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在做的不是摆脱我们身上的人性；我们需要的是技巧，而不是一些华而不实的说教。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随机致富的傻瓜》，2001
在前面几章，我讨论了认知吝啬鬼处理信息的倾向如何威胁到个体的自主性。如果认知吝啬鬼容易受框架影响，对最生动的刺激做出反应，接受给定的默认值，那么世界上任何有能力决定这些因素的人都会影响认知吝啬鬼的行为。或许这么说，事态似乎有点严重。但是，事情也许有积极的一面。是的，控制着我们环境的恶人可能会利用认知吝啬鬼。然而，控制着环境的善良人会帮助我们——使我们避免做出非理性行为，又不必改变认知的基本观点。积极的一面是，对某些认知问题而言，或许改变环境比改变人类更容易些。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我们的环境，我们理应决定重建社会环境，使得环境中的人更加理性。
例如，在关于器官捐献率的一个跨国研究中，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和丹尼尔·戈德斯坦（Daniel Goldstein）发现瑞典有85.9%的人同意捐献器官。然而，在英国这一比例仅为17.2%[1]。瑞典人和英国人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可以解释器官捐献态度上如此大的差别呢？是不是瑞典是一个集体主义更强的国家，而英国的个人主义更强呢？是不是瑞典人比英国人更无私呢？也许看看美国的器官捐献率我们就能找到引起差异的线索。美国的器官捐献率大约是28%，和英国的捐献率很相似，比起瑞典就差远了。这种差异会不会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和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之间的差别呢？
想必现在你已经在猜测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这些国家器官捐献率的差异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心理差异无关。瑞典、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与对捐献器官的态度也无关。这些差异是由于不同国家关于捐献器官的政策差异造成的。瑞典、比利时、法国、波兰、匈牙利同意捐献器官的比例高达95%以上——器官捐献的默认选项是“同意”。在制定了这种政策的国家里，人们预先假定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但也可以采取一些行动选择退出器官捐献（通常是在驾驶证上做个标记）。相反，在美国、英国、德国、丹麦与荷兰，同意捐献器官的比例不足30%，在这些国家器官捐献的默认选项是没有明确同意即不捐献，要想在身故后器官捐献必须做出明确的说明。
简言之，瑞典和英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不是由人民造成的，两国人民都是认知吝啬鬼，或许认知吝啬的程度都差不多。最大的差别是政策形式的差异。作为认知吝啬鬼，两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默认启发式的影响。默认的选择黏性很大，因为它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约翰逊和戈德斯坦得出结论：人们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又没有受到政策默认选择的影响时，大约80%的人更愿意成为器官捐献者，这一比例非常接近瑞典和其他预先假定同意捐献器官的国家的比例。1995年以来，美国有超过45000人死于等待获得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对捐献者做决定的环境进行一些不伤害任何人的改变（默认同意的国家人民都可以选择不参加器官捐献），就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认知吝啬鬼的倾向已经造成上万人丢失性命。然而，这种悲剧是可以预防的。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的预防措施就是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人，因为改变环境更容易些。
正是许多和器官捐献类似的例子促使法律理论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提倡一种他们称为“自由专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新政策[2]。他们认为的专制是政府应该努力引导人民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自由指的是确保任何政策变化都保留了完全的选择自由。怎么可能做到既引导人民的选择又不干预选择自由呢？答案就是利用认知吝啬鬼的倾向。更确切地说是控制环境中操纵认识吝啬者行为的那些因素——默认选项和框架。
现在让我们看看一则实施了自由专制的案例。美国人并没有为他们的退休准备好充足的资金，他们没有存储足够的钱。许多人没有参与现有的401（k）和其他的退休储蓄计划。塞勒和同事什洛莫·贝纳茨（Shlomo Benartzi）推广了一系列养老金计划改革，可以拯救数百万人退休后的生活——否则退休生活很可能被早年因理性障碍做出的决定毁掉。他们的改革正在走向立法阶段，许多企业也开始采用他们的改革计划[3]。
塞勒和贝纳茨的改革包括几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涉及绕过人们做401（k）决定时常犯的思维错误。第一个步骤是针对大多数大型企业的员工必须要先选择参不参加养老金计划这一情况。如果他们什么也没做（没有填相关的表格）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参加这个计划。问题首先出在这儿，许多员工没有报名参加。然而，在塞勒/贝纳茨的计划中，所有员工都默认参加这个计划，如果要退出的话，必须选择填一份表格。因此，他们的计划利用了认识吝啬鬼的默认偏差。
员工在做401（k）决定时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他们（和雇主）出资额的分配。塞勒/贝纳茨计划再次利用了默认偏差，该计划自动平均分配共同基金里雇员的出资额，从而确保了初期分配的多样化。塞勒和贝纳茨建议的另一种改革涉及让员工增加他们在401（k）计划中的出资额，他们要求员工提前同意把未来工资上涨的部分作为额外的401（k）出资额。这个策略确保了员工不会因为多交了钱而损失了什么，因为他们的工资不会减少。当然，在两种情况下出资额都是一样的，但是根据前景理论，这种方法让员工不那么厌恶该计划。
塞勒和贝纳茨推出了一项名为“明日多储蓄计划”（Save More TomorrowTM，简称SMarT），该计划把文中讨论的许多改革方案都付诸实施了。惠普和飞利浦等大公司已经采用该计划。我们讨论的关键意义在于，该计划表明可以通过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人，进而预防不理性行为。SMarT计划说明因认知吝啬鬼倾向而产生的一些难题可以通过改变环境加以解决。
即使是在缺少某种心智程序的案例中，我们有时候也能通过改变环境使得有严重心智程序缺陷的人觉得轻松点。例如，认知心理学家格尔德·吉戈伦泽尔（Gerd Gigerenzer）证明了许多人在处理单一事件概率时都遇到了困难（例如，经济有40%的可能性会陷入衰退）。在一次调查中，吉戈伦泽尔和同事发现，在纽约接受调查的参与者中，超过25%的人误解了这句话：“明天有30%的可能性会下雨。”这些人没能理解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在许多类似明天的日子里，有30%的可能性会下雨。但是他们却理解成：明天有30%的时间会下雨或明天有30%的地区会下雨。
在医疗界，类似于这种对概率术语的误解很常见。医生理查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iedman）描绘了一位病人在听到“抗抑郁药有60%的可能性会奏效”之后的反应。这位病人说：“这也就是说服了这种药之后，在60%的时间里我会感觉良好，对吗？”这正是吉戈伦泽尔和同事的研究揭示出的一种典型误解。当然，人们应该学会如何使用这种概率术语的心智程序。但是，如果在涉及此类事件概率时，能够辅以正确的解释，将有助于人们对概率事件的理解。例如，明天有30%的可能性会下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有100个像明天一样的日子，这100天中，有30天会下雨。这种简单的环境改变能防止没有相关心智程序的人理解错误，也能帮助他们获得相关的心智程序。吉戈伦泽尔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通过澄清概率信息指的是类别化实例，可以帮助实验中的被试和执业医生更好地处理概率信息[4]。
这些例子都表明，只要对环境稍作改变就能预防理性思维出问题。需要环境帮助的一类更广泛的问题是人们的自制力问题。人们饮食无节制、超支、喜欢拖延、抽烟和酗酒。解决这些自制力问题的办法有两种：改变人和改变环境。人们努力增强自己的“意志力”——也就是内在的自我控制力；或者，试图改造环境，使得对自制力的需求减少了（自动化系统压制）。一个常见的策略就是事前承诺。人们加入自动储蓄计划，那么他们就不会超支。他们提前把饭打包，那么就不会多吃。他们牢记最后期限，那么就不会拖延。事前承诺代表了我们有意识地重建环境，从而使其更有助于我们的自制努力。
有证据表明事前承诺的方法是成功的——人们反省时会认为用这种方法产生的结果更理性。大量证据表明事前承诺对省钱很有效。在其他领域也有一些证据提示这种方法的有效性[5]。丹·艾瑞里（Dan Ariely）和克劳斯·韦滕布罗赫（Klaus Wertenbroch）发现，自愿为自己设定最后期限的学生比那些不愿设限的学生在学习上的表现更好。但是有趣的是，外部强加的最后期限比起自愿接受的更能促进学习。
为什么控制体重那么棘手？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找到各种方式不让自己事前承诺一定会采取最有效的减肥方法之一，即摄入更少的卡路里（另一种当然是锻炼）。减肥食品业通过不断暗示除了吃得少一点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减肥，助长了这种趋势。例如：只吃蛋白质不吃糖类食品；吃正确的碳水化合物食物而不是错误的碳水化合物食物；避免食用高血糖食物；食用索诺玛减肥餐中最有营养的食物中的前十种；只吃寿司，等等。所有这些方法都偏离了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吃下去的每份食物的大小，傻瓜！正如《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2007年6月）给出的忠告：“减肥的准则没有变，就是要少摄取卡路里，多消耗卡路里。”
在吃这方面，没有人强迫我们，也和自由意志无关，只是外部环境让我们陷入了病态。这一点正是保罗·罗赞（Paul Rozin）和同事在尝试研究法国悖论时所要重点说明的[6]。尽管法国人的胆固醇水平更高，他们的饮食中也含有更多的脂肪（饱和的和不饱和的），但是法国人的心脏病死亡率却远远低于美国。美国人心脏病死亡率更高的原因可能是美国人更肥胖。的确，尽管法国人饮食中的脂肪含量比美国的要高，但相比美国22.3%的肥胖率，法国的肥胖率仅为7.4%。罗赞和同事认为美国人尽管食用更少的脂肪但却更胖，原因之一就是每一份美式食物的尺寸都更大。
罗赞和同事从许多资料中找到证据证明事实就是如此。他们研究了两国都有的连锁店中每份食物的大小。例如，他们发现美国麦当劳的每份食物要比法国的大28%。美国必胜客的每份食物要比法国的大42%。在11种用于对比的食物里，美国每份食物要比法国的大25%。罗赞和同事研究了美国《烹饪乐趣》和法国《我会烹饪》杂志中相同7道荤菜的菜谱。《烹饪乐趣》中菜谱配料比《我会烹饪》中的平均要多53%。他们还调查了家庭中每份食物的大小，发现美国晚餐中的烤宽面条要多19%。美国雀巢Crunch巧克力比法国的大41%，一瓶酸奶的容量要多82%。在参与调查这些食品中，美国每份食物要比法国食物平均大出37%。显而易见，在美国，我们在减肥这件事上应该提供更多环境上的帮助。
罗赞和同事对单位偏见进行了研究：人们往往会吃掉某种食品的一份，不管这一份有多大，或者人们往往会吃掉某种食品的一个单位，不管这个单位有多大。在一些不同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公共场所放了一些小甜点（如巧克力豆、爱心糖果、椒盐脆饼干）。当甜点份量增至2倍或4倍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根据食物份量减少摄入量。相反，单位尺寸更大时，人们吃得更多。一个简单的环境解决方案——每份食物都小点——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帮我们解决美国的肥胖难题。
[1] 乔纳森等人研究了器官捐赠问题（Johnson and Goldstein，2006；Sunstein and Thaler，2003）。
[2] 参见：Sunstein and Thaler，2003。
[3] 已有很多文章开始关注这些改革给司法机构和公司带来的影响（Benartzi and Thaler，2001；Camerer et al.，2003；The Economist，2006；Quinn，2008：Sunstein and Thaler，2003；Thaler and Benartzi，2004；Wang，2006）。关于过多选择的负面影响，参见施瓦兹的研究（Schwarts，2004）。
[4] 很多文章都对吉仁泽的研究进行了报道（Gigerenzer，2002；Gigerenzer et al.，2005；Todd and Gigerenzer，2000，2007）。有些研究对概率信息的呈现方式进行了研究，提出特定的呈现方式可以使案例与种类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晰，进而减小信息加工过程的难度（Cosmides and Tooby，1996；Evans et al.，2000；Gigerenzer，1996，2002；Girotto and Gonzalez，2001；Macchi and Mosconi，1998；Reyna，2004；Sloman and Over，2003；Sloman et al.，2003）。外科医生的例子来自弗瑞德曼（Freidman，2005）。
[5] 关于存钱及相关领域的事前承诺，详见泰勒等人的研究（Thaler and Benartzi，2004；Ariely and Wertenbroch，2002）。
[6] 罗津等人对法国悖论和单位偏见进行了研究（Rozin，Kabnick，Pete，Fishler，and Shields，2003；Geier，Rozin，and Doro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