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相信，这样的思想态度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糟糕影响，其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它们采用积极的方法重新分配了已有的硬件资源，然而它们也以并非故意的毁灭性方式侵蚀了社会关系的基础。
一部分过错源于左翼阵营的政治主张。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心怀善意的改革者们注意到了那些充斥着破旧廉价公寓的老社区，于是发誓要用光鲜的住宅新区工程取代它们。这些老旧的社区或许疏于维护，但是它们仍然保持着守望互助的传统和社区联系。当它们被摧毁并被新区工程取代时，人们的生活只是在物质层面有所改善，在精神层面却变得更糟。这类住宅工程越来越像被原子弹轰炸后的荒原，变得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
20世纪70年代，福利政策侵蚀了家庭的基础。政府提供的救济金支票改善了被救济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然而在文化传统分崩离析的时期，这些支票也导致那些寂寞的年轻女孩未婚生育，从而破坏了维持家庭完整的习俗和仪式。
另外一些政策性的失败源于右翼阵营的政治主张。在美国政府逐步解除经济管制范围的时期，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随意扩张，导致私人开设的小商店大量消失，而这些小商店曾经帮助居民们建立起来的友谊和社区网络也随之消失。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大银行的分支机构取代了小规模的地域银行，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的本地银行家被千里之外一群疯狂的交易员所取代。
类似的情况在世界各地都发生着。精通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专家们在前苏联解体后大量涌进俄罗斯。他们针对私有化进程提出了堆积如山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当中几乎没有一条跟如何建立公共信用机制、法律和秩序有关，而这些东西恰恰能孕育出繁荣昌盛的国家。在出兵伊拉克时，美国官方认为只要该国的统治者和权力机构发生改变，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重建一个崭新的国家。然而，他们显然忽略了一点：持续了数十年的暴政已经在伊拉克文化中深深扎了根，包括潜藏在表面之下的憎恨——这些很快就会酝酿出一场种族屠杀。
哈罗德继续罗列着失败政策清单：放松金融管制是因为假定政府用不着保护全球商人免受情绪传染的影响；经济特区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只需要在城市的老旧居民区降低税率，当地经济必定会繁荣；设立奖学金项目是为了降低大专院校的辍学率，然而关键问题并不在于贫困大学生缺少资金援助，事实上因为纯经济原因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仅占辍学学生总数的8%。更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在情感上脱离了学校，同时又缺乏理论储备，然而这些因素却难以得到主流思想的认可。
简单地说，政府试图推动物质发展，但是最终却弱化了物质发展的基石——社会和情感的发展。政府并不是让社会交往变得更加少的唯一原因。文化革命已经摧毁了传统习俗和家庭结构。经济革命已经让孤立的大型购物中心和连锁商店取代了传统的闹市区。信息革命已经让人们开始通过社交网络在世界各地寻找志趣相投的同伴，取代了每周召开面对面例会的社团组织。然而在所有这些改变中，政府政策都不知不觉地发挥了作用。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等著作里分析认为，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社会资本的急剧缩减。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松散，维持自我约束、重视他人、社会同情等习惯的人际关系网失去效力。这些影响有时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具有解放意义，毕竟他们占据着社会资本，可以探索关系松散的新世界。但是这些影响却蹂躏着那些缺乏此类资本的人，尤其对那些没怎么接受过教育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家庭结构开始崩塌，非婚生育数量飙升，犯罪率上升，对组织和制度的信任土崩瓦解。
美国政府不得不介入其中，试图恢复秩序。如同英国哲学家菲利普·布朗德（Phillip Blond）所论述的那样，个人主义者的革命并未打造出宽松自由的社会，他们打造出来的是一个破碎的社会，政府则在尝试填补由社会崩坏造成的裂痕的过程中不断扩张权力。在任何社会当中，非正式的社会约束因素越少，正式的公权力的管控范围就越广。英国犯罪率直线上升的结果就是全国添设了400万个安保监控摄像头。邻里关系越来越淡漠，国家福利强势介入，进一步吸收或者取代残存的社会扶助机构。逐渐倾斜的市场不再受到传统和非正式标准的制约，而由政府介入来发挥监督作用。布朗德写道：“看看我们造就的这个社会：我们是一个两极对立、官僚集权的国家，这个国家管理的是一群越来越碎片化、缺乏力量、彼此隔绝的公民。”
没有了健康的社会结构，政治局面会趋向于两极对立。某一党派会代表国家权力，另一党派则代表市场利益。执政党尝试着把权力和金钱集中到政府手里，在野党则努力将这些东西转化为票证或者其他市场机制。两个党派都会忽视和遗漏其中的公民生活结构。
在社交匮乏的国家，很多人开始围绕着政治派系构建他们的个人身份。他们没办法跟别的任何东西建立起稳定的联系。政客和演说家们利用精神真空，将党派变成教派，要求和鼓励成员对群体绝对忠诚。
一旦政治成为某个身份群体对抗另一个身份群体的争夺竞赛，折中妥协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一切都变成了“我这种人”和“你那种人”之间的地位之争。甚至一个小小的让步也会被视为道德意义上的投降。那些试图逾越党派分界线建立社会关系的人都将被驱逐。在政客们中间，对党派的忠诚完全盖过了对于议会这样的公共机构的忠诚。政治不再是平衡协调机制，而是对荣誉和群体至高权力的争夺。面对党派的丑行，公众对政府和政治制度越来越不信任。
在人与人关系紧密的社会中，人们能够看见逐渐形成的组织结构链条，它们把家庭和邻里、邻里和乡镇、乡镇和地方社团、地区社团和全国性社团、全国性社团和联邦政府联系在一起。在结构松散的社会中，这样的链条已经遭到破坏，关联意识也随之遭到破坏。整个国家似乎立刻变得陌生与不友好。人们不再相信本国政府具备在绝大多数时候作出正确决定的能力，开始对他们的国家领袖产生怀疑和负面的看法。
人们不再为兄弟情谊所束缚，也不会偶尔响应为集体牺牲的要求。“先人一步不吃亏”的玩世不恭的思想盛行。最终结果就是国家财政赤字的飙升，而公众却不愿为了承担财政责任而接受提高税率、削减预算等措施。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能够信守承诺。两党都不相信对方能真诚地做出同心协力的牺牲举措。没有了社会信任感，政治制度退化成了一场野蛮的推搡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