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市有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每个角落都活跃着一个智囊团。这里有关注外交政策的智囊团，有关注国内政策的智囊团，还有关注国际经济走势的智囊团以及关注日常管理事宜的智囊团。许多人认为这里是地球上最乏味的地方。
助理研究员们聚集在咖啡店里，商讨着如何让美国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C-SPAN）报道他们的上司计划在明年春天举行的主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何去何从”的研讨会。初级研究员们一般会拼车前往美国国会，慷慨地同意在小组讨论会上互相助阵。而高级研究员们，比如说美国某个联邦行政部门的前任副部长，则会忙于参加一种只有在华盛顿才会举办的活动，那就是“无权人士午餐会”：两个过去非常有影响力的人聚在一起用餐，顺便进行没有任何重要意义的交谈。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应付自己因愤怒而产生的种种情绪，这种愤怒源自美国的中上层人士，这些人拿着体面的薪水，但却不得不把60%的税后收入用于支付子女就读私立学校的高昂学费。他们几乎剩不下什么钱花在自己身上，这导致了他们自怜自艾的状态。
当埃丽卡离开他身边，前往白宫充当幕僚长的副手时，哈罗德也加入了这群狂热兴奋的讨论者当中，成了罗伯特·科尔曼手下的公众政策领域特别研究员。科尔曼是个身高一米四七的投资银行家，却已经娶到了第五位身高一米八的妻子（也就是说，他所有妻子的身高加起来足有9米多高），他觉得如果他能被常常邀请去白宫参与国务，那么美国的大部分问题肯定就能迎刃而解。
哈罗德发现自己周围都是一群在制定政策方面无足轻重的家伙，他们通通有情感回避型人格障碍。这些人曾经在大学里经受痛苦煎熬，好不容易拿到了各种资格证书，建立起他们严谨治学的威信，然后聚集在这个地方，就像不慎飞到了美国加州南部卡皮斯特拉诺小镇的燕子一样。在这个地方，性欲被严重压抑，娱乐就不用提了。如果在这里参与了4场权益改革会议，那么你甚至会发现你的童贞已经神奇地恢复了。哈罗德注意到，他的新同事们都非常友善而且出奇地聪明，但是他们却陷在中上阶层人士特有的社会地位竞争之中。作为法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嫉恨商学院的毕业生；作为华盛顿人，他们嫉恨纽约人；作为研究政策的书呆子，他们忌恨天生就有一副好相貌的人。他们都购买了诺迪克径赛品牌的健身设备，把家里原本作为小孩娱乐区的楼梯间塞得满满当当，但是他们在锻炼时小心翼翼，绝对不会练到身形健美的地步，因为一旦如此，他们就永远不会在国会预算办公室里受到认真地对待。
哈罗德隔壁的办公室有一个被阶级观念毁掉了政治前途的人。那个人在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忙于根据事业成就来定义自己。他练就了一身足以让他扶摇直上的社会技能：假装自己跟某些人关系亲密，擅长记住他人的名字，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恭顺态度。他成功当选美国联邦参议员，逐渐精通了“全球胡话”的各种习语——连续几个小时自命不凡地阐述那些由技术革新、环境破坏、基础道德价值滑坡引发的全球重大事件和革命趋势。他赢得了声誉，获得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也在人们常谈论的未来有望成为美国总统的明日之星行列。
然而在此之后，命运就开始跟他开起了残酷的玩笑。已经人到中年的他意识到身为参议员的地位还不够显赫，并且他非常孤独。有些参议员一旦进入国会，就开始建立自己的友谊圈。事实上，一项由凯瑟琳·浮士德和约翰·斯科沃茨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参议院内部的友谊圈跟一群母牛凭借互相舔舐建立的群体网络在结构方面令人惊异地类似，但是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从未建立起这样的友谊圈。他把他毕生的精力都用于建立垂直的人际关系网，跟那些地位高于他的人来往；他并没有花时间去建立横向人际关系网，去跟那些年龄相当、地位相近、有潜力成为真正伙伴的人来往。他在公众领域越是成功，在友谊方面的无所建树就越令他痛苦。
危机随之而来。或许在族群里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大猩猩并不会由于自怜自艾而在半夜失眠，理由是“没有人了解真正的我”。但是，哈罗德隔壁的这位同事却竭尽全力想摆脱自己内心的痛苦。经历了数年的压抑，他终于拥有了相当于6岁儿童的人际交往技巧。当他试图建立起友谊时，他的表现就像一只圣伯纳犬在尝试法式接吻。他显得傲慢专横，过分热情，急于求成。晚宴上，某位再正常不过的年轻女性正坐在那里，突然就会发现他的舌头凑到了她的发际。到了中年时期，他终于认定，他的内心确实也有和他人一样的情感，于是他就尝试着释放出来，结果发现这样的举动等同于自我毁灭。
令人尴尬的丑事不断浮出水面。应召女郎们在媒体上爆料，每一个人都讲述了有趣的故事。美国参议院道德规范委员会因为他的事情召开了听证会。深夜档搞笑电视节目拿他的事情开涮。这个曾经志在出任总统的人只得提交辞职申请。如今他跟哈罗德在同一个智囊团里共事，两人每天下午坐在一起闲聊来打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