了解而变得更高尚了，她只是对这种特定的情形做出了全然不同的反应而已。
埃丽卡的体验表明了理性主义的民间道德理论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首先，就像埃丽卡当晚在痛苦中做出的各种疯狂举动那样，我们大多数的道德判断并不是冷静、理性的判断，它们往往直接来自心灵深处，而且常常是狂热的反应。我们每天都会对各种行为作出瞬间的道德评估，并不会真正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评估。我们看见不公现象就会义愤填膺，我们看见慈善举动就会感到温暖。
弗吉尼亚大学学者乔纳森·海特提供了许多足以证明这种即时道德直觉发挥作用的例子。想象一个男人从杂货店买了一只活鸡，通过刺穿它来体验到性高潮，然后烹饪并且吃掉它；想象让你吃掉自己死去的宠物狗；想象让你用本国国旗擦自己的马桶；想象一对兄妹在结伴旅行途中决定在具备安全措施的条件下发生性关系，他们对此很享受，但是决定绝不再这样做。
海特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人对于这些场景有着很强的直觉（以及负面）反应，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因其中任何一种场景受到过伤害。通常情况下，海特的研究对象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如此令人反感或是不安，他们只不过是感觉到反感和不安。这是潜意识的召唤。
此外，如果强调二级认知的理性主义的民间道德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认为那些整天进行道德理性思考的人会更加高尚。研究人员也对此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们发现，思考道德理论和做出道德举动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迈克尔·加扎尼加在《人类》（Human）一书中写道：“很难在道德理性和像乐于助人这样的积极高尚行为之间找到任何相关性。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研究至今都没有揭示出类似的相关性。”
如果道德理性思考能让人有更多的道德举动，那么不那么情绪化的人就应该更加有道德才对。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事实可以说正好与此相反。乔纳·莱勒指出，绝大多数人在目睹别人承受苦难时，或是在阅读描述谋杀或者强奸案的报道时，会感受到一种发自肺腑的情绪反应。他们手心出汗，血压猛升。然而，另外一些人却没有任何情绪反应。这些人并不是超越理性范畴的道德家，而是精神变态者。精神变态者似乎不会因别人的痛苦而产生任何情绪。你向他们展示死亡和苦难的恐怖场景，他们也无动于衷。为了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最恐怖的灾难。一项针对虐妻狂的研究表明，当这些男人变得更有攻击性的时候，他们的血压和脉搏竟然会下降。
最后，如果理性思考能产生有道德的行为，那么能够得出道德结论的人就应该能够基于这些普适性的道德法则，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下运用他们的知识。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很难发现这种知行合一的情况。
一个世纪以来的无数实验表明，人们的实际行为并不受那些在各种情境下始终如一的个人性格特征所支配。20世纪20年代，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休·哈茨霍恩和马克·梅在实验中设置了一系列的情境，给予一万名小学生随意撒谎、欺骗和偷盗的机会。绝大多数学生会在一些情境下撒谎，而在另外一些情境下则不会。他们的撒谎次数与任何可衡量的个人性格特征或者道德理性评估都不具有相关性。近年来的更多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模式。那些在家里平常表现得不诚实的学生未必会在学校里表现得不诚实。在工作时勇敢的人可能在教堂里非常怯懦。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表现得友善的人可能会在天气转阴、他们感到闷闷不乐时变得冷酷无情。行为并没有表现出某些研究人员所希望证明的所谓“跨情境稳定性”。相反，情境似乎对人的行为有着更强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