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同样注意到，广义科学文化领域的某些观点几乎完全无法渗透到政策制定领域。他发现，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策制定领域中的人们都采纳了同一套假设。他们都持有个人主义的世界观，都倾向于假设社会是自主个体之间订立的一种契约。他们都促使那些旨在扩展个人选择余地的政策获得议会的表决通过。他们都不重视社会和公共关系、地方组织和潜存的规范。
保守派政治活动家信奉市场领域的个人主义。他们激烈反对任何试图影响个人经济选择的政府政策。他们采纳能最大限度保证经济自由的政策规定：更低的税率，让人们能够保留和使用更多的私有钱财；私有化的社会保险机制，让人们能够更方便地支配自己的养老保险金；教育券计划，让父母们可以挑选孩子就读的学校。
自由主义者信奉道德领域的个人主义。他们激烈反对任何试图影响人们在婚姻、家庭结构、女性角色定位、生育和殡葬事务等方面的选择权的政府政策。他们拥护那些旨在最大限度保证社会自由的政策。他们认为，在堕胎、安乐死以及其他问题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自主决定的自由。政治活动家团体应该维护每个被指控犯罪的人的权利。宗教应该以孤儿院或者专用活动场所的形式存在，严格地与公共场所分隔开，以免影响个人的是非观。
左翼和右翼的个人主义倾向分别导致了一次成功的政治运动——一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目前这代人来说，无论当权者是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风向都倾向于自主独立、个人主义和个体自由，而不是结社来往、社会责任和公共关系。
哈罗德还发现，他的新同事们都抱持物质主义的心态。在面对任何社会问题时，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倾向于在经济层面作出解释，试图靠花钱来解决问题。有些保守主义者为了帮助人们修复婚姻关系而主张对有小孩的人降低征税标准，为了降低城市贫困人口数量而主张设置低税率的经济特区，为了改善教育体系现状而主张对办学机构实施特惠政策。自由主义者强调财政收支的另一面——支出项目。他们试图争取更多的资金来修缮学校，扩大助学金覆盖面，以提升公民接受大专院校层次教育的比例。双方都认定改善硬件设施和解决问题直接相关，但都忽视了人们的性格、文化背景和道德品行这些因素。
换句话说，他们把亚当·斯密的观点割裂开了。斯密写了著名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在书中描述了经济活动和“看不见的手”。他还写了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在书中描述了同情和对尊重的潜意识渴望对个人的塑造作用。斯密认为，《国富论》所描述的经济活动是建立在《道德情操论》所描述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但是近几十年来，《国富论》变得非常著名，而《道德情操论》仅仅被人引用，却从未被人应用。持主流思想的人重视第一本书，但并不知道该怎样理解第二本书。
哈罗德发现，华盛顿的高层职位往往被那些研究军事或金融的人所占据。那些研究战争、预算和全球金融状况的人如同巨人一般趾高气扬，但是那些研究家庭关系、早期儿童教育和公共关系的人却饱受冷遇，如同参加学生联谊会的矮胖宅男一般。你不妨试一下，在人群中把一个美国联邦参议员拉到旁边，尝试跟他谈论母子关系对于未来人类发展的重要性。这个参议员或许会宽容地看着你，表情仿佛你正在为一家专门收养遗弃幼犬的集体救助饲养场募捐。他很快就会走开，去跟别人讨论一些更严肃的话题——税率议案或者国土安全协防条约之类的问题。
政治家们自己是社会性非常明显的动物。他们利用卓尔不凡的情感触角在世界上导航，但是一旦开始思考政策，他们就可以完全忽略自身具备的情感天赋。他们机械地思考，只考虑那些能够被严格量化、汇总到拨款议案内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