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花了很多时间回忆他的青春岁月，特别是他16岁左右的时光。研究人员将这段时期称为“记忆高峰”，因为跟其他时期留下的记忆相比，青春期晚期到成年期早期之间留下的记忆往往会更加栩栩如生。他不知道自己的记忆能够准确到怎样的程度。
“格兰特纵向研究”项目专家乔治·瓦埃兰特曾寄给一位年老受试者一份有关他早年生活的调查报告，目的是核对事实，结果收件人把报告退了回来，并且坚持认为“这份报告寄错人了”。他完全无法回忆起任何当年被记录下来的跟自己生活相关的信息了。另一个参与纵向研究的受试者从小就遭受父母的虐待，这一切悲惨遭遇都有据可查。但在70岁的时候，在他的记忆中，他的父亲是“居家好男人”，他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
哈罗德同样也体验到了某种消极的享受。在一辈子的准备和建设工作之后，他终于可以从担忧未来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了。“那一天会是多么快乐，”威廉·詹姆斯写道，“当我们不再努力变得年轻——或是苗条。”
即便已经处于年迈的状态，哈罗德仍然受到某种意识层面的不满的困扰。像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不假思索地把人生看成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而不仅仅把人生看成一系列事件与体验的总和。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呢？哈罗德坐在门廊前，把拐杖靠在椅子旁边，在他人生的迟暮年华开始思考自己这个人存在的意义，试图总结出一个答案。
维克托·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他的名著《寻找生活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写道：“对人生意义的寻求，是人一生中最主要的动机。”他引用了尼采的说法：“一个知道‘为什么’生活的人几乎可以忍受一切‘怎么样’。”不过接下来弗兰克尔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试图抽象地思考人生的总体意义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在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具体情境中，才能分辨出这个人的人生意义。他在纳粹集中营里写道：“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到这一点，然后还要去教育那些绝望的人：其实我们对生活的期望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必须停止询问人生的意义，开始回答人生日复一日、每时每刻对我们的询问。我们的回答不能由语言和思考组成，而应该由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举止组成。”
哈罗德开始回顾他身为儿子、丈夫、业务顾问和历史学家的一生，同时也揣测着生活会对他提出怎样的问题。他寻找着可以被定义为他这一生的天职或使命的事物。他原以为这件事轻而易举，但他越急于找到他人生当中的关键事物，寻找过程就显得越困难。如果诚实精准地研究他的人生，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由一系列零散的事件组成的。有时候他完全以金钱为价值导向，有时候他并非如此。有时他雄心勃勃，有时他并不是这样。在某些年份他以学者的面目示人，而在另一些年份他以商人的身份面对公众，那么在这些假面具之下，真实的他到底是哪一个呢？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书中认为，人们由表及里全都是一层层的假面具。
科学家和作家们常常试图用特定的图式来描述人生的演变。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把人的需求定义为几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但是近年来的大量研究已经动摇了这种将人生分割成如此整齐划一的图式的观念，揭示出真实的人生并不像马斯洛描述的那样简单且有层次。有时哈罗德会感觉自己失败了，断定人生是不可了解的。就拿买车这样简单的事情为例，他选择一辆车究竟是根据它的外形，根据《消费者报告》上其他使用者的感受，根据他自己试驾时的感受，根据这辆车会给他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提升，还是根据经销商给出的价格折扣？这一切肯定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无法确切地界定它们各自发挥作用的比例。在那些肯定对他的选择产生了影响的因素和他实际作出的选择之间，存在着一片模糊的阴暗地带。
“哪怕通过最严密的审查，我们也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行为背后的隐秘因素。”哲学家康德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买车的过程是这样，那么追求人生宏伟目标的过程肯定更是如此。如果哈罗德真正了解自己，那么他就应该能够预测出自己在下一年里想要得到的东西，然而他完全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甚至连预测自己下个月想要得到的东西都不行。如果哈罗德真正了解自己，那么他就应该能够描述出自己具备的某些出色之处，然而他并不相信自己能够准确地说出来。人们通常会极大地高估和误解自身的能力。许多研究表明，人对自身特点的估计和别人对自己特点的估计往往相去甚远。
哈罗德坐在那里，试图思考自己的人生，但几秒钟后他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是在思考自己认识的人、体验过的事物。有时他会想起曾经在工作中完成的某些项目，或者跟某位同事大打出手的情景。他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把这些场景串联起来的人。但是，当他只想单独思考自己一个人——自己到底是谁以及为什么活着时，他的脑海没法生成出任何清晰的概念。他仿佛只是一个幻象，在他不经意瞟过时，这一幻象显得活灵活现，但在他集中注意力观察时，它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一些朋友用典型的故事来描述自己的人生。其中一个是白手起家的穷孩子，最终由赤贫跻身巨富阶层。另一个是突然受到圣灵感召而蒙恩得救的罪人。还有一个在人生旅途中逐渐改变了对一切事情的看法——他在错误的森林中起程，最终找到了真理之光。
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在《自我救赎》（Redemptive Self）一书中提出，美国人特别容易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为救赎的故事。他们曾经错误地迈上了苦难的歧途，但接下来他们遇到了人生导师，或者认识了妻子，或者前往一家基金会工作，或者做了别的什么事情，然后就得到了救赎。他们被从错误中拯救出来，踏上了正确的光明大道。从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就有了目的。
当哈罗德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他发现自己的人生无法塞进任何一个这样的故事框架里。随着自我剖析过程的继续，哈罗德感到极度悲伤，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法在最终大限到来之前达到目的了。某些心理学家鼓励患者坐在椅子上反躬自省，但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沉思往往是有害的。当人们抑郁时，他们会选取生活中那些消极的事件和感受，将注意力集中到它们之上，让相关的神经网络变得更加强势、更占据主导地位。弗吉尼亚大学学者蒂莫西·威尔逊在《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一书中总结了好几个实验的结果并指出，沉思会使抑郁的人更加抑郁，分心则能让他们不那么抑郁。沉思者会陷入自我挫败的负面思考模式中，在解决问题的任务中表现得更糟，对自己的前途作出更加黯淡的预测。
有时，哈罗德觉得自省似乎完全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跟我对自己房间的认识相比，我对自己的认识简直是少得可怜，”弗朗兹·卡夫卡曾经写道，“我们根本无法像观察外部世界一样观察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