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的简短回顾提及的，许多由非理性思维导致的差强人意的结果本是可以避免的。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智力具有可塑性（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提高智力肯定需要一些更长期的训练，而传授已经广为人知的理性思考技能则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1]。我们在没有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思维工具改善理性思考时，就迫不及待地寻找其他方法去改进另一个方面（智力）（尽管不是不重要，但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因此，现如今我们的文化里充满了大量的非理性行为，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了。
考虑到理性与非理性思维的社会影响，我们不会质疑理性思维的现实意义。那么为何社会的选择机制仅仅触及算法水平认知能力而忽略了理性呢？如果某人因为参加了智力（狭义概念）的测试就获得认可，这似乎不合乎情理，这么做好像他已经通过了更广义概念的测试。
事实上，不同认知技能的重要性不同，这个问题更值得大家仔细讨论。例如，有些哲学家认为在认知科学文献中获得的非理性实证结果并不合乎情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未来将会成为顶尖的科学家、法官或者公务员”（Stich，1990）。我的确承认这些哲学家的“惊人发现”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但我从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启示。以我的经验来看，大部分法学家或公务员确实拥有足够的算法水平认知能力。然而除了这些，他们的行动却常常被人认为不甚理想。他们的表现经常达不到预期，这并非因为这些人工作记忆容量有限或是记忆提取速度缓慢，而是因为他们的理性倾向迟钝。他们也许智力水平并不低，但就是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
这些大学生在实验中推理和决策表现不佳，这一点并不自相矛盾。这些在实验室中没能通过决策和概率推理测试的大学生确实是未来的法官，尽管拥有不错的认知能力，但他们的推理能力仍然很糟糕。这些学生在接受测试之前从来没有专门受过理性方面的评估筛选，而且以后也不会有人对他们的理性程度进行考核。如果他们在顶尖的公立大学或者私立学校接受教育，未来他们会继续参加一些评估算法心智的考试（诸如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分级考试和绩效模拟测验）以求得在学术、职场、政坛和经济领域的发展。理性测评永远也不会取代这些考试。
不过要是理性测评真的取代了这些考试呢？这就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开放性话题。举例来说，衡量理性时是否要考虑种族和阶级差异呢？这个问题在智力测试中也会出现。这使人想起，罗伯特·斯滕伯格发现在评估实践智力时（在他的广义智力理论看来，这是与理性最为接近的认知方面），人种和社会阶层对结果的影响不如在智力测试中那么明显[2]。我已经构建的理论框架至少预测到，人们理性思维的优劣排名将会与智力排名不同。理由是，理性包含反省心智的思维倾向，而智力测验没有衡量这方面。
确切来说，也许为了引起对于理性思维能力的更多关注，同时指明智力测验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对理性进行明确的评估。目前当然还不存在类似智力测验的理性评价手段，即“理商”（理性商数，RQ）。不过这最起码能帮助我们开启对诸如此类话题的讨论，当然我并不是说第2天“理商”测试就能构建起来。这样的评价手段不是在信纸背面写写画画就可以构建的，正如建立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体系可能需要耗资数百万美元。但是重点在于，从实际情况看来，基于现有的认知技术手段，“理商”测试是可行的，只是需求和成本问题可能会成为障碍。
与其争论这项事业在组织方面的问题，我更想强调的重点是，在理论上或概念上，开发此类测试是没有障碍的。我们掌握了一些思考过程的类型，可以运用到测试中去，同时我们也创建了一些测试任务模型，可以用于评价工具理性和知识理性。建立RQ测试在理性思维相关的能力评价技术方面是没有限制的[3]，在概念层面上同样没有限制。
在本书中，我讨论了认知科学家测试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多种方法。在我引用的参考文献中还有更多类似的测试，但是在文中没有提及是出于许多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那些任务很专业，难以解释清楚，或者和我所列的例子有些重复了）。关于理性思维任务，本书有选择性地列出了一些测评方法，但并未穷其所有。然而，我已经清楚地展现了心理学家是如何研究知识理性和非理性的方方面面。例如：不一致的概率评价倾向；知识评价中的过度自信倾向；忽视基础概率倾向；不对假说进行证伪的倾向；试图解释随机事件的倾向；自利性个人评价的倾向；用我方偏见评估证据的倾向；忽视备选假设的倾向，等等。
此外，我还清楚地说明了心理学家是如何对工具理性和非理性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例如：决策过程中的完全析取推理能力；由于框架效应而体现出的不连贯偏好（inconsistent preference）；表现出默认偏见倾向；用情感替代困难评价的倾向；过分看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的倾向；选择容易受到生动刺激影响的倾向；决策容易受到不相关情境影响的倾向，等等。
最后，有许多例子表明，理性和非理性思维的知识可被用于帮助人们过上更充实的生活。本书所引用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以下是一些例子。
·心理学家找到呈现统计信息的不同方法，从而使我们在医疗问题上和在任何涉及统计学的情况中，做出更理性的决定。
·认知心理学家发现根据默认偏差对呈现信息的方式稍作改变，就能大大增加器官捐献率，从而拯救上万人的生命。
·美国人每年花数百万美元咨询如何投资股市，然而遵循决策理论的一些简单原则就能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这些原则有助于人们避免会减少他们的投资回报的认知偏见，例如对概率事件过度反应、过度自信、痴心妄想、后视偏差、误解概率。
·研究决策的科学家发现，人们很不擅于评估环境风险。这主要是由于生动性偏见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人们的判断。人们可以做出改进，小改进能够带来大变化，因为差劲的评估有可能会影响国家政策。例如，导致决策者实施政策A（每救一条性命耗费320万美元），而不选择政策B（每救一条性命只需22万美元）。
·不同专业领域的心理学家开始清楚地指出支撑病态赌博行为的认知幻想：伪科学信念得出的结论、信念固着、对概率事件过度反应、认知冲动、对概率的误解——这些行为每年破坏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
·认知心理学家研究了人类在判断时的过度自信效应——人们常常由于过于乐观而错误地估计自己今后的表现。心理学家研究了可以帮助人们在自我监控过程中避免这些问题，从而使人们更从容地规划未来（过度自信的人会遇到更多令人不悦的意外事件）。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控制生活中选择的数量是获得幸福的关键之一，限制选择常常使人们更幸福。
·对养老金计划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稍作改变就能使数万人的退休生活更加舒适。
·在决策领域中，概率推理或许是最常被探讨的问题，科学家研究了许多认知改革（如减少忽视基础概率）对优化法庭决策过程的作用。对概率的欠佳思考，已经阻碍了司法公正。
这些只是一小部分，后天习得的理性思维策略和环境上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很多方面改变人们的生活，而比起智力，它们和理性的关系更大。如果我们在思考和决策过程中更加理性，上述例子就描绘了可能会出现的结果。要是学校、企业和政府都能够关注智力测验没有触及的那些认知内容，这些效果就会随之翻倍。然而，我们一直过多地关注智力而忽视了理性思维。似乎智力已成了我们文化的图腾，我们选择追求它，而不是追求可以改变我们世界的推理策略。
[1] 当我们讨论智力的可塑性时，对智力的概念常常是混淆不清的，到底是广义智力还是狭义智力呢？这种混乱状况令人十分懊恼。关于可塑性的讨论因为概念定义不清晰而饱受诟病。然而，我认为弗林效应已经充分说明了MAMBIT的可塑性（Flynn，1984，1987，2007；Neisser，1998）。过去一段时间，智力领域提升最为显著的莫过于瑞文测验成绩，它是MAMBIT的认知操作基础，即心理活动的去耦表征能力。关于理性思维教学，请参考巴伦等人的研究（Baron，2000；Nickerson，2004）。
[2] 参见：Sternberg，2004。
[3] 有些大学致力于将批判性思维评估融入学校规定考试中，他们所做的尝试也可以被看作构建评估工具的一种方式。可是，当他们试图测量评估批判性思维时，常常会在理论上遇到困扰，其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将批判性思维概念与本书中提及的认知科学领域文献紧密地联系起来。简而言之，未能将批判性思维概念与熟知的智力和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