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影片应当符合以下三条标准：至少有两个有名有姓的女性角色出现在影片里，并相互有交谈，而且交谈的内容不是男人。
——贝克德尔测验（Bechdel Test）
从1960年到现在，女性的收入增加了44%，而男性收入只增加了6%。一项在2010年进行的对于22～30岁之间单身无子女都市工薪阶层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收入高出了8%。有子女有工作并且工资高于自己丈夫的已婚女性的比例，在1960年是4%，而2011年是23%。从未结婚也没有子女的女性的收入是同样状况男性的117%。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比同等男性更高，而且这一跃升的趋势有增无减1。
美国法律对于女性权力的扩展让她们获益良多。例如联邦药品管理局（Fed-eral Drug Administration）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立法批准了使用和传播避孕药物。1972年颁布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款提出的教育权利的性别平等也让女性获益匪浅，导致了教育系统对女性体育健将的支持；1973年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判决让女性有权利进行合法和安全的堕胎；1993年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允许女性在生育时和家庭紧急情况的时候带薪休假2。
更进一步，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从1976年开始接纳胸怀大志的女性宇航员，萨利·赖德（Sally Ride）在1983年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3，联合国在2008年发起了“消除针对女性暴力”（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活动4，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暴力预防政策的公共意识和政治意识；2012年举办的伦敦奥运会是第一届女性参与所有项目比赛的奥运会5；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度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作家们欢庆女孩和女人们的社会地位、权利和广泛能力的提升。虽然进展缓慢，但是毋庸置疑，玻璃天花板正在渐渐消失，有才干的女性们开始有机会出人头地，在业界成为领袖。只要她们愿意努力去做，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职业能把女性拦在门外。我们也知道现在还有些年长男性仍然作为公司玻璃天花板的卫士们活跃在“老男孩俱乐部”里面。我们相信，在他们退休之后，会有更多才华横溢的女性在业界崭露头角。
现在，“领导层差距”仍然存在。到2014年为止，女性仍然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里只有18%～20%的席位6。这个数字让美国在全球197个国家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数量排名之中位居第90名7，在使用伊斯兰教法律的苏丹共和国之后，也在会用“剩女”这个词来催促职业女性赶快结婚生子的中国之后。在标准普尔500强（S&P500）的公司中，女性在总监位置上只占有五分之一的比例8。
尽管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女性比男性工资高，女性的持续收入仍然不敌男性。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统计研究宣称在男性收入1美元的时候，女性只收入77美分。这个统计数字到了2014年的时候还在被白宫的文件所引用9，但它其实非常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所比较的男性和女性所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谓的77美分并没有计算工作的实际时间、工作经验的年限或者工作的类型，而仅仅是一个全职工作男性和女性工资的平均值的比较。事实上，超长时间工作的男性比女性要多两倍10。与此同时，男性也不会在生育孩子的时候休产假，还有就是高薪职业里男性数量比女性多很多，譬如工程师。实际上，如果做同样的工作时给男人1块钱，而只给女人77分就可以，雇主们肯定会这么做的11。我们需要看看影响这些数据的其他因素。
我们需要性别民主吗
如同在前面所说，无子女的女性收入比无子女的男性要高。什么能够促进更多的女性保持就业，即使收入不高于男性，至少也能持平呢？带薪产假和父亲陪产假、价格合理的托儿所、工作时间和坐班的灵活性，以及孩子学校课时安排的便捷性都会有所裨益12。
加州大学的退休教授露丝·罗森（Ruth Rosen）在她的书《割裂的世界》（The World Split Open）中说道，女性“既像男性，又大不相同”，同时一个并不对女性生儿育女的能力给予重视的社会“很显然侵犯了她们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权益”。罗森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强迫女性做同男性一样的事情，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她说，真正的“性别民主”必须把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视为同等重要13。
重视对于家庭的投入和承诺非常合情合理，但是这种观念必须对母亲和父亲同等适用。在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认为全日制的工作最适合自己的男性更多，而更倾向于在家带孩子而不是工作的男性数量跟女性一样多。参与调查的人中56%的母亲和50%的父亲觉得很难平衡自己对于工作和家庭的责任，同时23%的母亲说自己“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太少”，而有同感的父亲的比例达到了46%——整整多出一倍。这种差距可能会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总体上来说女性比男性更相信自己胜任了父母的角色14。
尽管对自己为人父母的能力更有信心，女性在面对工作和家庭的优先级排序时仍然会左支右绌。《大西洋月刊》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一篇文章是《为什么女人仍然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15，在这篇文章中，曾任职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学者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赞成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观念需要改变了。她在文章中写到了自己无法既作为政府高官业绩斐然，同时也达到自己期望的母亲标准，尽管当她在华盛顿任职的时候她丈夫也乐于分担很多抚育子女的工作。她说自己曾经相信女人（和男人）都可以拥有一切，可以同时兼顾两头，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显然这在当今西方的社会和经济框架下并不现实。她说那些身居高位领袖群雄的女性现在应该意识到，所谓“拥有一切”实际上跟个人的雄心壮志或者自律几乎毫无关联，很多职业女性只是在两者之间疲于奔命，或者在支撑自己失业的伴侣。雪上加霜的是，高质量托儿所的价格足以让人破产，孩子们的学校日程安排也常常会跟父母的工作要求有所冲突。斯劳特建议，如果想要创造一个真正能够让女性从容不迫的社会，就需要减少“领导层差距”，选举一个女性总统再加上50名女性参议员，如此这般，女性才能有势均力敌的力量，在立法和执行两方面都跟男性平等16。
我们毫不怀疑有更多女性获得政治地位和领袖位置是件大好事，并且如果公司能够采用更加“利于家庭”的政策，就可能会吸引更多才华出众的女性。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只有在同时支持母亲和父亲权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地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美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里唯一一个没有由国家支付全民享有产假的国家17。要想创造真正的公平以及两性间的伙伴关系，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视角从当前这种经常把男性边缘化的女性中心主义的会话中转移出来，投入到竭力把每个人都包括进来的真正以人为中心的会话之中。如果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也能够被强有力地支持的话，那些女性所期望发生的事情才更有可能发生。如此这般，才能既让多数女性的左支右绌得到缓解，同时又让男性能够在家庭和社区中发挥更大作用。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已经明白了，虽然可能不够称心如意，女性并非必须有一个男人在身边才能达成自己的诸多个人、社交和浪漫目标。这会让很多女性放下包袱感到轻松，事实也早该如此。然而，我们也需要明白，女性的自信增加多少，男女之间的和谐也有可能减少多少；女性越多地把男性从她们的长期目标中驱逐出去，两性之间的鸿沟就越深。为了把这种鸿沟减到最小，我们必须在这些关于平等的讨论中把男性和他们的问题也包含进来。
共同的挑战
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描述的男性表现的江河日下不仅仅是男人们的问题。女性里面超重者的数量也很多——在很多发达国家女性的肥胖率同男性难分轩轾，在不发达国家中则常常比男性更高18。《自恋时代》（The Narcissism Epi-demic）一书的作者琼·特文格和基思·坎贝尔（W.Keith Campbell）在书中说道，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大学生的自恋人格特质大幅度地攀升，“其中女性尤其明显”。当男性的自恋程度居高不下的时候，女性也在奋起直追19。想想女孩在成长之路上被大人们植入的“公主情结”就知道了——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么做的家长会觉得公主情结非常“可爱”。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诸如《冰雪奇缘》或者《灰姑娘》这样的电影会让自己的女儿在长大成人的时候对任何浪漫和财富都不知道珍惜，将之视为理所当然。
在媒体方面，尽管男孩们花在上网和打游戏上的时间比女孩们要多不少，年轻和中年女性每个月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却要比男性多大概11个小时20。这个数据跟“女性总体不快乐水平更高”以及“不开心的人们看电视更多”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正如同媒体能给穷极无聊的小伙子们带来的选择少之又少一样，除了让她们极尽能事地引诱男主角之外，它们给对男孩们意乱情迷的女性带来的选择也少得可怜。贝克德尔测验是一个非正式的用三个条件对影片进行分级的评价体系，能够通过这个测验的电影必须要“至少有两个有名有姓的女性角色出现在影片里，并相互有交谈，而且交谈的内容不是男人”21。只有很少的电子游戏能够通过这个测验的所有项目22，就连电影也只有半数能够做到23。这个测验并不完美，因为即便是通过了这个测验的电影仍有可能在其中有极为色情的内容；但是无论如何，已经有些影院和机构——譬如瑞典电影学院（Swidish Film Institute），会慎重对待这个评价结果，并且用它来标识对于女性的性别偏见24。
跟男孩子们相比，女孩们对社交网络和智能手机的痴迷更为严重。举例而言，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在访谈里告诉我们，她上高中的妹妹会花上几个小时梳头化妆，然后在Facebook上发“自拍”，为的仅仅是让朋友们认为自己出去参加了派对之类的活动。而实际上，她拍照片晒幸福之后，立刻就洗漱睡觉了。14～17岁之间的女孩平均每个人每天要发超过100条手机信息——比同龄男孩要多出两倍25。
尽管有这么多的“社交活动”，女性仍然在相互表达情绪感受和描述自身状态方面存在问题。跟很多男性所喜爱的高强度社交活动相反，很多女孩更加偏爱轻松而亲密的社交活动，不愿意引起任何不快或者冲突。不幸的是，更年长一代的女性们已经把一种习惯传给了她们，就是在没有好话可以说的时候就一言不发，绝不直接批评。
最近，我（库隆布）在自己的朋友身上看到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情景，她正在试图跟自己的“闺蜜”进行一个很纠结的短信会话。显而易见她们两个人之间有状况，因为她的朋友刚刚举办了一个迎婴派对（baby shower，在孩子出生前举办的特殊派对），但是没邀请她参加，之后也一直都没有回复她发来的任何信息。她问这个朋友是不是在生自己的气，但是对方矢口否认，还说“咱们有空一起喝咖啡聊聊吧”。我的朋友问正坐在自己身边的丈夫，他会怎么回应这种情况。“我会告诉对方别装蒜了，然后喝顿酒就没事儿了。”男人之间会有话直说，就算是恶语相向也无所谓；反之，女人们在这个时候多数都会选择沉默和逃之夭夭，然后盼着问题会自动解决，或者渐渐消失不再成为问题。多数时候的结果就是，女性在生活中遇到人际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通过沟通谈判来找到解决的办法。
这种态度和对冲突的厌恶会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中去。因为很多年轻女性几乎从没尝试过给予或者接受批评，并且很难做到在受到批评的时候不怀恨在心，她们对于直接或者开放的对话感到很不舒服，即便在善意的情境下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因为男性朋友相互知道对方会直截了当，他们的沟通方式反而会建立更多信任。这种倾向让男人们之间更容易解决问题或者相互妥协，而不是做个好好先生或者和稀泥来保持“一团和气”。这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最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里面，只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回答更愿意自己的老板是女性，而40%的女性更希望有个男性上司（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明显偏好）26。
为什么对女性来说，即便是跟自己最好的朋友也很难有话直说呢？这是因为女性的社交生活，尤其是在她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女性对自己看法的严重影响。跟他人相关的信息被视为一种力量，她们所畏惧的不是失去一个朋友，而是一个朋友可能改变大家的看法，让她被大家疏远或者排挤。多数女性都不希望彼此的感情受到伤害，但是她们的真实感受依然会存在，因此这种表面上维持友谊和群体和谐的做法的代价就是，真正造成困扰的问题本身却被束之高阁，得不到解决。所以，在女性当中也会存在社交隔离的感觉。
跟当代社会的男性一样，当代社会的女性也渐渐地远离与异性的社交、关系和亲密了。在日本有45%的女性说她们对性完全不感兴趣，而认为单身比结婚强的年轻女性达到了90%27。对于出生率急剧下降的担忧甚至让研究者们开始研究不需要真人身体就能够养育胚胎的人造子宫了28。
《纽约邮报》最近观察到了一个趋势，就是二十或三十多岁的女性更喜欢养狗，而不是结婚生子。那些喜欢狗狗的女性读者告诉记者，选择四条腿的“孩子”而放弃换尿布、处理小孩的喜怒无常、为了孩子上大学存钱，是个轻而易举的决策。一位女士说这样做能省下来很多时间，她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外出了，而且还不需要保姆！另一个女生说跟其他关系选项相比，狗是最佳伴侣，她的小狗狗“太可爱了，除了它很喜欢打呼。它甚至有自己的Instagram主页。带着狗四处走要比带着孩子容易得多，而且也不像孩子那样一旦生养了就不可逆”。近些年里面，体重低于11千克的宠物犬数量有所增加29。
对于那些仍然希望找个男人做伴侣的女性而言，很多人也对自己的另一半应该是什么样子，有着不太现实的、有时候甚至是超凡脱俗的期待。就如同色情片让男人们对于性的看法严重脱离了实际一样，对于很多女性而言的“色情片”——也就是浪漫喜剧和香艳小说，也让她们对于男性在关系中到底会怎么样有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尽管大多数女性一般都会渴望高大英俊或者至少比自己个子高的男人，很多年轻的成功女性却也坦承，当她们自己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对于潜在伴侣的条件清单实际上也就越来越长，让能够入选的男性越来越少。期望在结婚生子之后仍然能够保持或者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准和社会地位，是这种“越走路越窄”的情况的根本原因。后果就是，尽管女性的经济压力比以前要小一些，“上嫁”39反而比过去显得更加重要了30，这也就让社会顶层的女性和较底层的男性很难找到伴侣。
86%的美国人认为父亲的收入是“非常重要”或者“极端重要”的，而只有四分之一认为母亲的收入是“极端重要”的31。与此类似，与每一百个25～34岁之间的未婚职业女性相对应的同龄未婚职业男性只有91个32，但四分之三的女性不会去约会一个失业的男性，反之三分之二的男性却愿意去约会没工作的女性33。
一项最近进行的覆盖了一千名男女的调查发现，82%的男性和72%的女性都说在约会中男人应该包揽全部费用。即便是关系进展到一定程度，也有36%的男性会说他们愿意埋单，而愿意这么做的女性只有14%34。换句话说，女性变得比男性教育程度更高而且经济上更成功，但是她们却更少会在生活开销或者赠送礼物方面跟自己的伴侣共同分担。这个趋势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珠宝类奢侈品品牌蒂芙尼（Tiffany&Co.）网站上位于“加入购物车”选项下面的“?甜蜜暗示”选项。一个弹出窗口会显示：“亲爱的_____：我们相信您一定希望了解，令_____怦然心动、魂牵梦绕的正是它。完美的蒂芙尼礼品，来自至亲密友的甜蜜暗示。”35恐怕你绝不会在任何售卖男士产品的网站上看到这样的选项！
也许在男女更加平等或者男女都更加习惯由女性来领舞的时候，事情才会有所不同。
地雷与蛋壳：性欲和约会
就像多数女人不喜欢被人称作“荡妇”，大多数男人也不喜欢被称作“大男子主义者”，尤其是不愿意被叫成“大老粗”，这不论在职场中还是生活中都是丧尽颜面的事情。这些词已经是老生常谈，不一样的是现在男人们有了一套他们不能做什么的规则，但是对他们应当做什么却没有只言片语的规定，因此尽管现在被叫作“大男子主义者”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跟过去相比他们约会的积极性却反而下降了。
如果你跟年长一些的夫妻谈论他们的爱情故事，一般男人会说点这样的话：“她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迷人的女人。”而女人一般会说：“当初遇见他的时候感觉他非常不靠谱，但是他锲而不舍最终俘虏了我的心。”今天的情形却是，一旦女性说“不行”，男人们掉头就走，而且也不知道将来应该怎么改变策略，也就是说大家约会的机会都越来越少。或者，因为男性们被拒绝之后莫名其妙，他们开始变得举止离谱，或者会从所谓的约会专家那里学很多不伦不类的伎俩。最让这些年轻人摸不到头脑的就是，他们会听到女性说自己希望跟一个友善而且尊重自己的男人在一起，但是他们却看到女性实际上更青睐那些更具攻击性并且对女性的感受毫不在意的男人。有人称之为“英雄-混球情结”（Hero-Asshole Complex），用来跟“圣母-荡妇情结”作对照。
欲望似乎有着非常特殊的规则，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对此还一无所知。诚然，大多数女性都希望自己感兴趣的人对自己有强烈的渴望，而不是冷静的喜爱，这就给男性留下了行动的灰色区域。在新近一篇对比男性和女性感受到自己被渴望时的体验的区别的文章里，纽约城市大学斯塔滕岛学院（College of Staten Island/CUNY）哲学系主任马克·怀特（Mark D.White）讨论了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局面：
假设要我在约会的过程里，竭尽全力地寻找体贴细致和热烈渴求之间的平衡，我会认为不能够显示出足够程度的尊重（尤其是冒犯或者伤害到女性）的风险成本，要远远高于不能显示出足够程度的渴望和热情（主要是会让女性不乐意然后可能威胁到双方关系）的风险成本。如果依据我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我认为前者的风险要比后者高得多，我宁可错在过分尊重和体贴。这可能也就是诺姆·史潘瑟博士（Noam Shpancer）所描述的那一类男人的思维方式：“那些优雅而温和的、不停地问你这个可以吗那个好不好的类型的男人，实际上正是那些可能会让你在性方面颗粒无收的男人，而这种过分的温柔体贴可能不是优点，而恰恰是造成男性被拒绝的原因。”36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尽管女人告诉他们“说一不二，拒绝了就是拒绝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的意思常常是“还不确定”。女人们有可能就是做个姿态，用一种与性无关的方式来证明或展示为什么她们要说“是”。一个社交新闻网站Reddit上的写手对这篇文章发表了一些意见：
我觉得男人们现在已经完全摸不着头脑了。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路上，社会对每个人都有着清晰的角色规范，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反而被告知这样做很危险。我们被告知有另外的一套规则，但是经常发现女人们有的时候要求我们小心翼翼礼貌尊重，还有的时候却想要我们为爱不顾一切。如果做的事情不合时宜，你或者就被视为勇气不足（力量不足，不够强大），或者就让人看成是粗鲁无礼或者“地痞流氓”。想在所有场合下知道自己被期望做什么非常困难。你一会儿看到尊重女性和男女平等的行为收效甚佳，可是马上又会听到女人们说自己的性幻想是被一个根本不征求她们许可就勇往直前的男人乾纲独断。在这些自相矛盾的信息里面我到底应该解读出什么东西呢？一个女人有可能两样都要吗？如果是这样，她怎么能指望男人知道什么时候她想要哪样呢？或许她们并不是真的两样都要，她们实际上要的只是其中之一，而文化或者社会压力让她们觉得自己必须声称自己也要另一样？37
我们调查研究中的另一个小伙子也给予了类似的信息：
对于后女权主义的一代而言，性别角色实际上非常不清晰。二十大几三十出头的小伙子们被教养成敏感和关爱的性格，而且要压制自己的冲动，可是事到如今却发现这些毫无用处。虽然二三十岁的女孩们嘴上说女性需要更多权力、变得更独立强大，但是她们还是只会被野心勃勃的强势男人们所吸引。敏感温柔、彬彬有礼和征询女性的需求，这些行为反而被认为是软弱无力，让女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而且这些行为不仅仅让女人远遁，也会让我自己不再愿意尝试，因为我也渐渐学会了担忧自己是不是物欲横流了、不能举止粗野或者油嘴滑舌、不要没话找话随意搭讪，诸如此类。但是对我到底应该怎么做还是没有明确的规则，有的只是一堆我不应该做的事情——所有那些会惹火上身的东西……好吧，我还是埋头打我的游戏更省心。
有件事的确变了，那就是女性感受到的那种被“解放”的压力。对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却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版本，女权主义已经支离破碎，分裂成了很多的分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于性别解放的具体含义到底是什么莫衷一是。举例而言，有些女性，例如坎迪达·罗亚尔（Candida Royalle）38和安妮·斯普林克尔（Annie Sprinkle）39，认为色情片给予了女性更多力量；而另外一些女性，例如安德烈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和罗宾·摩根（Robin Morgan）40却认为色情片侵蚀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目标。尽管宗教保守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都在竭尽全力试图剪除色情产业，对于女性的社会态度却有了180°的大转弯，从20世纪60年代认为女性应该保持纯洁的处女贞操直到结婚，到今天觉得女人应该随时随地都能跟人巫山云雨，而不用诸多顾虑拖泥带水。虽然确实有些禁忌在今天已经被打破，但是大多数的性教育还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水平上。“我的身体我做主”听起来理直气壮，但是如果没人真正地理解自己的身体或者自己的选择，这岂不是纸上谈兵？
《纽约客》杂志的专职作家阿里尔·利维（Ariel Levy）在她的《大女子主义者》（Female Chauvinist Pigs）一书里面，讨论了性的对象化以及自我对象化40对于年轻女性的性和自我认同的发展过程的影响。她研究了低俗文化的逐渐崛起，以及女性“赋权”运动的目标从“为女性权力而斗争”转变成脱衣舞课堂所带来的影响。利维认为，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面临着同样的矛盾，然而：
较为年长的女性们亲身参与了妇女运动，或者至少是经历了妇女运动的观念影响依然在社会文化中活跃着的年代；与之相反，年轻的女孩们却只体验到了此时此刻。她们从未亲身经历过那个“嗬”（ho）还不在词汇表里面的时代，或者16岁的女孩不会去做隆胸术的时代，抑或最畅销杂志还不是情色月刊的时代，还有那个脱衣舞女郎并不是社会主流的时代……41
时至今日，当有人对你说“你看起来像个色情艳星”的时候，多数人会觉得这是句奉承话。当女孩们被各种纸醉金迷酒池肉林的图景狂轰滥炸之后，我们就应该预料到，年轻女性会开始越来越多地观看色情片，认为性感和骄奢淫逸也是美德，并且身体力行。想想你身边的居家女性里面有谁没有情趣内衣呢？估计屈指可数。
被太多来自于父母、同龄人、媒体的多如乱麻而且自相矛盾的信息所淹没的时候，想要让青少年对自己的荷尔蒙视而不见简直是痴人说梦，这还没算上电视里面的色情艳星和互联网上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色情网站。利维认为，青少年不再“洁身自好直到结婚”，或者认为性是个为了赢得关注的表演，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她给出建议：
或许跟只是告诉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有性行为的说教相比而言，我们更应该去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应该尝试性行为。我们从未尝试过帮他们区分对性本身的渴望和对于被关注的渴望。如果说成年女性里面确实有人用举止粗俗作为对于女权主义所带来的矫枉过正的限制的反抗的话，我们也并不能说年轻女性这么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对她们来说并没什么“女权主义”需要去反抗。这种色情片和钢管舞在所有地方大行其道的“全民皆色”的状况，并不是这个将性粗俗化的自由轻松的社会的一个副产品。这其实是对于那种以极度焦虑为特征的时代和社会中所特有的肉欲横流现象的致命一击而已。42
利维在她的著作《欲望的困境》（Dilemmas of Desire）中援引了德博拉·托尔曼（Deborah Tolman）对一些十几岁少女的访谈。托尔曼发现，这些女孩无法区分自身被渴望的体验和性的体验。女孩们同时也忽略了或者压抑了自己的性唤起，托尔曼称之为“沉默的身体”，这是因为她们害怕如果自己真的体验到“鲜活的性欲”，会最终导致自己染上性病或者意外怀孕。这些女孩大多数时候感受到的实际上是“很多很多的”困惑和焦虑。43
澳大利亚的女权主义者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说，对女性而言最近几十年是每况愈下：“解放并没有发生，连性解放都谈不上。有的只是色情片产业的解放，性幻想的解放，但是绝对不是人的解放。”44
空谈带不来解放，行动才是解放
妇女运动中有着太多的挑战和太多的自相矛盾，那些被政客们扭曲误导的性别歧视的统计数据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把这些摆到桌面上来，是因为这些对于女性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至关重要：除非那些听起来堂而皇之的标语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否则所谓的妇女平权只能是镜花水月。尽管妇女运动确实有些斩获，但当今的西方社会和文化结构对于两性而言都是问题多多。不仅如此，那些通过政治改良来为妇女问题立法的别有用心的考量实际上引发了无中生有的对男性的愤怒，并且偷梁换柱，把大家的关注和资源都从作出真正长治久安的改善或者建立更有效的两性合作的努力上移开了。
《旁观者》杂志（Spectator）的记者尼克·科恩（Nick Cohen）最近在一篇文章里面讨论了这种政治上的矫枉过正所带来的负面后果：
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对于语言力量的迷信。自1968年开始我们的政治倾向从左翼逐渐右移41，从此踏上不归路，大家坚信政治对手话语的字里行间埋藏着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和毋庸置疑的假设。因而明眼人只需进行解码就可以一目了然，并且每个人都会看到来自于精英阶层的压迫。诚然，你可以坚信改变语言就可以改变世界，以及只要在措辞上小心翼翼不冒犯或者伤害相关群族的感情就能消除种族主义或者同性恋歧视，但是这么做的后果是，真正的种族主义和同性恋歧视不仅不会改变而且会日益猖獗，而弱势群体继续被敬而远之。45
我们并未选择直面问题，而是自欺欺人地粉饰太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14年的时候同时发生了两个事件：密西西比州一个性教育课堂上把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比作不干净的巧克力46，以及身着比基尼的碧昂斯（Beyoncé）荣登《时代周刊》封面，成为“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47。从一个层面上来说，那张比基尼照片是对于美丽身姿竞相争艳的尊重，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而言，它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作为一个女性，无论你的成就有多高，外表仍然是你身上最为紧要的东西。那么那些崇拜名人的女孩（和男孩）会怎么想呢？其实《时代周刊》完全可以把封面改成麦莉·赛勒斯（Miley Cyrus）坐在破锤机的大铁球上面。
在今天的世界里，一个在媒体上出现的女性必须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对象化，以姿色博取注意力。如果她不是天生丽质，那就或者浓妆艳抹，或者装傻卖萌哗众取宠——但是她仍然必须竭尽全力走性感路线，其他问题可以交给图像后期处理来解决。
有的女影星的确挺身而出来挑战这种约定俗成的现状了。举例而言，《公园与游憩》（Parks and Recreation）的主演之一拉什达·琼斯（Rashida Jones）曾经为《魅力》杂志（Glamour）写过一篇讥讽事事色情化现象的短文，里面说不可能所有的女人都是脱衣舞女郎或者人人都身无寸缕纤毫毕现。她说，拥有并且能够自豪地展现自己的性感魅力曾经是女性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是现在一切都太舞台化了：“……我的观点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超饱和状态。”在电视上，这种过度饱和被称为“吨位过载”，电视节目审查员在看到某个词被过度频繁使用的时候就会这样报告。“对于色情内容和流行文化而言，我们显然吨位过载了。”琼斯说，但是由于这些图像和与之相伴的人物形象无处不在，那些追星族女孩可能不会把这种性感迷人的星光闪烁和展现女性的内在自豪感相关联起来48。
如果说碧昂斯登上《时代周刊》封面还不能被看成是这种色情过度的引爆点的话，那我们真的不知道要到什么样时才算是有问题了。就像女权主义者凯特琳·莫兰（Caitlin Moran）所说的，为什么今天对一名女性来说，拥有“极度迷人的秀发”变得如此重要？49还有就是，对于女性而言公开传递自我接纳信息的唯一方式难道就是宽衣解带吗？当我们坚信每一个女人都美丽性感并且鼓励她们把暴露更多肌肤作为自主自信的象征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对于身体外表更加强调，而且还使之贬值了。
我们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很多女孩本来对于被当成性感尤物嗤之以鼻，但是仅仅在有了一点点名气或者减了几斤体重之后，立刻就改变态度，认为性的对象化让自己更具价值和优势了。我们拒绝承认女人的优势地位来自于做一个性感尤物，然而却选择用身体部位来代表自己招摇过市，因为去掉了朦胧神秘，反而魅力不再。我们不认为迷惑不解的只有那些年轻女孩，创造和认可这种氛围的女性其实也都一样不知所措！女性自己就是那些兴味盎然地阅读名人八卦、讨论体重超标的人，而她们自己永无休止的幸灾乐祸让这些文章永远都会受到热捧。男人们实际上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致。也许，女性真正厌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性带来的力量是如此转瞬即逝，又跟生理状况如此紧密相连——而这两件事情却都不在她们的掌控之中。
只要女性继续允许这种低俗文化来塑造自己的自我认同和性形象，这种贱买贱卖就不会停止。如果想要真正获得力量，女性自身必须开始用新的方法来为自己定位和树立形象——一种既有别于不可控因素又不包含对男性的蔑视，而是能够融合她们自己的创造力并且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形象。男女有别，但是两性内部还各自有着更大的差异。因而对于两性而言，对于成功的定义没有必要雷同或者看起来相似。我们完全同意利维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性感风趣、聪明能干的话，就用不着装扮成脱衣舞女郎的样子，或者让自己变得像男人一样，抑或迫使自己成为任何跟浑然天成的自我不相符的样子。”50
教会我们的女儿如何成功女性在经济上越有成就，就越会意识到男性并不是权力更大的性别；她们会明白男性也是愿意接受权宜之计的。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拥有一切”。女权运动的一个误区就是期望工作能够既平衡两性的权力，又同时满足自我成就感。
很少有不附带任何责任的特权，而且真正成功的人也学会了在某些连带的责任或者义务并不能给自己锁定某些机会、带来某些益处或者有价值的体验的时候说“谢谢，不用了”。他们不会先得了某个便宜，后面再抱怨自己有多倒霉。女性需要一些如何走向成功的指导，让她们不再需要依赖法律条文或者政府规章来促进自身成功，甚至补贴自己的收入。
除了制定一些对家庭教养和工作同等重视的新政策之外，社会能为女性成功提供帮助的最有效方式是帮她们克服一些障碍，例如对她们进行谈判沟通技巧的指导。行动应该聚焦于为女性（和男性）创造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而不是采取禁止使用“专横”（bossy）一词这种实际上会削弱女性内在力量的方式，就像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她推行的“向前一步”（Lean In）运动中所做的那样——诚然，除此之外，这个运动本身非常积极有效51。这样的话会鼓励女孩们担负起领导的责任：“你知道吗？专横的人能把事情做好。虚心向他人学习，把功夫下足，这样你说话就会掷地有声，你的观念就会越来越受重视。登上顶峰的路从来都不轻松惬意。”
我们也鼓励女孩们去看那些能够通过贝克德尔测验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并且帮助她们订阅那些能够提升领导力的报刊杂志。在2013年，有17本女性杂志在发行量上超过了《福布斯》、《经济学人》和《职业妇女》（Working Moth-er），这其中包括了《时尚》（Cosmopolitan）、《十七岁》（Seventeen）、《诱惑力》（Allure）、《幸运杂志》（Lucky）和《少女时尚》（Teen Vogue）。事实上，《时尚》杂志的订阅量超过了《福布斯》、《经济学人》和《职业妇女》三本杂志的总和52。倘若那些阅读《时尚》杂志的年轻女孩们也能订阅一本涵盖经济生活和新闻时事的杂志，我们肯定就会看到年轻女性兴趣和注意力的大面积转移，和她们对自己信心的积极变化。
如果妈妈们和女儿们能够一起阅读这样的杂志，妈妈们就会有机会通过对话把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知识分享给女儿们，帮助她们规划自己的未来。毋庸置疑，如果两代人之间真的能够进行坦诚开放的谈话，探讨不同的决定会怎样影响人的一生，以及在这些不同的路途中自己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会避免太多太多将来的头痛和麻烦。
妈妈们同时也能跟自己的女儿们讨论早生、晚生或者不生孩子给生活带来的各种挑战和得失，例如学生贷款、怀胎十月，以及带孩子会如何影响自己的人生机会。女儿们需要这种谈话。职场妈妈或者重压之下的单亲妈妈能找到时间进行这种对话吗？我们强烈建议她们必须腾出时间这样做，让自己的后代能从自己的智慧中获益匪浅。
尽管在大学校园里女性数量已经超过了男性，并且她们会更多地参与各种课外活动，但感觉自己一直被太多要做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大一女生数量是男生的一倍还多（41%的女生对比18%的男生）。跟那些全无压力的学生们相比，这些精疲力竭的学生对自己的能力更不自信，在人际交往中也更没有信心53。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能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让更多的女孩参与团体运动项目，因为这能帮助她们建立起统一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团队运动中对于竞争与合作的平衡会为她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当其他的社交情境中缺乏应有的坦诚和开放沟通的时候，团体运动也能让女孩们学到如何相互依赖。母亲们也可以作出贡献，拿出勇气以身作则，向孩子们展现什么是女人之间的坦诚沟通——尊重对方，讲出真心话，不以讹传讹，不“人前一面背后一面”地搬弄是非，跟给自己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的人保持友谊。她们也可以通过不评判他人来给自己的女儿们作出表率，在描述他人的行为时不添油加醋或者作出道德评判。
同等重要的是鼓励女孩们主动邀约自己喜欢的男孩，这会帮助她们学会如何应对风险、面对被拒绝的情形，并且逐渐发展自己的品格、耐心和毅力——这些都是职场上的必备素质。从这些经验里面她们也能间接地学到，终有一天如何选择一个懂得欣赏敢于冒险的女性的伴侣。对男女两性而言，没有任何风险的生活都是极度无聊的。有风险的人生必然会有失败，而失败乃是成功之母，也是其必经之路。
提要
母亲和父亲必须同等重视对于家庭的投入和承诺。
女性倾向于维护关系中的表面和谐，但有话不直说会给沟通带来更大的困难。
女性一面要求男性温柔尊重，一面又要求他们强势霸道，这种自相矛盾令男性无所适从。
女权主义不能只要求权利、不承担义务，想要真正获得力量，女性必须开始用新的方法来为自己定位和树立形象。