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研究者认为，人类具有广泛适用的移情感觉，它以某种灵活的方式使人类倾向于与他人合作。然而大量证据表明，人们生来就具有一定的道德基础，一系列由不同的情境所触发的道德感。
乔纳森·海特、杰西·格雷厄姆和克雷格·约瑟夫曾将这种基础比作味蕾。正如人类的舌头能感知甜、咸等不同味道一样，道德也能感知不同的典型情境。正如不同的文化基于几种共同的口味发明了不同的菜肴那样，不同的文化也各自定义了对于美德和恶行的不同理解，这些理解基于几种共同的关注点。
学者们在这些模型的准确结构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海特、格雷厄姆和布莱恩·诺瑟克定义了5种道德关注：首先是对公正与互惠的关注，包括公平与不公平对待的问题；其次是对伤害与关心的关注，包括同情与关心他人所受的痛苦折磨等情况；再次是对权力与尊重的关注。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等级制度，当人们怀着崇敬去看待的人或事（包括他们自己）没有被尊重时，他们会以道德的谴责作为回应。
第四种关注是对纯洁与厌恶的关注。厌恶模块可能最初是从我们对有害或不安全的食物产生的反感中发展而来的，但它经过演化具备了道德成分——驱使我们远离所有类型的有害物质。研究者们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们，假如他们穿上希特勒的毛衣会感觉如何？他们说那会让他们感觉很恶心，仿佛希特勒的恶行是一种能够传染到他们身上的病毒。
最后一种关注颇具争议，那就是对集体内部与忠诚的关注。人类分别组成不同的集体。他们能够感觉到同一个集体成员的内在忠诚度，无论其成为该集体成员是多么偶然的事情；而对那些违背忠诚法则的人，他们则感到厌恶。人们能够在短至170毫秒的时间内分辨出属于自己所在集体和属于另一集体的成员。这些集体划分层面上的差异能够触发大脑内不同的活动模式。当高加索人和中国人看到他们集体的成员忍受痛苦时，他们大脑中的前扣带皮层会活跃起来，但当他们看到其他集体的成员正忍受痛苦时，那里的活跃性会微弱得多。
按照直觉主义的观点，潜意识是各种冲动争夺支配地位的竞技场。这里有深层的利己直觉，也有深层的社交与道德直觉。社交冲动与反社交的冲动会发生竞争，社交冲动也常常会跟其他冲动发生矛盾。同情与怜悯可能会压倒刚毅、坚韧与强劲的意志。勇气与英雄主义的美德可能与谦逊和认可的美德相冲突。合作的美德可能与竞争的美德相冲突。我们的各种美德并不能彼此融洽地归入同一个互补的、逻辑的系统。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对同一种情境进行观察与思考，而它们在根本上并不能彼此兼容。
这意味着，生活的困境并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正确答案。在启蒙运动的鼎盛时期，哲学家们试图打造道德的逻辑规则基础，让它们能够像逻辑拼图一样拼凑到一起。然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生活本身就具有复杂且不兼容的特性。大脑适应的是堕落的世界，不是和谐完美的世界。每个人都包含着许多个道德自我，由不同的情境所激活。我们都拥有许多种人格。
但我们确实有强烈的冲动，想要尽可能表现得更有道德感，在我们被人质疑是否有道德感时为自己辩解。具有普遍的道德感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或者经常以良好高尚的方式行动。这更加关系到我们对善行的钦佩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善行，更加关系到我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自己依照这些判断生活的能力。然而我们确实具有深层次的动机，想要成为和被看成是有道德的人。
理性主义的观点建议我们，为了变得更有道德感，我们应该进行哲学思考。而直觉主义的观点则建议我们彼此互动。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在独自一人的状态下变得更有道德，但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我们的祖先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习惯和实践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强化我们的直觉，引导我们形成道德习惯。
例如，在健康的社会中，日常生活是由细微的礼节构成的：女性通常优先离开电梯，餐叉通常放在左手边。这些礼节可能看起来很琐碎，但它们促使我们做到自我控制。它们重新架构我们大脑中的网络，并使之得以加强。
此外还有交谈。即使在闲谈时，我们也会亲切地谈论那些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判断标准的人，对那些不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则抱以冷酷态度。我们说长道短，设定数以百万计的小标签来界定什么行为值得效仿，什么行为应该避免。我们讲述那些违背集体规则的人的故事，这既是为了强化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也是为了提醒自己想想那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标准。
最后，还有那些受组织规则影响的思维习惯。在人生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组织——首先是家庭和学校，随后是职场或行业组织。每一个组织都具有特定的规则和义务，告诉我们如何做应该做的事。它们是直达我们内心深处的外在因素。新闻业强加给记者们一些习惯，以帮助他们跟被采访者保持心理距离。科学家们对研究人员这个社会群体负有义务。在吸收这些我们身在其中的组织规则的过程中，我们成为了我们。
组织是在我们出生前就存在的概念，在我们离开后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人性可能会保持不变，即使经过久远的年代；但组织会发展进步，因为它们是来之不易的智慧宝库。种族之所以进步是因为组织的进步。
组织成员非常崇敬那些在他们之前来到这里并建立了他们目前正遵守的那些规则的人。“在接受规则时，”政治理论家休·赫克洛写道，“组织成员将自己看做欠了某些东西的债务人，而非被欠了东西的债权人。”
当精神损耗超过精神获益时，老师与教育行业之间的关系、运动员与所从事的运动之间的关系、农夫与田地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可以轻易逆转的选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你往组织投入的东西都比你从组织中收获的东西要多。组织之所以如此有价值，就是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会与我们融为一体。
2005年，瑞尼·桑德伯格被推举进入了棒球名人堂。他当时的演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体会那些由对某个组织的热爱所定义的人是怎样说话的：“每当我踏上球场时，我都心存敬畏，那是尊重。有人教导我，永远不要对你的对手、你的队友、你的团队或你的经理失礼，永远不要不尊重你的队服。打一场好球，就像你以前曾经这样做过一样。打出一个好球，寻找三垒手，准备好跑垒。”
桑德伯格挥手指了指在他之前进入名人堂的那些人：“这些端坐在台上的人并没有为我们其余的人铺平道路，让选手们每次比赛结束时都可以孤注一掷地把球打出去，忘记如何让一个奔跑的选手移位到三垒。这对他们、对你、对我们从小到大所参与的垒球比赛都是失礼的。”
“许多人说这份荣誉为我的职业生涯赋予了某种意义，但我并不是为了这样的意义而付出努力的。我打好比赛并不是因为看见了隧道尽头等待着我的奖励。我打好比赛是因为这是我应该做的，打好比赛，带着尊重去比赛……如果说这给什么人赋予了意义，那就是教会我比赛的人们……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而我做了我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