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主义的观点强调了源于潜意识深处的道德行为，但这并不是决定论的观点。在潜意识力量的混乱争斗中，直觉主义者仍然为理性和反思保留了空间。他仍然为个人责任保留了空间。
的确，这种新版本的个人责任跟过去理性主义者的道德概念中所谓的“责任”并不相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逻辑和意志。直觉主义观点中的责任可以借助两种比喻来说明。首先是肌肉的比喻。我们生来就拥有特定的肌肉，每天去体育馆锻炼可以让这些肌肉更加发达。与之类似，我们生来就具有道德“肌肉”，定期训练可以让这些道德“肌肉”更加发达。
其次是照相机的比喻。哈佛大学教授约书亚·格林尼注意到，他的照相机具备自动模式设置功能（“人像”、“动作”、“风景”），按照预设值来调整快门速度与光圈。这些自动设置功能快速高效，但它们并不是非常灵活。所以有时候格林尼会弃用自动设置功能，切换到手动模式——自己设置快门速度和光圈。手动模式的速度更慢，但能做到自动对焦状态下可能办不到的事。格林尼认为思维与照相机相似，也具备自动的道德关注，但在紧要关头，它们能够被更加缓慢的有意识的反思过程替换掉。
换句话说，即使自动反应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可以选择把自己置于能够加强道德水平的环境之中。跟与在夜总会或与流氓混在一起的人相比，选择从军或去教堂的人会对世界做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可以选择做这些有服务性质的小事，塑造自己的思维，为需要做出较大牺牲行为的时刻作好准备。
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出生在我们不能选择的文化、国家和语言环境之中。我们生来带有某些特定的大脑化学物质和遗传倾向性，这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有时会陷进我们所憎恶的社会环境之中。但在所有这些我们不能控制的事物中，我们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的人生轨迹。我们确实具备有意识的发言权，可以主动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感知一切。
我们有能力改变那些泯灭人性的行为，或是做出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勒妮·林登伯格是一个生活在波兰的犹太小姑娘。有一天，一群村民抓住了她，打算把她扔到井里。一位碰巧听到这个消息的农妇走上前来对他们说：“她毕竟不是一条狗。”村民们立即停止了他们正在实施的暴行。林登伯格的生命被挽救了。这并不是一场关于“杀人好还是不杀人好”或“杀犹太人好还是不杀犹太人好”的道德争论。农妇只不过是让村民们以新的方式来看待林登伯格而已。
我们有能力改变那些宣布自己无罪却把一切都归咎于别人的阴谋的行为。另一方面，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境下，我们也有能力选择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我很高兴命运如此严酷地打击我。”一个年轻女人在临死前这样对维克多·弗兰克尔说，当时他们正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的囚室里。“在以前的生活中，我被宠坏了，从未认真考虑精神世界的意义。”她说。她指着从自己的铺位望向窗外可以看到的一截树枝，描述了在苦难中它对她“说”的一切，“它对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是生命，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将生活挫败转变为丰盈的精神世界的故事。这不同于其他人在这种环境下或许会做的事。
按照乔纳森·海特的说法，潜意识情绪具有至高的影响力，但并不是独裁者。理性并不能独自发挥作用，但它能够凭借稳定而细微的影响来推动情绪的变化。正如有些人开玩笑说的那样，我们可能并不拥有自由意志，但我们有不做某件事的自由。我们不能产生道德反应，但我们可以阻碍甚至克服某些冲动。直觉主义的观点从“人们具有做好事的内在动机”这一乐观信念开始，与“道德感彼此矛盾，且需要与更加自私的动机相竞争”这一悲观信念契合。
然而让直觉主义真正成为完整理论的是这样的观点：道德感服从于意识的反思与改进。哲学家简·贝克·艾尔斯坦回忆道，当她还是一个上主日学校的小女孩时，她和她的同学会唱一首简短的赞美诗：“耶稣爱小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无论他们是黄皮肤、黑皮肤或白皮肤/在他眼里，他们都很宝贵/耶稣爱世界上的小孩。”这首歌并不是艾尔斯坦现在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的内容，但它在观察人性方面的确早早地给她上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