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相信，认知革命具有足够的潜力，能够驳倒那些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见解和基于它们的施政方法。认知革命已经表明，人类本身是从人际关系中显现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是由其内部各种人际关系网的健康程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它允许个人选择最大化的程度所决定的。
因此，个人自由不应该是政治的根本目标，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应该是社会的特性。政治、宗教和社会组织结构都影响着人们的潜意识选择结构，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它们既能创造出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推动人们作出有道德的选择，也能创造出病态堕落的社会环境，推动人们作出不道德的选择。理性主义时代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放在政治思想的核心位置，但哈罗德相信，下一个时代将会把社会关系网络的健康放在政治思想的核心位置。这个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下一个时代将以社会和谐为中心。
他希望，以社会和谐为中心的思想发展趋势将会让有关性格和美德的交流重新回到政治生活的核心领域。政府决策者可以把救济金发放到贫困地区，但是没有能够培育自我控制能力的文化土壤，贫困地区就不会因此变得更有活力。政府决策者能够提升或降低税率，但是没有信任和自信，创业团队就难以形成，人们也不愿意彼此投资。政府决策者能建立起选举制度，但是没有认真负责的选民，民主制度就无法焕发光彩。在花了一辈子时间设计和编写公共政策之后，犯罪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Wilson）终于悟到了这一核心真理：“从根本上说，在几乎每一个公众关注的领域，我们都寻求引导人们做出有道德的行为，无论他们是青少年学生、申请公共援助的人、违法犯罪者，还是选民和公务员。”
哈罗德已经把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另一条格言贴在了墙上：“人类的精神本质比法令和宪章更加强大。不承认这一点的政府根本无法维持统治，不从这一点出发的法规无法持续推行。”
每件事情都可以从特性上找到缘由，这意味着每件事情都可以归结到社会关系，因为社会关系造就了性格。人生和政治活动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理解社会关系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
简而言之，哈罗德进入了公共政策的领域，发现该领域里的人们习惯使用生硬、机械化的术语来思考。他想，如果他将情感和社会视角融入其中，那么应该能产生一些积极影响。
哈罗德努力探寻他自己的基本构想可以在政治和政策领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开始哀叹“社会主义”一词已经被人使用过了。其实，某些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家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是统计主义者，他们把国家看得比社会更重要。
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把社会生活放在第一位。他想象，认知革命可以培养出更多共产主义式的政治风格，经济共同体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是否能意识到他们都处在共同的事业中，抑或是阶层之间的鸿沟太宽了？共同的文化将会成为关注焦点之一。社会的核心价值能否得到表述和增强？它们能不能在国家的组织结构中被反映出来？新移民能否成功融入社会之中？在哈罗德想象出来的政治领域里，保守派会一再强调，要改变国家的文化和人们的个性是非常困难的。自由派则会坚决主张，我们仍必须用实用主义的方式放手一搏。两派都会用充满手足情谊的口吻表达观点，激励大家团结一致达到目标。
哈罗德并不真正明白，他究竟应该自称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的指导原则之一源于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的格言：“保守派信奉的核心理念是，决定社会成功与否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自由派信奉的核心理念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以避免被它自己破坏。”
不过他明白，他在华盛顿的职责就是向这里的人说明，文化和个性真的会塑造行为，而且政府能够用有限的方式来塑造文化和个性。国家权力就是火焰——在受控状态下能带来温暖，火焰越猛烈就会变得越危险甚至致命。在他看来，政府不应该控制人们的生活，这样只会削弱公民的责任心和道德水准，但是政府可以影响公民生活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可以滋养能够培养公民间手足般情谊的环境，它可以影响公民的精神气质。
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首先是执行国家的基本任务，建立秩序和安全的基本框架——抵御来自外界的入侵，调控经济活动以惩罚掠夺者，保护穷人权益，惩治犯罪，维护法律规章，提供基本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秩序。
其次是缩减那些会削弱文化和个性的项目。社会结构建立在“努力就会有回报”这一观念之上。然而现实常常是，政府会扶助那些并不努力的人。这样做的初衷有时是好的（原有的福利制度并不鼓励人们工作），有时是不好的（说客们努力争取特殊拨款、减税优惠和津贴，让他们自己的公司能够确保收益，不必通过市场经营活动来挣钱）。这些项目削弱了社会信任，打击了公众信心，把努力和回报分离开来，污染了社会环境。它们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体制是有问题的，社会是腐败的。”
然而哈罗德认为，在适当的领导下，政府可以扮演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就像多年以前的集权政治下会出现顺从的国民一样，分权式的社区自治政体下会出现活跃的、愿意积极合作的公民。创造了城镇中心闹市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能够巩固社会关系，同时也能刺激城镇发展。公办民助学校能够吸引家长们聚集到一起。那些活跃范围扩至校园之外的大学会成为市民和创业者们的聚集地。国家服务项目让人们超越阶层界限团结在一起。公众投资、地方管理的社会创业基金鼓励市民采取行动，推行社区服务项目。简单公平的税收政策能够唤醒人们的活力，使人们干劲十足，社会性得以增强，以及鼓励创造性的破坏。
亚里士多德曾写道，立法者驯化公民。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立法者总会鼓励一些生活方式，诋毁另外一些生活方式。管理国家的才能不可避免地等同于掌控心灵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